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海南黎族苗族地区提高农业生产力措施研究

海南全岛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黎族苗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实际,制定了一系列以经济-文化为主的政策措施,促进了海南黎族苗族地区由初期农耕社会-狩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化,使得其农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基础设施迅速改进、教育文化水平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迅速地拉近了与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并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措施,既符合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又充分联系了黎族苗族地区的实际,因而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益,其亦给当今推动海南黎族苗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功在国家,利在自己”:新中国初期的保本保值储蓄

1950年3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之后,物价趋稳,人民币币值进一步稳定。为消除民众对物价能否长期稳定的顾虑,国家银行在折实储蓄的基础上开办了保本保值储蓄。保本保值储蓄的适宜举办,对民众来说,改善了生活,增强了储蓄兴趣,初步建立了储蓄习惯;对于国家来说,聚集了社会闲散资金,支援了新中国国家建设。同时,保本保值储蓄的实施,为货币储蓄奠定了基础,也扩大了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体现了新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初期吕振羽论教师思想教育及其启示

吕振羽在新中国初期创办党领导的新型高校过程中,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依据当时形势组织开展教师思想教育工作,就教师思想教育的必要性、教师思想教育内容、教师思想教育方法等,提出了富有创见意义的系列论述,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当今时代高校建设及教师思想教育均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新中国初期出口贸易的定价策略及调适

新中国初期,对外贸易承担着出口创汇、进口国内建设必需物资以扶植工农业生产的任务。而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为打开国外市场,新中国外贸部门采取了多种方式,商品的定价便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商品的定价涉及多种因素,既需遵循市场规律,也必须通过一定策略突破西方封锁和垄断,还需为了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行调适,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展现出新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新中国初期“克服功臣思想”的讨论——以《学习》杂志为中心

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间,《学习》杂志开展的“克服功臣思想”讨论,缘起于读者李龙的来信。这一讨论的目的在于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发挥党报党刊喉舌作用,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挥报刊自身优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读者围绕功臣思想的表现、危害、来源、克服途径及资格应否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等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这次讨论体现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读者参与的广泛性以及刊物精心组织、组稿独具匠心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加坚定了其不断革命的信心和信念。通过讨论,更多人对执政党的干部标准有了全面准确的理解,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更好地得以贯彻执行,进一步启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新中国初期税收工作中反对“仁政”观念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财政收支不平衡等问题,人民政府决定实行增加税收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税收上非但不实行减税轻税,反而实行增税政策,与中国传统仁政理念相悖,引起党内外热议。在税收工作队伍中,“过去反对过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现在要多税收,相关工作人员在观念、情绪上也有抵触,因此便在税收工作中提出反对“仁政”观念。增加税收政策及相关措施虽然解了一时之急,但是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严重萧条局面。针对新局势,人民政府便调整税收政策,实行“减税”措施。减税政策的实施不但没有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反而促进了市场恢复和经济发展,进而带来了税收的增加。新中国初期的税收政策调整,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在实践中逐步提升的情形。

新中国初期美术宣传的三重逻辑

美术宣传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群众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理论逻辑层面,通过图像符号表达政治象征意义,将抽象理论具象化传播、理性思想感性化传播。在历史逻辑层面,党和政府改造与重建美术,在组织上强化党管文艺,在文艺方针方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美术工作者的身份地位转变为“国家干部”和“人民艺术家”,创作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变,叙述方式向大众化演变。在实践逻辑层面,通过运用领袖肖像、新年画、连环画、政治宣传画、政治漫画等基本形式,表达领袖认同、政党认同、制度认同、国家认同等基本内容。这一时期的美术宣传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可资借鉴:善于运用政治符号并且注重艺术性与公共性的完美结合,发挥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和文艺育德功能,注重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传播,注重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调查研究工作述略(1949-1952)

重视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解放与接管上海后,为全面了解上海各方面情况,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市委政策研究室与上海市各区委等部门密切配合,重点推进开展了“基本情况”与“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的调查研究工作,其成功的经验主要在于使用了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将调查研究工作制度化、多部门协同配合调查和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四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初期社会风尚的演变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成为激发社会新风尚的温床;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行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风尚的演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身体力行,成为社会新风尚的楷模。这些,在整个社会风尚的演变中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初期新闻宣传的价值重塑与体制重构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国际上美苏两种力量泾渭分明的抗争格局与国内新生政权亟待巩固的严峻挑战,党的新闻宣传承担着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赢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新生政权认同的历史使命。为此,党对新闻宣传开展全面价值重塑与体制重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思想体系,彻底改造旧有新闻宣传体制,确立党管宣传基本制度,形成了以党报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闻宣传事业一元化格局。新的价值理念和宣传体制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为新生政权巩固和新的国家形象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基本价值与基本体制影响至今。

论新中国初期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及其实践

新中国初期,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以革命根据地人民监察实践为基础,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到无疾而终的过程。人民监察通讯员揭发各种违法失职与官僚主义行为,宣传监察工作的意义,提出合理化建议,深入群众,反映群众问题。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融于新中国初期各种运动中,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提供了民众监督和干部接受监督的制度实践环境,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于发展新型的民主制度,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和加强执政党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共有”到“公有”:新中国初期北京江西会馆财产的清查与接收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同乡会馆的治理既有社会因素,又有经济需要,集中体现为对各省会馆财产的登记和接收。江西省会馆财产的清理与接收,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从地方公产转为人民财产的两个阶段,既利用了旅京江西同乡会,又借助了“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是在北京市民政局的直接领导下间接完成的。这一点,既反映了清末以来现代政权对民间组织不断侵蚀的趋势,又体现了新中国初期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特征。

新中国初期民族卫生工作的方针与措施——以全国民族卫生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十分重视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培养干部、经济贸易、政权建设、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项工作。其中,医药卫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初步改善了民族地区的卫生状况,使少数民族人民的健康得到一定保障,而且在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认同。全国民族卫生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关于少数民族卫生的会议,在新中国民族事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新中国初期的纪念活动与国家形象建构

对于任何新生政权而言,国家形象建构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形象建构不仅关系国内民众的认知和态度,而且关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和政策。同时,由于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西方媒体对新中国进行了种种扭曲的宣传和报道,力图丑化中国形象、颠覆新生政权,由此使国家形象建构变得更为必要。新中国初期的纪念活动具有表达、感染、聚焦、强化功能,向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诠释、展示了国家形象,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载体。

新中国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认识及工作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了全面大规模的组织化重构,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和各类社会团体管理为辅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通过街居组织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通过社会团体把不同职业、性别、年龄、文化信仰的社会群体纳入受政府控制的相应社会团体中,从而实现了对城市全体社会成员的有效控制和整合。

新中国初期丝绸贸易对象的转变与产品风格

不同于历代,新中国初期确立了以外销为主的丝绸经营方针,丝绸产品远离国内服用习俗,外销绸成为丝绸设计的主体。20世纪50年代以苏新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产品设计基本沿袭传统,风格稍嫌单调与保守。60年代贸易对象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品设计思路随之调整为"投其所好"。通过对国际流行的间接接触与掌握,设计人员根据客户的审美与时尚需求不断推陈出新,资销与社销产品风格鲜明,适销对路。研究表明:新中国初期丝绸贸易对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风格。外销丝绸为中国赚取了大量外汇,为新中国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

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与新中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以河南开封为例

城市民主改革运动是继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中共为进一步肃清反革命分子,打倒封建残余势力而进行的一场社会改造运动。开封市的民主改革运动在工厂、行业、街道三个领域全面开展,通过串连、诉苦发动民众,使城市各方面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民主改革运动进一步奠定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促进了城市的生产建设,纯洁、完善了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借此,国家政权创建了与自身相适应的社会基础,实现了"以国家建国家"。

新中国初期电影政策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初期国家和政府基于我国电影的历史传承和时代特点,推出了较多的电影政策。电影政策显示出独具的特点,既具有积极的促进的作用,也出现过曲折和动荡,产生过十分消极的作用,呈现出复杂的形态,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电影政策的制定与变化,是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风向标和晴雨表,适应社会与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特点,就能够大大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反之,则会使之遭到迟滞和倒退;电影政策既应与文艺政策及其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相一致,同时又应体现出自身的特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当遵循电影文化的内在规律,以及基本特点与功能;电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必须科学认识电影文化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以发展电影事业与电影产业为宗旨,以创造电影的更高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目标。

“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与新中国初期城市街道治理

“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体现了城市街道治理的“赋性别化”特点,原本居家的家庭妇女卷入公共参与,成为翻身的劳动妇女、治街如治家的女性积极分子。“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并非基层权力角色,而是一个街道治理形象。这一形象建构是国家与妇联组织围绕“中心工作”的共谋和共建,是诉苦机制和同构机制的结合,也有传统性别角色的嵌入。在街道治理实践中,国家权力在城市进一步扎下根来,妇联组织回归“娘家”定位。“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

新中国初期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的创作设计,旨在弘扬民族文化、美化城市。但是,这种设计形式没有处理好建筑的适用、经济和美观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片面追求建筑外表的华美,从而使建筑成本大大增加,造成巨大浪费,违反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基本建设方针。为此,全国开展了反对建筑领域浪费的运动,这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建筑学界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也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就是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从而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对建筑领域反对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党史学界研究的空白,而且还能够为当前提倡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