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贬祖《春秋》,叙述祖《史记》——欧阳修《新五代史》传记风格探微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富有文学色彩的著作之一,在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叙事、写人学习《史记》传统,颇得史迁之神韵。而其以"呜呼"发端的独特史论体例,既继承前代传统,又有新的创造,是作者表达感情和评价人物的重要形式,《伶官传序》就是其中代表作之一,其经典化的过程,显示了《新五代史》不朽的文学价值。

论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特点

本文主旨是通过对《新五代史》编纂特点的考察,揭示历史编纂与史家、时代的关系。体现于通排纪、传和善恶必书中"不没其实"的义例原则,反映了欧阳修以功业、道德标准评价历史和人物,并把功业标准作为道德标准承载体的理论;人物传全部采用类传的形式,揭示出北宋中期史学在经学影响下以儒家思想为品评人臣标准的倾向;而欧阳修对旧史志的高度简化,则反映了他以拾遗纠谬的态度和朴素的唯物方式对待历史上天人关系的思想,开启了二十四史中以"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原则书写纪、志的先河。

论《新五代史》的“廉耻”观

《新五代史》阐释了五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廉耻"的缺失,其"廉耻"观是以耻为核心的,这一价值观体现了深厚的儒学背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是个人、政治和国家存在的软基础。对"廉耻"观的易理推求,进一步从易理的两分性、统一性和变易性来认识"廉耻"观在《新五代史》的体现,这决定了《新五代史》的体例和史论,并体现了宋代经史合流的学术特征;《新五代史》的"廉耻"观反映了历史著述的"当世"价值和著者的"心术",欧阳修认为,五代士人无"廉耻",轻节义,这有助于以儒立国的宋代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对于宋代斯文之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原因试探

欧阳修论史注重"义理",其所纂《新五代史》,自宋以来评价甚高,但亦因其未为后周大将韩通立传,而遭时人讥评,甚至被视作"第二等文字"。本文试对《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之确切原因作一探考。

《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

《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主要在于其理性和价值。欧阳修对《周易》和《春秋》的认识分别体现为《新五代史》的理性和价值,这种《周易》易理和《春秋》大义的结合,使理性通过价值具有道的正义性,而价值通过理性体现为至上性,二者关系是理性决定价值。《新五代史》理性和价值在学术上的纵横维度表明,其虽具有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

《新五代史》编纂思想考论

作为一部以私修身份巍然入列正史的著作,《新五代史》既是欧阳修本人在史学上的代表作,也是北宋中叶的政治危机、社会矛盾和学术思潮等在史学领域的鲜明映照,堪称学者个人学术旨趣与时代变动的有机结合。其编纂思想的核心旨趣在于借助"存其大要"和"不没其实"的史料采撰原则,尝试对五代历史治乱兴衰之故作出可永为世鉴的规律性探讨。这既是其明显区别于《旧五代史》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北宋前期史学由草创而臻于精审的发展趋势。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史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北宋忠节礼义的重建

宋初惩五代礼崩乐坏之弊,大力加强礼制建设,内容涉及对忠节观的崇尚、夷夏观的重塑和仁义道德的推崇等方面。其中,忠节礼义是北宋礼制建设的核心。作为宋代士大夫代表的欧阳修,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以"春秋精神"褒贬五代历史,著成《新五代史》,并主张以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来整治天下。在北宋社会里,逐渐形成了尚忠节、崇礼义之风。

论《新五代史》的文学艺术功能

《新五代史》严谨的结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寓意深刻的议论和简洁生动的语言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功能。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成功地实现了文学灵动性与史学真实性的有机结合,使其产生了雅俗共赏的社会效果。

理论、现实与修史实践——欧阳修的排佛理论及在《新五代史》撰写中的应用

唐宋之际,儒道佛三教渐趋融合,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容佛道思想的理学。在这一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作为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之一,欧阳修在继承韩愈古文运动成就的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韩愈排佛的思想。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反对佛教,也在最能代表其政治、史学思想的《新五代史》中,再次表明了其捍卫儒家道统的排佛立场。

欧阳修《新五代史》有关问题探讨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卓著于世。其中，《新五代史》以弘扬道统自居，追求简约，讲求《春秋》笔意，编纂体例借鉴《史记》。其有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用在引经据典意义上的“礼”字如何标点之我见——以《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宋史》为例

二十四史中引经据典的文字相当多。引的何经,据的何典,如果说得一清二楚,就不会出现标点上的困难。该加书名号的我们就会加上书名号,该加引号的我们就会加上引号。但在引经据典时,如果仅仅使用一个笼而统之的'礼'字(或作'按礼'、'夫礼',是其变体),标点问题就出来了:这个'礼'字加不加书名号?引文加不加引号?加到哪里为止?

“大义”与“易理”:《新五代史》书写辨正

欧阳修《新五代史》虽祖《春秋》笔法,但在具体书写上与《春秋》有所不同。通过欧阳修对这一不同的＂呜呼＂,可以看到欧阳修并不拘泥于《春秋》之文,而更关注《春秋》之意。欧阳修认为《春秋》之意即＂圣人之意＂,其在阐发《春秋》＂圣人之意＂时,常常结合《周易》之理进行认识,因而可以得出《新五代史》所体现的《春秋》＂大义＂受《周易》＂易理＂影响颇深;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五代史》是按照易理进行书写的,这是与《春秋》之文的不同之处,也是《新五代史》的创新之处。

《新五代史》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

笔者筛选出《新五代史》中的一批词语进行考释。这些词语或为《汉语大词典》等大中型语文辞书及专书词典所漏收,或已收为词条但义项疏漏,或所引书证过晚。

徐无党辩诬与《新五代史》的重新定位研究初探

通过对欧阳修《答徐无党第一书》的重新解读、《新五代史》写作历史背景及其撰述宗旨的分析,对目前学界所流行的《新五代史》的注文没有反映出欧阳修"既重褒贬又重事实"的撰述思想进行了回应,得出"重褒贬轻事实"是《新五代史》的特点,《新五代史》注文完全反映了欧阳修的著述思想。

《新五代史》宋元本溯源

《新五代史》由於作者的巨大聲名,在歐陽脩生前及去世後不久即廣爲流布,本文通過對《通鑑考異》《雞肋集·五代雜論》及吴縝《五代史纂誤》引《歐史》的梳理,展示了《新五代史》在歐陽脩去世後二十年内各類文本的面貌,並通過抉發《新五代史》北宋文本與現存宋元本之間的聯繫,梳理了現存宋元本的版本系統,並展示了現存宋元本各自獨特的文獻價值。

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新论

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的目的在于以史学正人心。这一目的的确立乃源于儒家伦理纲常受到内忧外患和佛道两教交相冲击的社会背景。由此，欧撰私史遂具有了一种与当日儒学复兴声气相通的意义，或者说是北宋儒学复在史学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试论欧阳修《新五代史》序和论的写作技巧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大部分纪传有序和论(序在传前,论在传后;或称论和赞),它们不仅是内容充实、见识颇高的杰出史论,表现了他对五代十国时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而且也是优美的文学散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写作技巧,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新五代史》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欧阳修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二十四史中其参与修撰的就有《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二部。前一书他只是修撰者之一,而《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则是其独家精心修撰,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是其史学思想的一次全面实践。关于这部书,学界已从修撰义例、与《春秋》,《史通》的关系、同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然对于其中反映的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仍缺乏全面系统地研究。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点管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人。

欧阳修《新五代史》简论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在宋初薛居正等人官修的《旧五代史》的基础上重新写成的一部私人著作，全书七十四卷，分本纪、传、考、世家、年谱、附录六个部分，写了从朱温篡唐建梁，中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到赵匡胤篡周建宋，共60余年的历史。《新五代史》历来受到文学研究者们的重视，说他“深得《史记》神髓”，是后代历史家学《史记》学得最好的一部作品。近几年来，经过反复研究，觉得这话的确有道理，本文拟从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两方面分别进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