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债清偿

新债清偿是一种独立的合同关系,为诺成、单务、无偿合同;新债清偿的成立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间须有新债清偿的合意、债权人与债务人间须有旧债务的存在、债务人负担新债务须作为清偿旧债务的方法三个条件;新债清偿成立后,新债务与旧债务并存,债权人应先就新债务请求履行,旧债务因新债务的履行而消灭,债权人在新债务履行时应当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债务人享有相应的抗辩权;新债清偿成立后,旧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止;我国立法应当明文规定新债清偿制度。

中国债券市场新债定价研究

债券向来被认为是一种风险较低、收益稳定的投资对象,但是如果其定价出现偏差,一样会带来较高的风险。目前研究债券定价的文献大多数都集中在二级市场债券流通价格的估计上,而债券在发行时价格的合理与否却鲜有人关注,以至于某些券种在上市后的价格与发行时相比有较大的波动。文章着重研究不同种类的债券在一级市场上发行定价以及在二级市场上市的合理价格等问题,应用现金流贴现的思想,结合不同种类债券的特点,介绍几种定价模型,对不同定价方法在我国债券市场上应用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几点提高定价准确性的建议。

德国新债法时效制度变革及启示

德国《新债法现代化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重大改革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对我国民法典草案时效制度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借鉴德国时效制度立法,完善现行时效制度的以下领域:适当延长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调整时效中止、中断事由的相关规定;尊重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意思自治精神,禁止法院主动适用时效制度;科学准确地阐释时效的相关概念,弃用"诉讼时效"概念而回归"消灭时效"的科学提法。

法国新债法统一返还规范研究

法国债法改革在民法典中新设"返还"单元,就债法领域内设立了体系化的返还统一规则,不仅适用于非债清偿返还、不当得利返还,也适用于合同无效、解除等引发的返还问题。新体系依据返还客体的类型(物、金钱、服务给付)进行构建。原则上,就金钱以外的物,应按实物返还;在实物返还不能的情况下,按返还之日的价值返还;服务给付依照提供服务之日的价值返还。不论善意或恶意,从属部分(利息、孳息、收益)均应予以返还。收益以宣判之日的价值返还;孳息如不能依照实物予以返还,原则上应依据债务清偿之日物之状态、按照偿还之日评估的价值予以返还。善意或恶意对标的物灭失、毁损、出让情况下的返还计算以及对返还从属部分的计算起点等有重要的影响。另就非债清偿、不当得利领域内的返还,《法国民法典》还设有个别特殊规范。

论代物清偿合意、新债清偿合意与担保合同的区分——以物抵债裁判规则的统一

以物抵债协议的基础构造是当事人约定债务人有义务提出他种给付代替清偿。司法裁判先后采用代物清偿合意(诺成合同说)、新债清偿合意(诺成合同说)和担保合同等解释路径。回溯学说继受过程,德国法上的代物清偿合意和新债清偿合意对应“债务人有权利但无义务提出他种给付”和“债权人对受领的他种给付承担变价义务”合意类型,无法用于解释以物抵债协议。“诺成化”改造遮蔽了合意类型的异化,也不能为以物抵债裁判增加规范供给。在期前以物抵债协议中,代物清偿合意(诺成合同说)也需适用流担保禁止规则,与担保合同并无本质区别。在期后以物抵债协议中,新债清偿合意(诺成合同说)的债权人应先请求债务人履行新债,新债不能履行时才能请求履行旧债,这一规则源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德国法的错误继受,不具有正当性。与其执着于代物清偿合意和新债清偿合意的“诺成化”改造,不如在以物抵债案件中舍弃代物清偿合意和新债清偿合意的裁判路径。

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探赜索隐

履行期限届满后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是当事人以清偿旧债务、实现旧债权为目的而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是诺成、有偿合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相关立法,实践中产生了诸多争议。事实上,将其作为新债清偿合同处理最能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且通过参照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也能达到和新债清偿合同相似的法律效果,同时也能解答为何债权人不能对新旧两债享有选择权的问题。《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最终采纳了此种思路。

专家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兼论德国新债法对我国民事立法的启示

现代社会专家责任关注的热点发生了转变:从具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责任转变为专家作为信息提供者导致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遭受损害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德国新债法总结了司法经验,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作为专家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本文考察了德国法官法的发展过程,在对其进行体系化解释的基础上,试探性地提出初步的立法建议。

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与履行

实务中,当事人用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原债务的情形越来越多,但关于以物抵债协议缺乏相应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在法律适用中存在很多的问题。本文主要以担保合同说、债之更新说、代物清偿说以及新债清偿说探讨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与履行。

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与履行

实务中,当事人用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原债务的情形越来越多,但关于以物抵债协议缺乏相应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在法律适用中存在很多的问题。本文主要以担保合同说、债之更新说、代物清偿说以及新债清偿说探讨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与履行。

论以物抵债协议的规范构造——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解释》第28条为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合同编解释》)第28条是任意性规范,通过特征化“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与给付,指引法官在合同解释环节精确识别“以物抵债”法律关系,在填补合同漏洞环节受“以物抵债协议”典型、通常风险分配标准的拘束。以物抵债协议是债务人为清偿原债而向债权人为他种给付,债权人负变价义务的合同。以物抵债协议并非债的更改,不具有担保功能,与原债具有同一性。借助任意性规范,可为以物抵债协议各方当事人的合意未尽之处作替代性填补。《合同编解释》是“立法”的整体成果,可基于“事物本质”“制定法目的”及“法伦理原则”检视其正当性。检视的结果显示,在原债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应允许当事人为清偿而订立以物抵债协议。债权人不得于两债中选定其一请求履行,只在以物抵债协议履行不能、无效或被撤销时,才能就原债请求履行。债之双方的利益格局不因成立以物抵债协议发生变化,债务人仍可主张旧债之抗辩,债权人仍可向债务人主张迟延赔偿。若债权人受领的他种给付存在瑕疵,原债消灭的解除条件未成就,债权人可行使新债上的法定解除权并请求债务人为原给付。

以物抵债协议的法律适用与性质判断--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484号判决评释

在"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兴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以物抵债协议构成新债清偿,并以新债清偿的理论作为支持一方当事人请求的裁判依据。这一裁判思路在法源上是值得商榷的,通过合同解释和类推适用的方式也可以得出同样的裁判结果。代物清偿与代物清偿契约从概念上应予以严格区分,代物清偿契约的履行方构成代物清偿。新债清偿与债之更改从不同的角度确立了代物清偿契约的同一解释规则。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应根据其成立后的履行状态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来判断是否构成代物清偿、新债清偿或债之更改。

代物清偿制度的发现与构建

文章针对以物抵债这一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现象,通过制度梳理,发现其中的代物清偿规则,明确界定代物清偿的本质在于受领他种给付以清偿原负担的给付。他种给付的债的原因仍在于原来的债之关系。代物清偿合同性质上是一种诺成合同,而非要物合同。代物清偿不同于为了担保而给付,也不同于新债清偿。对于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若有疑义,应遵循有利于债权人解释的规则,解释为新债清偿对债权人更为有利,所以,应解释为新债清偿。如果债务人依照约定,交付标的物,即可以发生清偿的效力,债之关系消灭。但如果所提供的标的物有物的瑕疵或权利瑕疵,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债权人还可以请求恢复到原债之关系上,并要求恢复原债之关系上的担保等从权利。

以物抵债效力的司法裁判规则

以物抵债包括代物清偿与狭义的以物抵债两种,不同于新债清偿、专为清偿,在我国现行法上均为无名合同,应被法律认可。以物抵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未设明文,但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却十分普遍。如何认定其法律性质,如它是否为代物清偿?其法律效力如何,如当事人未交标的物时。

论以租抵债

以租抵债是实践中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债的清偿方式,属于新债清偿的一种形式。以租抵债成立后,新债与旧债并存,债权人应先以新债请求履行,当事人双方受到新旧二债的双重约束。债务人先行履行新债时,应类推适用租赁合同的规定,承认债权人具有承租人的地位,在租赁期间发生租赁物所有权变动时应当允许承租人适用优先购买权和买卖不破租赁规则。

提高居民应债能力的几点看法

９９８年我国在“内忧外患”中取得经济增长７．８％的成就，是与政府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支出拉动经济增长密不可分的。在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熨平经济周期的过程中，国债是最重要的工具。在政府主观上具有举债的愿望之后，社会公众是否具有应债的偏好和能力是决定...

论票据支付与原因关系债权之消灭

票据支付与原因关系债权的关系如何,理论界对此似有通说,作者认为需商榷,认为首先应将此关系放在两种情形下讨论。在第一种情形下,由于当事人在原因关系之债中的明确约定使得票据的支付导致原因债权的消灭,比较简单。更值得探讨的是在第二种情形下,当事人对于清偿既存原因之债的方式未作任何约定,那么支付票据将会对原因债权产生什么影响?文章以为支付票据亦会消灭原因债权,但真正对原因债权产生影响的不是票据的支付,而是在当事人间多是通过默示达成的票据债权清偿协议。文章进一步认为该协议的性质应该是代物清偿,并提出该协议的具体适用方法,即债权人必须先用尽票据上的权利,才能行使非票据上的权利。

以物抵债案件中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72号为例

以物抵债协议是我国民事交易活动中一种常见的债务清偿方式,其非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理论界将其归纳为三种常见的表现形式,即代物清偿、新债清偿和债之更改。在司法实务中,法院也曾借鉴理论界的观点作为案件审理思路的参考。拟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72号为例,探讨在民间借贷合同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混合的案件中,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效力认定的路径。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债政策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从成立之初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0年间为了巩固政权,承认了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外债。为了确立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对外债加以整理,并逐步偿还,从而为举借新债提供了契机。举借新债缓解了中国的经济压力,加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但也为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中国提供了把柄。同时,由于一些外债借款并未用到实处,有的用于围剿红军,有的也加重了中国百姓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

“超金边债券” 的风险及其防范

国债之所以被称为“金边债券” 是因为其安全性好,即风险小,而并非收益高所致.目前,我国的国债安全性好,且收益高,故此称之为“超金边债券”.本文拟对“超金边债券”进行系统的分析,揭示其隐含的风险,并提出防范风险的可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