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剧艺社史事——兼及与新中国剧社的关系

剧艺社是西南联大一个有着独特价值和地位的社团。它是由壁报团体发展成演出团体的。它诞生于1944年秋,创作演出了许多抗战戏和反内战、争民主的戏剧,推进了学院派戏剧艺术的发展。剧艺社还发起了一台民族民间原生态歌舞的演出,和新中国剧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西南联大北返后,剧艺社开拓了北大、清华、南开的戏剧新篇章。

论新中国剧社的职业化创作——兼谈话剧的职业化

职业化是话剧走向现代化的中介,是建立话剧现代演剧体系的现实策略。新中国剧社是20世纪40年代职 业化运作较为良好的职业剧团,其职业化创作极具特色。本文拟以新中国剧社为个案研究,探讨话剧的职业化问题。

论新中国剧社的职业化经营——兼谈话剧的职业化

戏剧生产是文化经济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经营的角度关注戏剧的各个环节,把戏剧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艺术生产力,才能抓住文化经济时代的有利时机。新中国剧社是20世纪40年代职业化运作较为良好的职业剧团,运行中始终秉承以民间职业剧团为载体从事进步戏剧事业的经营理念,审时度势地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经营决策和经营措施,取得了许多值得今日剧团借鉴的职业化经验。

青春结伴赴国难 驼铃声声路漫漫——杜宣谈当年新中国剧社

金秩时节,挂花飘香的历史文化名城桂林,迎来了新中国剧社五十诞辰。我应邀赶赴桂林,参加由桂林市文化局、党史办举办的“新中国剧社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并在桂林访问了新中国剧社的创始人、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杜宣先生,他满怀激情地回忆起新中国剧社成立、发展的过程,表达了对已逝老同志的深切怀念。“五十年前,正是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风雨如晦,抗日文化运动处于低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

新中国剧社的来龙去脉——西南剧展系列论文之二

回眸历史已风烟。曾被认为是“唯一的人民剧团”^(①)的新中国剧社,如今鲜为人知。这个“把中国戏剧文化启蒙运动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的团体”^(②),“大后方第一个把握人民现实生活的话剧团体”^(③),几乎已经被今人遗忘。然而,当我们回首中国现代戏剧史,聚焦“中国戏剧界空前盛举之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④),就会发现新中国剧社忙碌的身影。作为西南剧展的两个发起单位之一,新中国剧社对于西南剧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论新中国剧社的管理智慧

新中国剧社是抗战时期活跃在西南的著名的民间职业剧团。剧社在应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时,形成并采用了一整套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管理方式。在战略、策略的制定与执行,在干部的任用,在艺术组织的结构建设,在领导艺术和管理方法等方面,积累过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新中国剧社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艺术管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表征着中国现代戏剧在体制和机制建设中逐步完善的历史特点。

欧阳予倩与“新中国剧社”赴台演出

1946年12月,欧阳予倩参加"新中国剧社"赴台湾演出,由他导演的《郑成功》、《日出》、《桃花扇》等轰动台北,成为台湾地区戏剧史上的盛事,也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这次演出不仅促进两岸的话剧交流,而且推动了台湾话剧和大陆戏剧运动的发展。"新中国剧社"赴台演出,促使沉寂多年的台湾剧运与大陆开始汇流,将海峡两岸中华民族戏剧的血脉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在新中国剧社 忆田汉、瞿白音同志

1941年10月新中国剧社在桂林宣告成立。桂林是抗战时期三大文化名城之一,新中国剧社是纯民间的职业剧团。当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军警特务在美丽的桂林横行,投降的阴风阵阵袭来,抗战前途岌岌可危。

革命者·才子·戏剧家

我代表剧协四川分会祝贺席明真同志从事戏剧活动55周年。在今天召开的盛会上,仅就我对席公的局部了解,谈点个人看法。我是1947年在重庆经程谦谋烈士(1949年解放前夕牺牲在中美合作所)介绍认识席明真的。首先我们是同志关系,其次是同行关系。无论在年龄上,革命途程上、戏剧工作上,他都是我的兄长,可以说,我们又有一层兄弟关系。就我认识席明真同志开始,首先感到他是一个革命者。解放前,他主要从事革命工作,我以为,这是了解席明真55年戏剧活动的一把金钥匙。即使从事戏剧工作,在解放前,那也是作为党的一项战斗武器。

抗战胜利前后田汉与昆明的文化、戏剧活动纪实

抗战后期,著名戏剧家田汉和安娥、冯玉崐带领“四维儿童剧团”,从广西前线的桂林,历尽艰辛,流亡到贵阳,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他们原拟去重庆,但因接到“新中国剧社”先去昆明的瞿白音发来的电报,说青年远征军二○七师邀请田汉到昆明指导该师戏剧活动,才决定入滇。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六日,他们离开贵阳,二十二日到云南曲靖。田汉二十四日先抵昆明,在那里度过四十七岁生日;冯玉崐则因带领四维儿童剧团在曲靖劳军演出,二十九日才到达昆明。全团一百零九人中,孩子居多。为了让孩子们生活上能有保障,田汉乘全国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罗卓英(在桂林时相识)赴滇检阅二○七师之机(四月八至十一日),以军委会政治部第六处(戏剧宣传处)少将处长名义,要求罗收容这些孩子。四维儿童剧团于是以一种独特的编制直属青年远征军第二○七师政治部,改名“四维儿童戏剧学校”。它在昆明、曲靖共八个月,演出了《江汉渔歌》

我与话剧舞台

我干演员工作到现在已有五十余年,但同到我的“出身”,用我们同行中常喜欢用的话,就是“从舞台上滚出来的”而且是草台班子出身。因此就实践说不出什么理论,那就干脆“从实招来”吧。我从事演员工作是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混”进来的。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家乡沦陷,读书的经济后盾失掉,我和一位同学(已故的老演员卫禹平)失学又失业流浪在汉口,靠典当衣物度日,住在一个小旅店中整日无聊去街上闲逛,有一天忽然在墙上的贴报栏上看到,汉口大公报召考话剧演员成立大公剧团,供食宿,太好了,两人去碰碰运气吧,不想一试就中,从此居然成为“演员”了。

朱琳:永不谢幕的“话剧皇后”

2012年,年近九旬高龄的著名话剧艺术家朱琳,在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献礼大戏《甲子园》中登台,扮演王奶奶。这是朱琳最后一次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坐着轮椅的她坚持完成了演出。她说：＂我快90岁了,要给自己留个纪念,我要再听一听首都剧场的钟声。＂至此她完成了自己的谢幕演出。＂中国话剧皇后＂之誉的朱琳,1923年5月出生在江苏连云港,1937年参加革命。历任淮阴长虹剧社、武汉抗日救亡演剧队、新中国剧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等,曾系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协会理事、北京市戏剧协会常务理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委员。

抗战文化研究书信往来中的情缘和友谊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在从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过去不曾相识的朋友,有的直到辞世也不曾晤面,可是书信往来不断,其中有抗战时期曾经在桂林文化城生活和战斗过的文化老人。

田汉的抗战情怀——从田汉在桂林抗战文化城说起

田汉一生,兴于戏曲,结于戏曲;田汉情怀,融于戏曲,显于戏曲;田汉心灵,寓于戏曲,绽于戏曲。抗战爆发,武汉、广州沦陷以后直到湘桂大撤退,即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这六年时间里,田汉主要在桂林开展抗敌戏剧活动,其抗战情怀挥洒、浸透、熔铸在桂林美丽的山水之间,铭刻在众多文化人、戏剧人和热心观众心田。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谨以本文表示缅怀和敬意。

抗战时期旅桂文化名人在桂住址调查

文化名人住址,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遗存,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标记。抗日战争时期,桂林被誉为"抗战文化城",旅桂文化名人达200余人。当时,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岩洞较多的七星山、隐山和穿山周围的福隆园、施家园、六合路、丽君路、榕荫路一带租房安身,从事抗战文化工作。由于战争的原因,上述地区的房屋建筑,在1945年秋桂林光复后已经荡然无存。广西省立艺术馆、《救亡日报》旧址。

难忘的上海舞台

我在从事话剧艺术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的历程中经受过种种辣甜苦酸、但当忆起我与上海话剧舞台的昔日往事,不知为什么,我的眼前首先晃动着的却是一个迷恋着演戏的小女孩的身影,因为正是上海,使当时我这个小女孩、小戏迷有机会进入了戏剧的园地,成为一个话剧职业演员和导演,给我印象至深难忘并决定了我的前途的一段生活,便是上海的校园学生戏剧活动与演出。我是一九三三年来上海读中学的,先是在培明女中,后来又转到上海私立上海中学,那时候的我几乎对什么都感兴趣,打球、唱歌、舞蹈、田径、书法、演讲等都爱,我曾多次参加过与之有关的各种竞赛,还得到过不少好名次。但是。

他为舞台灯光艺术奋斗一生——记孙天秩同志

孙天秩同志是一位有成就的舞台照明艺术家,建国后,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灯光教研室主任,培养了大量的舞台照明艺术家,对我国舞台美术的发展,卓有贡献。他根据自己长期的艺术实践,又收集了大量资料要着手写一部《中国舞台灯光艺术史》,不幸由于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这是我国戏剧界一大损失。

悼念白音忆桂林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下午,在文代大会上,三千多位代表,以极度悲愤、激动的心情,聆听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