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是现代新儒学的倡导者

杨昌济一生始终不离儒家这个根本,即使在国外留学时期,也经常教导他的弟子或晚辈,要认真研习儒学。他在1914年10月发表的《劝学篇》中根据宋代儒者借助佛教东传的潮流创造宋明新儒学的经验,预言在西学传入中国的大潮中,儒学也将出现一种新形态。1915年他又明确提出,如今西学东渐,谁能如宋儒一样融会贯通确立一新学派?我们说,杨昌济是现代新儒学的倡导者,是因为他不仅最早分析了创建儒家新学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如何创建的方法,这就是“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所著《论语类钞》就是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援西学入儒的典范。

二十世纪现代新儒学的创造性发展

二十世纪现代新儒学虽然面临着特殊时期的困难境遇,但仍然取得了创造性发展。现代新儒家从自身的学术背景与个人趣好出发努力创造出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虽然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意义上仍然是在“道术为天下裂”的进路上的进一步展开,却在西方学术范式的意义上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具体表现为: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研究,开创了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开创了现代新儒学的话语系统。

新思辨主义与当代西方儒学的趋向

文章着重分析与比较当前西方儒学研究中新思辨主义的转向,审思那些有争议甚至令人困惑的焦点论题各自的某种合理性。如同分析哲学,没有任何论题能把所有思辨哲学家统一起来。几乎所有杰出的思辨哲学家都是某类形而上学(玄学)者。由于形而上学在最基本层面上研究“本体”与“实在”,而思辨哲学对所有哲学分支体系都感兴趣,因此,思辨思想家首先将自己视为形而上学者,其次才是伦理学家、认识论者或逻辑学家。思辨思想家往往不把价值论、知识和真理的问题看作是相互排斥的,因而他们对分析法的简单性持保留态度。进入21世纪后,思辨主义有所复兴,一种表现为新形而上学(新玄学)的新思辨主义悄然发展,如对被忽视的形而上学经典作品的翻译比从前较为开放等。近年来,有关思辨现实主义和面向对象的本体论的大量讨论,使分析形而上学的许多核心问题日益凸显,尽管这些问题都是由欧洲大陆传统如批判理论、德国唯心主义、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等所决定的。这一“形而上学转向(Metaphysical Turn)”为跨越鸿沟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西方古典哲学学者对非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的存在通常持怀疑态度,这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特定的思想或标准,即有关形而上学的界定与阐释,或似乎又出自人们普遍缺乏对不同哲学传统方法的认知。南乐山等西方学者试图将西方古典思辨哲学传统与中国儒家传统相结合,而为人类探索一条更理智的出路。有多位学者进行了以下探究:1.对中国形而上学进行重构,并认识到了中国世界观的独特特征,同时也探讨中国哲学中主要伦理问题背后的思辨思维。2.寻求中国哲学的历史思想中是否存在一种方法,通过它,可以理解量子系统与其观察者之间的关系,这项努力可能会使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中的自然与人的基本概念重新焕发活力,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量子理论中的深层形而上学问题。3.探究新儒家从宇宙论到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从虚无到无穷;周敦颐宇宙学的起源;事物的基本构成;张载的一元论气;程朱学派的宇宙原理等。4.将阴阳气等重要概念作为切入点,从先秦到现代,深入讨论中国哲学广泛的形而上学主题。5.创意性地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分析形而上学的问题,从而造成某种“新思辨的转向”。儒学新思辨主义趋向的意义是多重的:它为当代西方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阶段,并可使孔子思想更广泛而深入地为西方知识界的其他人文领域甚至普通民众所理解。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接榫点——“后新儒学”建构者,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林安梧先生访谈

陈占彪（《社会科学报》编辑，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文学博士，文化研究博士后，以下简称“陈”1：能否谈谈您对大陆近几年来传统文化热的观察，您是如何评价与评估的？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儒学运动的学术批判

20世纪40年代新儒学运动精心构建新儒学理论体系,践行自由讲学精神,同时还实验社会改良的政治理想,因而从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是一种学术派别、学术思潮,但又不单纯是学术思潮,它同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新儒学运动在文化观及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学理分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儒学运动的唯心主义实质开展学术批判,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上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倾向。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

2005年9月,“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召开。知名学者方克立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但他在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大陆新儒学”的新课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本刊特邀方先生在武汉会议贺信的基础上撰成此文(原为给我校文化研究所两位教授的一封信),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高度,对甲申之年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思潮抬头的现象进行评析,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做进一步的讨论。

内圣外王之道与当代新儒学重建

明清以降,儒学由于内部蜕变和外部多次冲击变成了"游魂",面临着现代转型。儒学的核心结构是内圣外王,其渊源是古代圣王。春秋战国时期,现实中圣王不再,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整合圣与王,提出完整的内圣外王之道。此后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侧重外王,或侧重内圣,但内圣外王之道一脉相承,传承至今。儒学现代转型的逻辑起点是如何对内圣外王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港台和大陆新儒家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也存在很大争议。在今天儒学全面复兴的过程中,还应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结构重建当代新儒学,为此作者提出了彰明仁道、修身为本、思想整合、社会儒学、制度建构的思路,即以儒家中和之道整合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社会儒学,上升到内圣外王之道,以重建圆融、圆满的新儒学体系。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另一种声音:现代新儒学与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

与西方心理学以科学主义为主体的“由下至上”的研究思路不同,中国传统心理学探究走的是“由上至下”的研究路线,即从心理及精神层面最高端入手,强调心理的道德与理性层面,故其实质是人文主义的。现代新儒学作为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典范,具有心理学研究“另一种声音”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现代新儒学研究背景及思路的展开,呈现出以传统心理学思想为深厚根基的中国近代心理学的独特个性与自信。这是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心理学的最大贡献。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新儒学教育

日本传统儒学在明治维新初期的国民道德教育体系中被排斥,但经过改造后的新儒学教育在明治维新中期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得以复兴,特别是颁布实施《教育敕语》后,新儒学教育重新确立了在各级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了学校道德教育的核心原则和内容。

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柏格森哲学曾在中国思想界大为流行,此时也恰好是现代新儒学思潮开始萌芽和兴起的时候,梁漱溟和熊十力均受到了柏格森思想的深刻影响。梁漱溟试图融合佛教唯识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观点,用以阐释和发挥儒家“生”之哲学的精义,以重建儒家的理想人格。熊十力则通过反省和比照柏格森哲学的生命观与自然观,提出了他对于生命本体的独特看法,从而创立“翕辟成变”的大化流行论和“默识证会”的直觉说。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

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方克立“复兴儒学”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纲领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不久，台湾《鹅湖》月刊分两期连载了大陆学者蒋庆写的三万五千字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①。翌年春天，我在一次谈话中曾提及这篇文章，以它为...

论现代新儒学中的政治自由主义传统

作为现代中国的两大思潮,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重要结果就是新儒学对自由主义一些思想观点的接纳与改造。于是,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现代新儒学中形成了一个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该传统具有明确的理念结构,主要体现在性善论、人格主义、自由观、平等观与治理模式五个方面。这个传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评新儒学派“文以载道”观念

宋代理学是新的儒家学派。理学家重建了儒学道统，并为了儒学的醇正而对唐宋古文运动提倡的“文以贯道”进行批判，表述了“文以载道”的观念。理学家认为文仅是载体，若失去主体，或主体不用它，它则是无用的虚饰；因而要求文学成为政治道德教化的工具，服从统治阶级狭隘的功利要求。由于理学家近似宗教的狂热与固执，遂陷入了哲学与文学的迷误。中国正统文学却从此屈服于外在的规律而走上异化的道路。中国文学思想易于接受“文以载道”的观念，然而结出的往往是精神的苦果。

当代新儒学发展的若干难题

国学泰斗张岱年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发表的讲话说 ,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批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对孔子思想进行综合创新的时代了。在这样一个时代 ,人们自然很关心对当代新儒家的看法 ,自然很关心对他们功过的评价 ,自然很关心对他们研究的动向。当代新儒家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现代转化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 ,他们能复兴儒学吗 ?当代新儒家的价值观今天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 ,发挥怎样的作用 ?法学界提出 ,中国作为混合型体制的国家 ,其明显缺陷是政治管理机制与经济运行方式缺乏高度和谐 ,利益关系不能得到圆满调节 ,权力与金钱的交易机会相对较多。在这种体制下 ,建立严密的制度监控权力运作机制 ,使掌权者无法贪赃自肥 ,当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儒家的“存天理 ,灭人欲”会不会起一定的扼制作用 ?这些也是人们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本刊特组织了一组稿件 ,对当代新儒家进行点评 ,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也欢迎学术界进行争论。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轨迹

对20年来有关现代新儒学之研究提出省思。个人接纳主流意见所提供的一份15人名单,并综合各家意见提出了"三代四群"的架构。把这一架构与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四波发展配合起来,当可把握到这一思潮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