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文化现象”看新体诗歌的隐性发展

本文从"文化现象"角度切入,对新时期以来新体诗歌发展史的梳理,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新体诗歌始终没有离开过生活现场,没有离开过时代。同时,还大胆地提出了新体诗歌史,就是由若干"文化现象"积淀而构成的,新诗的标准是与时代同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不是一成不变的。

现代新体诗歌艺术歌曲创作研究——以歌曲《我爱这土地》为例

20世纪中国新体诗歌的浪漫情怀和创新思维倍受当代作曲家们的青睐。本文以艺术歌曲《我爱这土地》作为研究对象,从作品的歌词结构、曲式结构、词曲结合、调性布局、钢琴伴奏和材料发展手法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以新体诗歌为歌词进行艺术歌曲创作的方法。

民歌传统与文人创作的融合——试论张衡的诗歌

张衡不仅是汉代一大赋家,还是一位重要的诗人。其现存的诗歌虽数量不多,题材不广,但艺术成就较高,在汉魏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题材内容的双重主旨 在张衡的诗歌中,除了个别咏物篇章,多为爱情题材。从表层看,《四愁诗》就是一篇缠绵绮靡的爱情诗作:

毛泽东的新诗主张及其当代影响

从1938年至1965年,毛泽东多次在重要讲话、座谈、题辞、书信以及读书批注中谈到新诗的思维、语言、用韵、方法以及大众化、民族化等诗学问题,提出了“新体诗歌”的概念,还讨论了新诗、旧体诗词的发展与时代、大众的关系。毛泽东关于新诗的主张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白话诗”不成型且“迄无成功”,以发展新诗为主,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兴),诗要含蓄且富于意境,新诗大众化,民歌和古典诗歌结合后产生新体诗歌,新诗要精炼、大体整齐和押大致相同的韵,新诗必须具备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作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是新诗创作的基本方法甚至是唯一方法。毛泽东关于新诗的意见和主张深刻地影响到了当代诗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发展,甚至对今天诗歌的发展仍然具有启示性。

毛泽东诗词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启示

旧体诗词能否有所突破、"新体诗歌"能否得以确立,毛泽东诗词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新的时代内涵同旧的艺术形式之间如何实现协调一致。毛泽东诗词虽是旧体,但它把美景、深情、大事、哲理融为一体,其内容使诗情、诗思、诗意、诗味都达到了新时代才有的高度,让人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的活的姿影,体悟的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不朽的精魂。毛泽东诗词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旧体诗词要想有所突破,"新体诗歌"若能建立,还需要有艺术形式上的改进,铸造出一种源于旧体又异于旧体的新体式来。毛泽东寄希望于自由诗、格律诗、民歌能"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这种"新体诗歌",实质上是推动诗歌保持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血脉联系,外国诗歌只作参照,写诗少用古典,多造新词,也就是要汲取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特性和风尚的东西。

毛泽东关于中国诗歌出路的理论

本文对毛泽东关于"中国诗的出路"的理论作了系统的全面的分析:着重从民歌是诗歌形成、发展和创新的源头活水;继承、吸收古典诗词理论与创作经验是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诗歌应该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反映时代的心声;民族新体诗歌为主是当今中国诗的现状和它发展的必然要求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以说明"中国诗的出路"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它的导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