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和“爱”了——“新伤痕文学”对话

在自身的写作和对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杨庆祥发现了一种共通的文学倾向：“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面临的是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因为分享了共同的情感结构,他们在表达里有共同的诉求。杨庆祥将其命名为“新伤痕文学”,相对于1980年代“伤痕文学”,在杨庆祥看来,“新伤痕文学”书写的对象是“改革开放史”。地铁里哭泣的女孩,大打出手的中年男人,北京的地下王国里有所伤、有所痛的人们正是这个“新伤痕时代”的缩影。

农村伤疤与新伤痕文学——罗伟章论

现代性论述对农村与农民的苦难存在系统性漠视,从底层文学的写作对象主体到关注主因也主要起于城市底层,罗伟章对农村伤痕的呈现与"农村永存"的表现因此独具颠覆既定价值系统的深意,他原生态呈现出半资本时代的农村破产危机,并促发出对于现代性检讨的警号,这显现出新伤痕文学的意义。罗伟章作品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一是农村、农民工苦难卑微的生存状态,二是这些悲剧的日常必然化与无事的悲剧式的常态化,对这种严酷现实逻辑的凸现,使得罗伟章以新伤痕文学而与底层文学区别开来。在苦难体验与底层人格的复杂性探究上罗伟章与路遥传统接续。

痛与爱的共同体——关于“新伤痕文学”的断想

以“新伤痕文学”为标志,杨庆祥对于伤与痛的“发现”,不啻为一次及时、有力却也注定引起争议的文学动员。在迫切呼唤人文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洞察与有力阐释之前,这一社会/文学现象首先是对批评界沉寂日久的命名的想象力的挑战。与身体隐喻密切相关,“新伤痕文学”的内驱力往往始于一种对疼痛感的体认。通过解读孙频、蔡东和张悦然等青年作家的“新伤痕”文本表达痛感的方法,不难发现伤害在不同的个体、阶层、代际和族群之间叠加与贯通的事实,以及以“爱”为名的光明的、疗愈的、变革性的美学和精神潜力。如何跨出一己的困境,终结个人的脆弱,打通不同的创痛和伤痕,在整体性的时代关切中重建一种爱与痛的共同体叙事,重建真正的爱与真正的生活的秩序,正日益成为“新伤痕文学”的使命所系。

呼唤一种爱与拯救的文学——也谈“新伤痕文学”

在对中国当下历史处境和国人精神状况的整体性思考的基础上,杨庆祥提出了“新伤痕文学”的话题,他希望文学直面时代的伤痕,通过反映和回应时代的隐忧与难题回归公众的视野,参与历史的进程,以关照蓬勃时代里普通个体的经历与遭遇的方式,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诊断和反思。

“新傷痕時代”及其文化應對

這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時代?應該從何種層面來對這個時代命名?這是知識者的責任和義務。在全球化和中國本土的雙重視野中,楊慶祥從精神性的角度將這個時代命名爲'新傷痕時代',它在普遍的意義上指的是一切非人性的秩序對個體和共同體的傷害,它在其最具體性上指的是中國的'改革'之陣痛及其傷害。楊慶祥進而提出只有通過有效的'新傷痕文學'的書寫,才能表達、呈現並拯救這種傷痕。

双雪涛小说中的“失落者”群像

新世纪文学发展至今,文学现象层出不穷,"80后"批评家杨庆祥在"旧伤痕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改革开放为书写对象的"新伤痕文学",其主要内容则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给中国人造成的物质创伤和精神创伤。~①双雪涛的小说集《飞行家》《平原上的摩西》以及中篇小说《聋哑时代》和《天吾手记》均是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塑造了90年代东北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失落者"群像。作者用悲悯的情感和人文关怀向我们诉说了父子两代人、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女性个体等被损害、被侮辱的人生。这类群像既是对"新伤痕文学"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底层人物精神困境的回应,使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形象更加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