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由奠基、开创到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断孕育、生成和发展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即“新中国学”。“新中国学”特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学,由此也推动中国学从“他塑”转向“自塑”,重心从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转向探讨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中国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学科,是关于新中国的“百科全书”;作为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向世界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快构建“新中国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引领世界中国学发展,是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要求,也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为此,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本组专题讨论,重点以《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为题作多方面探讨,以期引领和推动“新中国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

史料是构建新中国史研究“三大体系”的基础。然而,新中国史史料学建设的严重滞后已然成为制约相关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科体系建设也明显滞后于研究实践的发展。迄今,有关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研究仍较多聚焦于相关史料的整理、分类、解读以及对个别史料的辨别考证等,更多的还是属于史料研究而非史料学研究。近几年,有学者已开始具体探讨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精神的当代价值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是党和国家倡导教育家办学的新要求、具体化表现。新中国著名大学之著名校长是新中国教育家的代表,他们具有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他们所拥有的教育家精神是推动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一种精神支柱。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以其优良的工作作风、无私奉献的精神、热爱教育事业的情怀、崇高的办学理想、坚守教育规律的品质、办学治校的管理智慧、直面困难敢于担当的勇气为当今高校管理者治校办学树立了榜样。如何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机制,为生成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家创造有利条件,是一个需要全社会进行思考与解决的重要课题。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画像——基于47位大学校长的分析

考察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特征是研究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需要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具有总结回顾著名大学校长群体特征之意义,也具有弘扬教育家精神,发掘培养教育家型校长的参考价值。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成长、成才、成功,有着性别、时代、出生地、年龄等自然变量影响的印记;与民族、社会地位、社会阅历等社会变量有关;与职业、经济待遇等经济变量有关;同时打上受教育程度、所学专业等教育变量的烙印;也受到政治立场、任期、出任方式等政治变量的影响。47位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特征显示出他们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者,是与时俱进的革命者,是艰苦朴素的育人者,是治教有方的大先生,是立场坚定的爱国者,是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教育家。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教师队伍建设思想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著名大学校长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杰出领导者和卓越教育家,在办学理念、教学改革、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为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影响至深,尤其是他们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有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才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其教师队伍建设思想的理论精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描就教师队伍的政治底色;重视师德师风建设,锚定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选聘与培养结合,突出教师队伍建设的双重路径;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强调教师队伍建设的融通视野;教学与科研相辅,明确教师队伍建设的融合发展思路;质量与数量统一,把握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诉求;注重团队建设,强调教师队伍建设的专业逻辑;理论与实践结合,彰显教师队伍建设的方法论;物质与精神兼顾,着力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保障。审视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教师队伍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及思想智慧,对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新中国初期海南黎族苗族地区提高农业生产力措施研究

海南全岛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黎族苗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实际,制定了一系列以经济-文化为主的政策措施,促进了海南黎族苗族地区由初期农耕社会-狩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化,使得其农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基础设施迅速改进、教育文化水平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迅速地拉近了与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并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措施,既符合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又充分联系了黎族苗族地区的实际,因而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益,其亦给当今推动海南黎族苗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发展75年的成就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概括起来主要有八大成就:城市化高速发展,实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移,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曲折发展之后,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巨大,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石,为城镇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城市公共服务成就斐然,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城市文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城市文化高度繁荣;城镇居民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居民幸福感不断增强;人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得到提升。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城市发展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路径,为全球城市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有四大经验:一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这是新中国城市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三是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加强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的引领作用;四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总目标,坚定不移推进城市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基于对1949—1956年中国主要理论报刊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宣传内容上,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以及过渡时期理论是知识界着力阐释的方面,它们渐次在三个历史时段被主要理论报刊集中述及。在宣传方式上,主要理论报刊最初表现出结论式的论断多于学理性研究的特点,国内民众借以认识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文献比较有限。1951年至1953年间,知识界开始注重通过引述列宁著作原文、类比经典文献的方式来阐明原理,因而对列宁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的阐释更加细致和深入。1953年后,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在更为宽广的文本基础上得到传播,列宁著作内容进一步得到学理性的解读。相关的宣传和阐释既推动了列宁学说的中国化、大众化,加深了国内民众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群体在建设新社会这一问题上的良性互动。

“功在国家,利在自己”:新中国初期的保本保值储蓄

1950年3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之后,物价趋稳,人民币币值进一步稳定。为消除民众对物价能否长期稳定的顾虑,国家银行在折实储蓄的基础上开办了保本保值储蓄。保本保值储蓄的适宜举办,对民众来说,改善了生活,增强了储蓄兴趣,初步建立了储蓄习惯;对于国家来说,聚集了社会闲散资金,支援了新中国国家建设。同时,保本保值储蓄的实施,为货币储蓄奠定了基础,也扩大了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体现了新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的人民储蓄与社会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北京陆续举办了折实储蓄、保本保值储蓄等,并以此为基础走上了人民币储蓄的新阶段,开创了新中国的人民储蓄。人民储蓄的创建,平抑了物价,稳固了币值,引导民众养成了储蓄的好习惯,使民众不担心物价上涨,保障了民众生活的安定,更使民众初步体会到了新中国生活的幸福感。

缔造国家视觉形象——新中国国徽设计考略

国徽设计是新中国设计界最辉煌与骄傲的成就之一,其诞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文章结合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史料,既对国徽设计背后的复杂历程进行钩沉,也对国徽设计团队多位参与者的文化归属、价值取向、方法实践等问题进行考察,揭示国徽设计蕴含的政治意象、时代精神与文化内涵以及国徽与国家形象之间的紧密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层对和平共处的认识

在两极对立的冷战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共处外交方针的指导下,至1956年,通过直接建交和谈判建交的方式,与2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外交实践,实现了与一些国家的和平共处。国家领导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实践中认识到:和平共处是新中国外交的长期方针;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是和平共处的核心;制度自信是和平共处的底蕴;国家富强是和平共处的后盾;和平共处要有危机意识;坚持和平共处形式上的多样性、策略上的灵活性和方针上的求同存异;签订和平条约和建构制度机制是和平共处的保障。上述认识对当下坚持和谐共处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有指导意义。

从缔造新中国到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对政治话语“小米加步枪”的构建与运用

解放战争时期,“小米加步枪”经由毛泽东公开表述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经典政治话语,它最初代表着党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党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用日常事物形象地表达抽象的政治话语,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实现党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层面的传递和濡化。新中国成立后,“小米加步枪”形塑内政外交,成为党阐释治国理政方式的话语工具,其革命属性逐步转向建设属性。改革开放以来,“小米加步枪”不仅作为党深化军事现代化建设的话语标尺,也延伸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域,从政治话语逐步向社会话语转变。“小米加步枪”在革命、建设、改革各时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党领导人民群众从缔造新中国到建设新中国历程中锻造出的政治符号,是百年来党带领中华民族从弱小不断走向强大的缩影,也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精神动力和信心源头。

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及未来展望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扶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脱贫攻坚的强劲支撑,也是后精准扶贫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战略的需要。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经历了萌芽阶段、奠基阶段、发展阶段、壮大阶段和成熟阶段,呈现出教育扶贫内容丰富化、主体社会化、对象精准化、方式多元化等特征。今后,教育扶贫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应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以人为本原则;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多元主体格局;保障教育资源,持续加大经费投入;优化政策结构,构建动态政策体系;完善监督体系,确保政府公平公正。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提高公共卫生防疫能力的实践探索及启示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频发,由于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尚未健全,人居卫生环境条件恶劣,老百姓公共卫生防疫意识不强,我国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能力明显不足。通过制定正确的卫生工作方针、积极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建立纵向的卫生防疫体系、实行科学的卫生防疫措施、动员开展清洁卫生运动等一系列实践探索,党领导公共卫生防疫的能力得到不断提升。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有助于为新时代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持续提高民众健康水平、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新中国初期吕振羽论教师思想教育及其启示

吕振羽在新中国初期创办党领导的新型高校过程中,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依据当时形势组织开展教师思想教育工作,就教师思想教育的必要性、教师思想教育内容、教师思想教育方法等,提出了富有创见意义的系列论述,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当今时代高校建设及教师思想教育均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新中国电影中“陕北根据地”文化符号的生成机制及其价值变迁

在新中国电影的革命历史叙述话语中,延安和“陕北根据地”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一个超越了地理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文化符号。其符号化内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即反抗苦难的革命叙事、情感归处的精神家园,以及战争场域下的信仰圣地。深入探讨“陕北根据地”文化符号的生成机制及其内涵变化,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载体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为当下中国电影如何建构和表达新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一些启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经历了缓慢发展阶段(1949-1977年)、初步发展阶段(1978-2000年)、稳步发展阶段(2001-2010年)和充分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当前,教材数量逐渐增加,教材内容体系逐渐丰富,教材类型增多,教材体例逐渐完善。我国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国家政策是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根本遵循,实践需求是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深厚土壤,学术研究是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重要推手,学科建设是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有力保障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启示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立场,始终坚持以构建中国特色学前教育学教材为目标,始终坚持加强学前教育学教材的科学研究,始终坚持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国际视野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汉乐传承、发展的总体情况良好,主要表现在:形成“大埔—珠三角”双核中心的地域分布;“民间派”与“学院派”并行、交叉的传承方式;“国家在场”的引导与民间汉乐外向性活动特征并存;表演性与展示性的社会功能得以延伸与发展;乐器组合历经了“弦索乐”到“新丝竹乐”的传承与变迁状态;音乐风格有重复化、统一化的趋势,“内敛奋进”的风格日益明显。可以说,新中国广东汉乐的传承发展给中国传统器乐乐种在当代社会的传承规律与发展策略提供了一份答案。

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的盐务管理

川盐在中国盐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但供应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以及陕西等地民众,还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川盐多由私商经营,存在运输堵塞、井灶停歇、销路不畅、劳资纠纷等问题,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与民众生活。基于此,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对财经工作的指示,西南财委积极领导西南盐务管理局推动四川的盐务机构重组与管理转型,使川盐由“民制、民运、民销”逐渐走向统一经营,盐业市场亦由失序走向新秩序,促进了经济恢复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