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分调型词谱体词选与新体乐歌的构想

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分调型词谱体词选,这些词选兼具词谱与词选的功能,在编选宗旨、编纂体例、标注符号等方面独具特色。梁启超等试图将长短句作为新体乐歌歌辞形式的构想,促进了这种词选的盛行,体现出词之音乐性在晚清民国逐渐受到重视的过程。

20世纪前期词体与新体乐歌的离合关系

20世纪前期词学家虽然因尊体的立场而徘徊在文学革命的边缘,但也意识到词体的存续危机,龙榆生、叶恭绰等主动寻找词体与新文艺相融的机会,提出以词体为参鉴范式创作新体歌词的构想。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也希望以词体为"文化要素",使本源于西方歌曲体裁的新体乐歌承接中国音乐文学传统。词学家与音乐家联合组织艺术社团,参鉴词体的特征创作了一批兼具声辞之美的新体乐歌,为新民族音乐的发展打开了一条路径,也增强了词体的时代性。但词体与新体乐歌植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前者为传统士人阶层私享的古典文学体裁,后者则需发挥团结教育民众的社会功能。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众文艺运动的高涨,词学家与音乐家的关系逐渐疏离。但从文体的角度言,词体与新体乐歌的联结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值得当代创作者再次审视。

龙榆生与钱仁康:新体乐歌的创作实践研究初探

在上海国立音专兼任文学教员的生涯中,龙榆生与当时许多的音乐家(如萧友梅、黄自、刘雪庵、钱仁康等)合作,将新体乐歌的创作理想积极地付诸于实践当中,为我国歌曲创作探索的"过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龙榆生通过对"词"这一文学体裁所具有的"声情"特点的深度挖掘,提出"新体乐歌"这一将音乐与文学相结合而成的艺术范式,成为其词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本文则主要以龙榆生对新体乐歌的相关理论研究为依据,选择与分析收录在《钱仁康歌曲集》中由其作词、钱仁康作曲的相关声乐作品,以初步探究二人在新体乐歌方面的相关创作实践,并同时说明这些创作对我国后来艺术歌曲的繁荣发展所具有的深远影响。

20世纪前期词体与新体乐歌的离合关系

20世纪前期词学家虽然因尊体的立场而徘徊在文学革命的边缘,但也意识到词体的存续危机,龙榆生、叶恭绰等主动寻找词体与新文艺相融的机会,提出以词体为参鉴范式创作新体歌词的构想。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也希望以词体为“文化要素”,使本源于西方歌曲体裁的新体乐歌承接中国音乐文学传统。词学家与音乐家联合组织艺术社团,参鉴词体的特征创作了一批兼具声辞之美的新体乐歌,为新民族音乐的发展打开了一条路径,也增强了词体的时代性。但词体与新体乐歌植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前者为传统士人阶层私享的古典文学体裁,后者则需发挥团结教育民众的社会功能。

清末民初“新诗”与“新歌”的合流与分化——以赵元任《新诗歌集》为中心

晚清时期,梁启超等提出诗词合乐的构想。文学、音乐改良者携手创制乐歌,试图完成"新诗"与"新歌"一体的转换。但由于两种文体的差异,诗人的创作往往并不能适应谱曲的需要。民国初年,"诗""歌"合流逐渐成为新音乐和新诗发展的阻碍,在赵元任《新诗歌集》中鲜明地呈现出二者的矛盾。民国初年,龙榆生提出"新体乐歌"的概念,标志着"新诗"与"新歌"的分化。

民国时期的词体观念

晚清以来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从对"简易之法"的追求到以白话作新诗的创作风气的转变。伴随着诗界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词体徘徊在文学变革的边缘,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以词为诗的背景之下,尴尬地面对可能出现的以诗统词、词体消弭的局面。而在词学内部,以詹安泰为代表的词人主张合声、情、乐为一体,最大程度地恢复宋词旧唱的面目;以叶恭绰、龙榆生为代表的词人群体则主张融合中外音乐并借以配合长短不齐之诗,以新体乐歌来代替传统的词曲。新诗以白话自然为宗旨,新体乐歌以歌唱为目的,两者虽有交叉并各有胜场,但都缺乏严谨的文体范式,所以限制了其最终成就。未来韵文的发展方向也许难以预料,但声文合一的原则仍是无法动摇的。

论民国时期的清词编纂与研究——以叶恭绰为中心

在民国年间的政坛和文坛,叶恭绰是卓有影响的人物。他兼擅文学、书画、收藏,精于赏鉴,词学业绩尤胜。他的词学渊源于曾祖叶莲裳和祖父叶衍兰的家学以及谭献、文廷式、朱祖谋等清末民国时期的重要词人,在词学思想上经历了与常州词派先离后合的过程。叶恭绰中年以后致力于清词汇辑、编选和评述,除了承谭献《箧中词》之例独立编纂《广箧中词》之外,也曾协助朱祖谋编纂《全清词钞》,并在朱祖谋去世后主编并最终完成《全清词钞》的编选。叶恭绰在通过清词选本梳理清代词史的同时,也将自己对清代词史的认知以评点、专文以及讲演等方式表现出来,并以清词为词体变革之基础,主张融合中西新乐,创制在句式上自由灵活、在内容上迎合时代的新体乐歌,以承续韵文文体变革之规律,适应时代之风会。叶恭绰的词学兼有新旧两种特色,是特定时代词学思想的一种折射,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