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曼理论视阈下外译“红色”小说的“变形倾向”分析——以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为例

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认为,每一位译者都不可避免地且持续性地受到"民族中心主义"力量的影响,只有对译者的工作进行心理分析,并使译者意识到这些"力量",才能排除翻译中归化的倾向,形成中立的态度。基于此,以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中的"变形倾向"为例进行分析,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错误倾向"有所提醒,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有所裨益。

对《新儿女英雄传》的再解读

从显形主题来看,《新儿女英雄传》是一部契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求的文本,这是它所以风行当时的主要动因;从民间主题来看,它是一部契合读者文化心理结构的文本,这是它所以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重要缘由;从隐性主题来看,它是一部契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主题的文本,这是它在今天依然为我们所研读的重要根据。

也谈翻译家沙博理的“红色”翻译诗学观——以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为例

沙博理作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位特殊的翻译家,其一生译著颇丰且质量上乘。纵观其翻译生涯,其译著多以"红色"文学体裁为主,且开拓了中国"红色"文学外译的先河。勒菲弗尔曾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受到社会主流诗学观和个人诗学观的影响。以特殊的历史语境为考察时期,选取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为代表,从中捕捉沙博理在其译本中所体现的"红色"诗学观,以期对沙博理"红色"翻译时期的断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论《新儿女英雄传》沙博理译本中主人公形象的叙事建构

以蒙娜·贝克叙事建构理论为基础对《新儿女英雄传》沙博理译本中的主人公形象重塑进行研究,发现译者在构建主人公“牛大水”形象时在副文本和正文本内使用了标签建构、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因果情节设置和叙事累积的叙事策略,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得到了总体上的强化和情节上的复杂化。沙博理使用这些叙事策略主要是因为受主流意识形态与目的语特定的时空背景、自身翻译观念以及个人情感的影响,他在翻译中适度发挥主体性,既实现了翻译上的“忠实”,也在译本的再叙事中灵活重塑了原文主人公人物形象,这样催生出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满足了目的语读者的审美需求。

红色经典《新儿女英雄传》手稿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在延安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1949年面世的《新儿女英雄传》就是解放区文艺界领会讲话精神的代表作品之一。它采用中国古代小说常用的章回体结构,以普通农民为主人公,深入描写农民的抗日战争,成为“旧瓶装新酒”的典范。

翻译家沙博理的“红色”翻译诗学观初探——以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为例

"红色"小说,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学题材,反映了中国"红色"时期的最高文学成就,其外译活动往往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作为中国第一部译介到美国市场的"红色"小说,其成功的经验对于后续以"红色"为题材的中国文学外译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译作总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诗学作为重要的"改写"因素之一,主要受到社会主流诗学观和个人诗学观的共同作用。研究试从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中梳理出其翻译策略的运用,窥探出其中的"红色"诗学观,以期对当下文学外译同类题材的作品有所裨益。

沙博理《新儿女英雄传》英译本译者主体性探析

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与译者受动性及其译者、读者、文本之间的主体间性密切相关,本文以《中国文学》创刊号刊载的《新儿女英雄传》沙博理英译本为例进行探讨。在翻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通过分析该译作中的回目、译序、标题、熟语、歌谣等的翻译,让我们了解在受制因素突出的情况下,译者如何平衡、协调制约因素与主体能动性及其主体间性关系,从而确保译介效果。这在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形势下,对于翻译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效的借鉴。

论《新儿女英雄传》的版本修改与意义阐释

《新儿女英雄传》是一部反映红色革命历史的优秀作品,被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作者对《新儿女英雄传》进行了修改,形成了1949年版、1956年版、1963年版三个版本,通过校勘和对比分析,发现了其中的差异和演变。作者既充分尊重了原始版本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又考虑到了现代读者的接受程度和阅读需求以及艺术的完整性。版本修改使文本具有更强的层次感,巧妙地运用文学文本的多义性,引导人民重温革命历史、学习党史知识,旨在向读者展示更加准确、完整和深入的作品内容。

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创作的前前后后

我国当代作家袁静、孔厥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新儿女英雄传》，以冀中白洋淀为背景，全面地再现了抗战8年中敌后人民游击队艰难发展、不断壮大的光辉历程，生动地表现了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那么，这部通俗流畅、引人入胜、影响广泛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花絮呢？

安徽农垦的“新儿女英雄传”——安徽《农垦先锋谱》采编感悟

2015年11月中旬,安徽农垦集团公司在华阳河农场举行了简朴而又隆重的新书首发式,来自垦区20个农（茶、果）场、集团公司机关共300余人参加了首发式,现场近4000名华阳河农场职工群众翘首期待,都想看一看这究竟是怎样一本新书……

凡俗与革命——关于《新儿女英雄传》的一种解读

革命英雄传奇的出现是解放区文学中突出的文学现象。《新儿女英雄传》既是在政治性话语规定内的写作,同时也隐含着非政治性话语的叙述。两种话语交织在一起主宰着文本的生产过程,为乡土生活的理想性提供了合法的表达方式,为观众提供了另一种非官方的欣赏角度,尽管这个欣赏角度是潜在的、被压抑的。

《世说新语 档案百年》第四十七集 《新儿女英雄传》背后的英雄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河北省档案局与河北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60集微纪录片《世说新语档案百年》。该片是一部通过翔实的档案史料、鲜活的故事脉络,真实再现河北百年革命风云的点睛之作,一经播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为了进一步扩大该片的社会影响力,本刊将连续刊载该片脚本文字及图片以飨读者。

她就是“杨小梅”——访《新儿女英雄传》女主人公原型张惠忠

50年前,一部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曾影响了几代人的心路历程。50年后的今天,笔者慕名在河南省南阳市干休所拜访了书中女主人公的原型张惠忠老妈妈。这位已80岁高龄的南阳市卧龙区优秀民兵政治辅导员,带着我们回顾了她传奇般的经历和作家袁静创作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过程。

“故事”与“生活”:“白洋淀”的不同写法及其境遇——以孙犁对《新儿女英雄传》的评价为中心

1949年5月25日到7月12日,孔厥、袁静创作的长篇《新儿女英雄传》在《人民日报》副刊连载,次后由海燕书店出单行本,引起巨大反响。孙犁在当时的文论、与康濯的通信中以较为隐微的笔调对《新儿女英雄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与时风对《新儿女英雄传》的推重不同,孙犁表达出更多的批评态度。借由孙犁对《新儿女英雄传》的评价,可以看到孙犁在文学创作上的历史经验和艺术取向.

《新儿女英雄传》：开红色文学之先拒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涌现出了一批以普通农民为形象、描写抗日斗争为内容的作品。袁静、孔厥合著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它与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共同开创了红色经典文学先河，还是利用传统的章回体形式表现革命战争的成功范例。

“旧瓶装新酒”的一次尝试——试析解放区三部章回体抗日英雄传奇

章回体是中国古代长篇通俗小说的别称 ,这种形式从新文学产生以来就被作为旧传统而被摈弃、批评。但在 2 0世纪 40年代的解放区 ,三部以章回体写成的抗日英雄传奇《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却获得了成功 ,为读者和评论者一致认可。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除战争功利主义之外 ,30年代的通俗化讨论也期待出现一种既通俗又进步的文学形式。这种期待在 1 942年《讲话》中得到进一步加强。《讲话》之后 ,解放区文学实际上在通俗和进步两个向度上被规范。三部小说的作者自觉地遵守了这种规范 ,他们创造的章回体抗日英雄传奇因为既满足了时代的期待视野 ,也满足了解放区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获得成功。虽然如此 ,与创造民族文艺的新形式仍有相当的距离。

论《太行儿女》的寓意超越

抗日战争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在抗日小说家族的谱系里,作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围绕武装斗争来落笔。翻开常见的几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儿女英雄传》、《风云初记》、《平原烈火》和《铁道游击队》是这样的,《灵泉洞》、《清川壮歌》、《战斗的青春》和《敌后武工队》也是这样的。刘流的《烈火金钢》触及了反战同盟,可惜作家在这方面过于吝啬笔墨,仅仅是点到而已。新时期又出版了一批抗日小说,影响之大,评价之高恐怕要数莫言的《红高梁》了,其全部描写与整个艺术感觉的基础也仍然是一个简单的。

“忠实性叛逆”:沙博理之文学翻译观

作为一位向西方国家介绍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的华籍美裔译者,沙博理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沙博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既践行忠实原则,又对"翻译者即叛逆者"这一意大利戏言感同身受,本文因此将沙博理的文学翻译观界定为"忠实性叛逆",认为叛逆是为了达到更大程度的忠实。即两个"忠实"与两个"叛逆":忠于原文思想和译文读者,逆于原文的部分内容和形式。通过对《新儿女英雄传》英译本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的仔细分析,对这一"忠实性叛逆"文学翻译观进行解读,以期有助于探寻中国文学作品英译之可行方法。

“红色经典”铸造民族精神

今年,一大批以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相继问世,形成一股红色经典热潮。使人想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火红的岁月。红色经典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值得理论研究界深深思考。在这里发表的四篇探讨红色经典的文章,文风活泼,观点泼辣,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探讨了红色经典这一特殊历史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及未来走向,值得文艺理论界关注。

孔厥的“罪与罚”

孔厥是延安文坛的新星,《新儿女英雄传》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由于个人问题,他在1950年代被判刑入狱,并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的会籍,本文依据一则档案,再现其出狱后的困境,他遭遇了文学发表等难题,甚至失去了《新儿女英雄传》的署名权。孔厥的经历为我们思考1950年代对作家的道德要求、文学创作与道德的关系,提供了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