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晓苏新乡土小说的女性想象

湖北作家晓苏的系列小说具有新乡土小说的特点,他写出了乡村女性的“油菜坡性格”:真、勇、智;书写了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女性的性交易、性压抑、性骚扰、性奉献、性侵犯等,揭示了新乡土女性的生存百态。晓苏将民间立场与批判立场、启蒙立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喜剧性的人物、喜剧性的情节和幽默的语言艺术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带着一点“悲”气的故事。晓苏的新乡土小说体现了作家对当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持续关注,对乡村女性命运的深入思考。

论贵州作家王华的新乡土小说创作

随着乡村转型的深入,乡村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文化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新变化,需要以新的表达方式与创作方法展现农村新面貌,新乡土文学应运而生。王华的新乡土小说基于乡村转型的基本事实,用寓言化书写的新方式展现乡村境遇,从而引导社会的关注与思考。通过地域化、细微化、祛魅化的乡土观察新视角,体察城乡变迁中的乡村图景,更新文学介入乡土的方式。作为贵州籍仡佬族作家,王华用其新乡土小说记录贵州的“山乡巨变”,用“成长”中的新农民形象谱系塑造、具有在场感的“脱贫攻坚”书写、基层干部群体刻画展现新时代乡土文学作家想象,书写乡土中国的新内容。

论新乡土小说的困境与出路——以付秀莹的《陌上》和《野望》为考察点

乡村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新乡土文学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时期应运而生。新乡村现实一方面需要乡土作家及时回应,另一方面又给当下作家书写乡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尽管新乡土文学已然是作家顺应乡村剧变作出的努力,但就目前的乡土小说现状来说,困境依旧明显存在。付秀莹作为当前具代表性的乡土作家,她的《陌上》与《野望》以一种清新、质朴的笔调营构了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芳村”,描绘了一幅独特的风俗画、风景画,书写“芳村人”隐秘的心灵世界,揭示出乡村新现实下的人心变动,一定程度上为新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突围思路。与此同时,其作品表现出的新形象塑造匮乏与理想性书写缺失的问题应该引起包括付秀莹在内的乡土作家的注意。

台湾地区新乡土小说的特点——以童伟格为例

乡土小说一直在台湾地区文坛占有重要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地区文坛涌现了一批具有新风貌的乡土小说,以袁哲生、吴明益、童伟格、甘耀明、伊格言、许荣哲、张耀升、王聪威、高翊峰等人为代表,他们的小说迥异于以启蒙为立场的描写乡村社会或以批判为态度描写城乡对立的前代乡土小说,以“零度写作”的姿态,通过描写乡村的怪力乱神来实现较为私人化的文学关怀,体现了新乡土小说的显著特征。文章在介绍新乡土小说的概念和特点的同时,以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童伟格为例,分析他作品中对死亡与时间的关注,并将这种关注与他书写的“弱者”“废人”的生存逻辑联系在一起,来具体考察台湾地区新乡土小说的写作实践,指出了新乡土小说创作中的不足和对当下的启示。

我们如何叙述农村？--关于“新乡土小说”的三个问题

新世纪,中国农村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了,它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也使旧的因素在新问题中得到了新的表现或组合。如果没有新的视野,不仅无法理解当前的中国农村,更无法创作出具有新意的大作品。如何叙述农村?今天的"新乡土小说",应该在继承既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现农村中的新问题与新经验,并对一些"老问题"做出新的思考。

何处是归程——“新乡土小说”论

“新乡土小说”以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往返于城乡两域的农民为表现对象,描写的笔触广涉城乡,从而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由于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不定,所以这一创作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含混的特征;“新乡土小说”的价值困境表明,只有充分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融汇,才能在准确把握当下的基础上提供关于未来的明确想象。

台湾新乡土小说的历史想象与反讽——以甘耀明《杀鬼》为中心

乡土作为自古有之的文学母题,从不曾自外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但台湾1990年代以来的新乡土小说的评价标准却有待翻新和重建。本文通过对新乡土小说代表作家甘耀明的《杀鬼》之评析,看取两方面的新质:从叙事方面以想象历史反映当前台湾社会政治文化迷思;从艺术方面通过魔幻写实手法丰富乡土书写的审美价值。

寻根·拔根·扎根——90年代以来新乡土小说的流变

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小说家们在20世纪末前后以一种闯入意识暗区的美学冲动表达着他们内在的文化焦虑。截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并使其与80年代文化"寻根"进行精神脉络的衔接,能使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围绕着根性内涵的演变而清晰呈现出"寻根"、"拔根"、"扎根"的精神探求特征和文化命题的衍变。这对当代乡土小说的研究无疑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时段与内涵主线,显示了其难以替代的研究优势与价值。探察90年代乡土小说,以"寻根"为研究起点,以根性内涵的演变为研究视点,可以使我们获得双向的重要收获:对内,我们可以把握到小说家扎根民族、民间文化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向外则可以获得促成90年代乡土小说演变的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到这种转型不仅与当代乡土中国的现实变革有关,其中所涉及的文化命题还有其普泛意义。

“独特”的形式 “独特”的世界——从《马桥词典》、《上塘书》、《水乳大地》看当下新乡土小说的形式探索

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文化批判与建构努力的中国乡土小说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面临着日益式微、迷失的困境,穿行在茫茫乡野大地上的乡土作家们以自己的雄厚实力推动新乡土小说这支劲旅以“本土化”的独特性奋起抗击全球化(即西方化)的文化冲击,这不仅在文化哲学方面表现出富有个性化、本土化的民族文化的艰辛探索而且在文学形式方面表现出创造新颖独特的文本样式的不懈尝试。本文试图以《马桥词典》、《上塘书》和《水乳大地》三部长篇小说的叙事形式探索为依据,力图寻求近年来新乡土小说的外在形式方面的个性化趋势,即在打破传统叙事所进行的“词典”、“地方志”、“时间空间化”的开拓性尝试。

新乡土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蕴涵

新乡土小说之所以为"新乡土"小说,其关键既在其所书写的对象,更在其书写的方式。新乡土小说虽然仍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思维内核,其基本叙事模式也承续了已往传统,但在这些传统模式中蕴含许多审美新质。

论现代化语境下新乡土小说创作--叶炜《富矿》《后土》与沈从文《边城》的对比阅读

《富矿》与《后土》是新乡土小说的重要作品,也是现代化语境下苏北社会生活变迁的风俗画,将叶炜的苏北新乡土小说与沈从文的湘西乡土小说比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从创作语境看,前者的创作语境是现代化,后者的创作语境是战乱;从人性书写看,前者侧重展示人性的假、恶、丑,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后者书写了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的真、善、美,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从叙事风格看,前者是乡土写实,后者是田园牧歌;从创作主体看,前者对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后者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审美过滤。

地方·颓废·返魅:台湾“新乡土小说”研究

台湾"新乡土小说"延续了"乡土文学"反思现代化的社会批判功能。它通过描绘地理地景、乡土风俗等书写策略来积极建构"地方性",以分割"现代化"话语的整体性;塑造了"废人"形象系列,用颓废者的否定姿态传递对现代社会的反叛意识;同时以奇谭浪漫、神秘鬼魅的后现代审美意识疏离主流论述、质疑历史正典和文化正统。但其疏离现实的消极立场、悬置价值判断的保守态度以及解构叙事的书写策略又消耗了其社会批判的针对性与批判强度,导致失焦、乏力的空虚状态。

论新文学传统流变中的“乡土文学”与“新乡土小说”

自“乡土文学”命名后,乡土文化长期处于被现代文明观看的“客体”位置,一方面,乡土是被“发现”、被“揭示”的;另一方面,乡土文化在“被看”中丧失了自我言说的权利,作家的乡土审美也因此显现出抽象化、符号化、寓言化特征,而近四十年的城乡交往叙事以具象化、日常化、现实化的农民命运书写拓宽了“乡土文学”的审美视域,相应地,“乡土文学”的历史命名面临挑战。径直地将近百年中国文学有关乡土、农村、农民的书写统称为“乡土文学”,既有悖于切实的文学情境,也缺乏此概念产生、发展的现实根基。因此,寻找新的命名方式及理论依据,既符合文学思潮应运而生的历史逻辑,也能契合新时代农民精神和乡村文明的当下审美建构。

周大新乡土小说中的灵肉关系论

一周大新于1952年生于河南邓州,1970年从军,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第一篇正式见刊的小说《前方来信》于1979年3月25日发表于《济南日报》,创作生涯由此开始,至今笔耕不辍。周大新的文学创作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划分,第一个是体裁角度(1),第二个是题材角度。

台湾新乡土小说隐喻复杂性探微——以童伟格《无伤时代》的动物隐喻为例

＂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以及多重意义的沟通形式,在台湾乡土小说的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传统乡土作家因政治因素不得不选择＂隐喻＂不同,新乡土小说家更加纯粹而自觉地使用＂隐喻＂来书写＂无伤＂的乡土世界。本文主要以童伟格的乡土小说为研究对象,剖析其＂动物隐喻＂的多重意涵,试图深入到作者的创作思维与心理结构之中,发现台湾乡土叙事的新貌。同时,在新、旧乡土小说的对照下,从隐喻意象的选取、隐喻的时空性、隐喻内部的互动性等角度探讨新乡土小说的隐喻特色,进而发现其隐喻的意义与复杂性,以明传统乡土小说与新乡土小说的递变。

新时期地域乡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研究——以《人生》《高兴》《红高粱》的读者反馈为例

域外读者阅读层面的接受效果是考察中国文学“走出去”成效的重要维度。海外读者的新时期地域乡土小说的阅读评论集中于《红高粱》《人生》和《高兴》三部作品。地方乡土文化、地方性与世界性的乡土写作特色以及当代中国现状是域外读者关注的焦点。翻译是作品跨文化传播力构建的关键,应处理好乡土文化传真与可接受度的平衡。三部乡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好评和良好接受得益于乡土文化主题设置、成功的乡土文化译传与海外知名出版机构的鼎力相助。这些为提升中国新时期乡土小说域外传播效果提供了宝贵经验。

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基本是缺失的。完整的乡土经验进入小说文本,是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相遇的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土小说的分化基本都是政治形势驱动的结果,对政治的不同态度衍化出了不同的乡土小说流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时代呼唤出来的科学话语体系,确立了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主流地位。新时期乡土小说打破了那种整齐划一的文学局面,20世纪以来的本土文学传统被激活,西方文学资源的大量引进催生了中国文学一波接一波的文学思潮。内外共振中,世纪之交的乡土叙事更加厚重、更加开阔、更加圆熟,也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最切近的文学传统。新的文化语境、新的表现题材、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叙事手法,使得“新乡土小说”的生成成为可能。

新乡土小说的新看点——读李传锋的新作《山巅之村》

年过七旬的李传锋先生宝刀不老,在《民族文学》发表新作《山巅之村》,读后令人不只是敬佩,还产生了一点关于新乡土的新感悟。在当代小说界,土家族的传锋先生在多个领域均有引人瞩目的开拓——他先是在“动物小说”创作上收获了硕果。

论凡一平的新乡土小说

通过对《撒谎的村庄》《扑克》和《上岭村的谋杀》新乡土小说三部曲的解读,从乡土、乡情和乡思三个层面,对凡一平的乡村文化心理进行阐释。认为《上岭村的谋杀》实现凡一平小说创作的自我超越,堪称近年中国文坛的一部力作。因为它的出现,新乡土小说获得了有力的支撑。新乡土小说,不仅要唤起人们对乡土的体认,而且要接通人们与乡土的血脉,还必须抵达对今日乡村现实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