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求实·超越——读《新中国文学史》

当代文学应不应当写史,能不能写好史?这是文学理论界曾引起争论的问题。本文秉着求实的精神,贯穿争鸣的思想,通过对新近出版的《新中国文学史》一书的有特色的评论,得出了当代文学应当写史,而且当代文学史能够写好的中肯结论;分析了新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文艺思潮论争、代表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与风格等问题。这是本书评的学术性之所在。

作为精神史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草创而成的“新文学史”,其增删、出版、普及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并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变迁,需要将其视作思想史的材料,加以系统的探讨。通过揭示《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思想方法、历史观上的联系,呈现《中国新文学史稿》引起的讨论中所具有的共识,指认在文学史的体例中具有的政治性、思想性,以及王瑶的治学理路具有的激进一面,进一步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一般性的思想状况。《中国新文学史稿》本身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其内部的增删与公开的讨论都可以视作是思想史上的典型个案,体现着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打开《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个人的、集体的精神史的维度,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历史转折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激活“新文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

文学史的述体由三重述体构成。文学史的时间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空间内的一段历史时间。文学史的空间也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历史时间内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叙事的时空应该是一个三维的时空,即述体时空、故事时空和话语时空。文学史叙事的特点揭示了述体的感受能力和思维逻辑与文学史"四本"内在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及代表述体的叙事者进行的叙述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这些关系及由此而确立的相关规约,共同构成了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与文学史文本时空之间的伦理关系。

启蒙理念与文学史叙述--评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

二0一三年，由丁帆主编，南京大学文学院多位学者参与撰写的上下两册、洋洋上百万字的《中国新文学史》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当然是学界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丁帆把现代启蒙理念与文学史发展变异内在化结合的思考成果，意味着丁帆试图更为系统和明确地提出自家对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独到见解。当然，从中隐然可见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共同的精神氛围与文学史趣味。这样一部承载了学术总结和学术抱负的文学史著作，无疑值得认真对待。

史学视野里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兼论黄修己先生的治学风范

黄修己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是第一部从学科史角度全面总结新文学史编写过程的书,在史学上呈现出专精和博通相结合的学养,在史识上彰显出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论概括的能力,在史才上表现为组织得当、语言简练又不失文采,在史德上体现出客观求实的精神和宽容的评价态度。重温《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总结黄修己先生的治学特色,无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继续发展,还是对于新一代学人的成长,都是不无裨益的。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超越性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具有"超越性",它一方面顺应了历史潮流,另一方面又对时代有所超越,即成功地摆脱了某些历史的"暂时性"。不论是在大的写作态度上、体例上还是在小的观念上、技巧上以及材料运用上,它都还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它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王瑶的某些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但其学术性以及相应的学风并没有过时。

政治与学术话语的交织变奏——王瑶和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本文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政治化建构出发,知人论世、由文及人,对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内容特色进行新的解读,认为王瑶的《史稿》具开创性,但呈现政治与学术话语的交织变奏。王瑶试图融合庞大的共同性的时代语言,自觉遵循主流话语关于历史陈述的原则和方法,又在政治天地努力开拓学术空间,建立非常的新文学学术规范。王瑶的学术选择和政治诉求是时代的需要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

中国新文学史上不能没有陶行知的位置——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久已驰名海内外;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享有越来越高的国际声誉。但是,作为文学家的陶行知,却至今仍不见诸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值此举世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对这位中国现代文化巨子的文学家地位予以确认,这不仅有利于世界性的陶行知研究的更加深入,亦可弥补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的不足。

多元重构:中国新文学史范式变革趋向

中国新文学史旧有范式的局限导致了范式变革的必然 ,2 0世纪 90年代年代文学发展和文学批评的多元格局决定了范式变革的多元重构趋向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史?

如同远足的旅行者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为什么而出发"一样,文学史写作也当如此。文学创作在不断变化中,文学史文本也在随之变化。面对不断前行的文学史"重写",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满意过,"新民主主义话语"指导下的文学史太过政治化,"启蒙主义话语"主导下的文学史又过于审美化……绝对主义固然不好,相对主义也需要深入考量。我们不需要单一的、他者化的文学史,也不需要封闭的、过度阐释的文学史,需要的则是多元、动态、不断反思的文学史。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北大现象”

中国新文学史的发生与北京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校一刊"诠释了新文学初登舞台时两者的互动共生关系。胡适、鲁迅、周作人、王瑶、严家炎、钱理群、陈平原等一代代文学史家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着新文学史的进程,引领文学史观念的更新、评价标准的变化、研究方法的迁延,并对国内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形成强大的辐射作用,进而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北大现象",其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史学传统、权威意识、创新精神。今天,个体写史模式的开启,加速文学史写作"战国时代"的来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大现象"的影响力。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当代文学”的诞生

无论是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的诞生,还是作为事件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源起,对它们的考察,都离不开1950年代初的中国新文学状况。换一种说法,在1950年代,正是中国新文学史的编写,催生了"当代文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体现出来的文学史观念与写史立场,对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取舍与评述姿态,已沉积为学界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话语资源。一些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者关于"当代文学"学科内涵的理论梳理,为《史稿》与"当代文学"诞生的内在关联提供事后的理论支持。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再探析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独特的编写体例、分期方式及价值评判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新格局的形成。《中国新文学史》充满活力的写史语言、富于个性和激情的叙述方式时至今日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面临转向的关头,回顾与梳理这部史著意在正本清源、启示当前。

关于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新体系的思考

本文在“一国两制”的历史背景下来探讨重新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内容体系的问题，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立足于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总体发展路向，寻绎和描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对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历史教训也作了分析。

关于史书类教材编写中的学术创新性问题——以《中国新文学史》为例

教材的编写一贯遵循守正出新的原则,在遵守基本编写原则的基础上,适度将该学科已得到学界认可的新成果融入教材中,尤其是史书类教材的编写,很难将个性化的研究成果和编写理念贯穿其中。教材如何做到与时俱进,满足不同时期教育教学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成为史学类教材编写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中国新文学史》为例,试图分析史书类教材如何突破固有思维模式,在“以史带论”中彰显治史者的个性,从而更好地体现出教材编写的学术性和创新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为例

建国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第一次将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确定下来,也是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相结合,为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个范例。《大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服从于新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在新文学研究领域的演绎。新文学史的"革命知识论"与阶级斗争话语模式也在《大纲》的指导下初步形成。

当代文学史著述的全新尝试——评南大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文学史”研究应当是全部“文学”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文学史的根本责任也正是要勾画出文学演进过程中所隐含的人的精神轨迹,“人的自觉的现代意识的确立”应当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当代文学的核心支撑点,《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一书在这方面为我们现有的研究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构架。

超越的文学史视野——评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

《中国新文学史》对中国百年文学史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考察,作者眼光敏锐,在文学史观、文学史分期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见,在筛选及评价作家作品时,坚持历史的、人性的、审美的价值标准,并对新世纪文学入史做了初次的尝试。与同时期的文学史著相比,本书颇具特色。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性突破——评冯光廉、刘增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发展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系统性研究工作,伊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迄今已六十余载,出版了几十部专著。建围前,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几近同步;建国后,尤有大的发展与成绩。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被公认为最具权威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近年来,学术界兴起重写文学史的动态与意向,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是希望打破原有的格局(如作家作品论的体式)。孙昌熙、朱德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以“文学与人”为主要视角,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和研讨中国现代文学,采取宏观评述与抽样分析相结合的写法,初步打破了业已僵化的现代文学史著的格局和体例,给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吹来了一股扑面而感的春风。而冯光廉、刘增人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则以“文学与现代化”为主要视角,以文学主题现象为中心线索,进行多维角度错综交叉的论述,建构了全新的文学史框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学术界有人称之为是继王瑶、唐弢本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的第三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