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新业态从业者不同于传统劳动者,其在所处行业、组织方式、用工方式、计酬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新”的独特性的同时,该类人员劳动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现状也对传统劳动关系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护现状进行研究,从现行保险制度、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诉讼与仲裁的衔接、劳动者维权力量等方面分析保障不足的内在原因,进而从加强保险制度的建设、更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增强维权力量、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建议,以规范新型用工关系,促进劳动力市场有序发展,推动数字经济时代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多源流理论框架下新业态从业者参与社会保险的困境分析

在多源流理论的视角下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展开分析,发现我国新业态从业者参与社会保险,实现其社会权益的政策之窗开启已具备了问题源流维度的条件。在政策源流方面存在着外部参与者的利益碰撞,主要表现在制定政策的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与企业之间和内部参与者对政策的制定落实所起到的作用微弱等问题。在政治源流维度,领导者基于社会和谐稳定考虑,不能对现有制度政策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以使其与新业态从业者相容。因此结合这样的实际,新业态从业者参与社会保险国家文件的出台源于紧迫的问题源流的开启,同时,问题源流和政治源流已经汇合。但是各地方政府开展的试点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足之处。

新业态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的困境及出路

随着数字劳动技术的发展,新业态从业者的数量规模日益壮大,深刻影响了我国用工关系的认定及职业伤害保险的适用范围。然而,在新业态迅速发展的同时,从业者面临的职业伤害情况也日益严峻。囿于其从属性关系不明及“时间分散、空间分离、关系分化”的特点,从业者面对职业伤害风险时常游离于传统雇主劳动下的工伤保险制度。此外,用工关系认定标准模糊、专门性法律保护制度缺位、平台行政监管力量的薄弱等内因易导致从业者出现过劳竞争、救济无门等困境。因此,亟须明确我国新业态用工关系的认定标准、构建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加强平台用工的行政监管等,以此纾解困境,从而维系新业态和谐劳动关系。

互联网经济下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思考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整个社会的劳动方式的转变,新业态从业人数越来越多,而劳动法的修订却远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新业态从业者的就业具有灵活性、自主性、多样性等突出特点,同时,也面临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权益保护的困难性。结合实践中存在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难以认定从业人员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从业风险高以及相关部门监管不完善等困境,提出了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用工单位与从业人员的法律关系、加大社会保障机制的覆盖面、完善政府部门的监管等法律意见,以期在当前互联网经济下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能受到更好的保护。

新业态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险制度之构建

目前,工伤保险制度尚未覆盖新业态从业者群体,试点中的纳入性模式没有后续的制度演进空间,商业保险模式难以提供全面充分之救济。因此,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由平台与从业者作为共同的缴费义务主体,探索职业伤害风险的“任务化”认定模式,依据单次劳务给付行为建立职业伤害认定标准。合理确定职业伤害保险的待遇内容,实现制度筹资与支付的动态平衡,最终促进平台经济与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障的协调发展。

基于地方规制视角的新业态从业者工伤保险刍议

新业态从业者鲜有工伤保险。吴江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反证了新业态下劳动关系立法的必要性。浙江省适时制定职业伤害保险地方法规,明确平台企业基于非从属性排除的为从业者缴纳职业伤害保险费的义务、无用人单位及自雇的劳动者自主参保等事宜,以无缝衔接工伤保险,在立法上具合法性,于内容上也具合理性。

新业态从业者集体劳权的实现路径——以集体劳动法和反垄断法的协调为视角

从本质上来说,集体劳动法和反垄断法是相互对立的:反垄断法维护公平竞争;集体劳动法鼓励工人联合以“限制竞争”。鉴于集体劳动法是为了保护居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权益并致力于实现特定的社会政策目标,因而,反垄断法中设立了劳工豁免制度。但随着平台及数字经济的发展,不具有雇员身份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易被反垄断法视为具有经济实体地位的“企业”,难以适用传统反垄断劳工豁免,从而其行使集体劳权的行为会被认定为价格固定的“横向卡特尔”。为破解上述困境,一方面,可以扩大传统反垄断劳工豁免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可以对特定类型的新业态从业者设立竞争承诺制度,从而消除其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反竞争风险。在我国,应将具有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的单位就业员工、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平台网约劳动者”纳入反垄断劳工豁免的范围,并明确豁免的适用条件;同时,还要设立针对“依托平台的个人灵活就业人员”集体行为的竞争承诺规则。

后疫情时代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化解

后疫情时代,国家鼓励支持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但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一是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二是新业态从业者利用现有法律法规保障自身权益难度较大,三是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机制缺失。可以从加快制定和完善适用于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借助指导性案例明晰新业态从业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逐步构建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多方机制等方面,化解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护难题,营造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法治环境,助推新业态新经济模式发展和人民群众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零工经济背景下新业态从业者分析

零工经济一词开始流行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当时,大量的工人被迫失业,只能寄希望于临时工作维持生活。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零工经济的重要性再次凸显,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社会职业被大众所认可。从零工经济下就业者工作来看,他们大都工作灵活,可以随时随地工作,自主权很强,还可以自己决定每天的工作时长和雇佣周期的长短,成为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从零工经济下劳动者工作方式来看,他们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平台技术算法,快速匹配供需方,科技网络平台成为零工经济下从业者就业的重要平台。

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思考

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新兴平台企业的崛起,促进就业形态的转型升级,形成与传统就业模式不同的新就业形态。依托平台企业实现就业的新业态从业者群体在实现就业的过程中,存在工作稳定性差、工作风险复杂、工作性质模糊、缺乏劳动关怀和维护权益困难等问题,在劳动权益方面存在缺失。本文从政府、平台企业和劳动者三者角度出发,依靠政府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企业增强责任意识、劳动者自身增强权利意识共同努力改善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现状,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

新业态从业者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以浙江四市外卖骑手为例

伴随着新经济形态蓬勃发展,新业态从业人口也不断增加。但当前新业态从业者仍长期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的灰色地带,他们的社会福利待遇令人担忧。本文以浙江四市外卖骑手为新业态群体的代表,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描绘出了其群体特征、工作特征,并据此总结出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及原因,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新业态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构建的路径探讨

随着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新业态从业者剧增。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新业态劳动关系判定标准模糊及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门槛设置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健康权益保障存在漏洞。因此,构建独立于现行工伤保险体系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实现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安全保障权益势在必行。

健康中国视域下新业态从业者职业健康权的法律保障

职业健康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健康权还未得到有效保障。切实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健康权益,需要从新业态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研究新业态从业者职业健康权保障面临的新问题,强化政府监管职责,督促用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困境及对策探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及新模式的发展。新业态从业者与传统就业的雇佣关系比较而言,在组织安排、劳动时间、分配形式等方面呈现新的特点。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主要面临法律不够完善、权益保护不足和从业者维权意识缺乏的困境,本文提出健全相关法律及制度、政府职能部门加强监管以及提高从业者法律意识的措施,以切实加强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的保障。

算法自动化决策中“同意”的异化与修正--以保护新业态从业者的个人信息为视角

近年来,新业态从业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如何有效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的合法权益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新业态从业者的个人信息权益是其个人合法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规则却未能有效保护新业态从业者的个人信息,甚至异化为算法自动化决策压榨新业态从业者的“阀门”。“同意”不能(完全)被《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一款第2项所替代,其仍是平台经营者处理新业态从业者个人信息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为保护新业态从业者的个人信息权益,应当基于个人信息的分类对“同意”作出修正。新业态从业者基于一般个人信息作出的“同意”应属于准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是平台经营者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新业态从业者基于敏感个人信息作出的“单独同意”应属于法律行为,适用法律行为的规则。

新业态从业者社会保障参与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宁波市调查

本文通过对不同互联网平台的新业态从业者,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另外还包括一些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以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户籍因素等为自变量,新业态从业者对参与保险的选择意愿为因变量,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影响新业态从业者社会保障参与的关键因素。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发展研究——基于南京市外卖骑手调查数据的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日益陷入不稳定化的生存困境,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风险。鉴于此,本研究以南京市外卖骑手为例,依托实证调查、相关性分析和对“个人职业满意度”的回归分析,总结出“发展空间”、“社会认同”和“家庭支持度”三个正向影响因素,进一步剖析这一群体特征。整体来看,健全的法律法规、普适的劳动保障、灵活的培训方式、完善的激励性制度体系和包容的就业选择是调动骑手工作积极性,促进该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新业态工时基准制度的完善研究

新业态工时基准制度的完善,可以为从业者提供合理的工作生活保障,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业态用工模式突破了传统工时制度的治理逻辑,现行工时制度的适用困境主要为以下三点:性质不明的在线时间和混乱的报酬机制使从业者工作时长及收入不尽合理,滞后且粗陋的特殊工时制度无法覆盖新业态工时模式的需要,尚未完善的原则性规定无益于平台企业与新业态从业者在工时约定方面的恣意。在我国劳动法由传统“二分法”逐渐向“三分法”转型的背景下,有必要突破传统劳动法治理体系,发挥算法的优势作用,完善特殊工时制度,构建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加强对工时条款方面的限制,以实现保障从业者基本权益和满足弹性化用工需求的统一。

共享经济下劳动用工关系认定困局及法律路径

共享经济下,新型灵活网络用工模式涌现,匹配和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及效率,但也使从业者与平台之间劳动关系的界定成为难题。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二分法”已不能适应新型用工关系,基于劳动关系认定的“三分法”对新型劳动从业者与用工网络平台界定劳动关系能提供解决方案。

C2C模式下“网约车”驾驶员社会保险参保问题与改进建议

网约车作为共享经济的代表,学术界目前对于网约车的研究集中在法学与政治学领域,对于驾驶员参保问题少有提及。本文针对C2C模式下三类驾驶员社会保险参保存在问题就劳动关系认定、参保责任归属与社保费率调整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使网约车驾驶员社会保险参保现状能有一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