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方志中的大饥荒时期江苏省各县人口记载

20世纪80年代起新修的江苏省各地、市、县地方志,比较真实地记载了1958—1961年间江苏省人口变化的情况。这些资料告诉我们,这一时期江苏普遍爆发了饥荒,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等问题。由于各种原因,灾情在各地区、市、县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新修地方志所记载的人口信息的可靠性,通过有关历史档案、专门人口志数据,可以得到验证。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五(上)

百年沧桑上海县——录《上海县志》 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新修方志内容最全面的恐怕要首推<上海县志>了.从其记载的内容来看,确实是在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所制订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办事.

试论第二轮新方志编修的实践创新

新中国第二轮方志编修跟首轮修志不同,是在首轮修志基础上的深化、规范和提升,在体裁、篇目结构和其他方面都有所进步,如运用体裁上的技巧处理前后志在内容上的衔接,增加“特载”等新体裁,取消“经济综述”篇,设立改革开放、体制改革、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专篇,加强人文内容的记述,纠正首轮志书中经济部类与人文部类比例的严重失调。但由于二轮新志的编修者大多数为新人,对首轮修志的总结不够,因此在实践创新中会不时陷入假象创新、盲目创新和否定式创新。

首轮修志人物传记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2005年《长泰县志》为例

2005年《长泰县志》人物传记部分存在文史不分、发掘不足、以讹传讹三大问题,降低了其学术价值,无法满足新时期的发展需要。为此围绕如何进行考证史实、提升历史人物层次、发挥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从而填补了首轮修志研究的不足,为第三轮修志提供了启示。

新方志编修探索时期修志个案的再认识--以《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为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第一轮新方志编修正式启动之前对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作了一定的探索,《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是广东在这一时期的经典修志探索。既有认识对其价值和不足的共识,但偏重笼统定性,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重回具体文本为辨析既有认识的形成和特点提供了重要基础,并以此为线索重新理解这一时期修志探索个案的历史意义,丰富对广东地方志历史资源价值的认识,再发现其在现有地方志体系下的应用开发价值,为助益地方志工作和地方文化研究提供新角度。

方志馆功能的原景与愿景--以天津市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以来,方志资料的保存逐渐成为方志事业的一项重要工程。为了收藏和开发利用方志文献,全国地方志系统开始动议建设方志馆,方志馆建设逐渐被方志界所重视。新方志编修40多年来,方志馆建设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在三个历史过程中方志馆功能和作用不断变化和充实。

首轮新方志编修实践创新回顾

首轮新方志编修期,习惯上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全国普修方志,至2001年12月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之前,这一时期地方志的发展速度是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的。但同时这一时期的修志又是在缺乏理论指导和新志编修实践经验的背景下进行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了不少弯路,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并在实践中有不少创新。回顾和总结首轮新方志编修经验,对第二、三轮修志定会有所裨益。

“一域全景式村志”的编纂模式探索——对“名村志”编纂工作的逆向思考

一、村志编纂的历史、现状及“名村志”编纂村志是记载一村范围内自然和社会诸事物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古代已有村志,但数量很少,大都为私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村志编修开始兴起。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倡议编修村史家史,全国兴起村史编纂热。首轮新方志编修中,村志编修未列入政府规划,全国各地许多村庄自发修志,数量大大超过旧村志。第二轮修志时,村志编修仍未列入国家规划,但地方编修村志的积极性很高,并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据统计,至2014年,“乡镇志、村志编修方兴未艾,累计出版4000多部。”在此形势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也将村志编修列入议事日程。

回忆张向凌同志为设立“中指办”所做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已经逐渐开展起来了。黑龙江省的修志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由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张向凌同志具体主抓,更是如火如荼地展开。其时,我是张向凌同志的秘书,除了省顾委的工作外,有相当大的精力是投入到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中,并直接参与志书撰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