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援助国的“兴”与“新”--垂直范式与水平范式的实证比较研究

近年来,新兴援助国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引发了全球发展援助领域的一场革命。学界对新兴援助国与传统援助国外援的差异做了大量总结和分析。然而事实上,外援政策与实践上的差异不仅存在于新兴援助国与传统援助国之间,而且传统援助国外援之间的差异也长期并广泛存在着。对差异性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回答什么是新兴外援与传统外援的本质不同以及什么是所谓的"新型"外援。作者从援助关系中的核心概念、前提假设、基本原则和起始关系四个方面定义了"垂直范式"和"水平范式"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类型",并认为传统援助国代表了"垂直范式",而南方援助国则体现了新型的"水平范式"。作者运用多层模型对跨区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传统援助国和南方援助国在外援分配动因上体现了明显的范式差异,而新兴援助国中的阿拉伯援助国和类DAC援助国则居于两种范式之间。作者的研究发现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传统援助国针对南方援助国持有警惕和怀疑态度以及为什么进行发展援助三边协作困难重重。

新兴援助国:发展趋势及对国际发展合作的影响

近年来,新兴援助国不断发展壮大,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新兴援助国数量增加,规模扩大,体制机制建设加强,遵守不同与传统发达国家的援助理念,给国际发展合作规则带来冲击,也促进了国际发展规则的改革和调整。

新兴援助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治理结构研究：基于部分金砖国家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外发展援助成为我国公共治理的新兴领域。文章运用"整体性治理"视角,形成分析对外援助治理结构的初步理论框架,对巴西、印度、南非和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对外援助治理结构进行系统比较。通过比较发现中国和印度的整合性援助机构较好地将援助的政策和实施功能结合起来,在内部运行机制上表现更好;巴西则在援助纲领构建和监测评估体系建设方面有明显优势。中国的援助治理结构应进一步强化整合性援助机构的职能,形成对外援助的纲领性文件,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建立完善的数据跟踪与监测评估体系。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是一个具有真正变革意义的国际发展框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官方发展援助提出重大挑战:其庞大、复杂的目标体系对后者的数量和规模提出新要求;其三大范式变迁对后者的分配提出新挑战;其对各层面发展资金的协同增效要求对后者提出更高标准;而愈加复杂的发展筹资体系也对后者提出新挑战。为应对2030年议程带来的挑战,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正积极推进官方发展援助变革,并就现代化其统计标准和构建新的衡量工具达成初步共识,突出资金的可测量性和透明度。联合国也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应集中在需求最大和筹资能力最弱地区,并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发展资金相区分。中国应密切关注这一变革的趋势与动向,审慎引导新兴援助国合力应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阿拉伯海湾国家对外援助的战略、特点与影响

阿拉伯海湾援助国是新兴援助国的重要成员,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贡献与日俱增。援助国的实践服务于政治、经济与文化战略需求,与石油红利、君主制政权、历史地缘关系、伊斯兰文化的宗教属性及地区安全环境密切相关。从外交战略看,援助政策被纳入国家总体战略,在保持对战略重点区域持续投入的基础上向全球扩展,主要体现为团结援助和南南合作;从经济战略看,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和循环利用石油财富,旨在加速推进国家经济多元化政策;从文化战略看,宣扬伊斯兰传统文化中慷慨施舍的精神,达到提升国家地位、塑造地区影响力之目的;从援助特点看,以王室和中央政府主导的援助政策,兼顾双边和多边的援助渠道,援助分配聚焦受援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积极对接国际发展合作新机制。援助不仅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缓解了贫困国家的发展难题,而且彰显了其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多重作用,与中国深入践行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息息相通。

“共享发展”理念视角下的中国发展援助体系创新

近年来,中国作为新兴援助国相继提出了"中非共同体"非洲战略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将重新塑造国际发展援助架构的讨论。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伙伴",积极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其目标是为了实践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首次向世界阐释的"共享发展"理念。本文首先检验了以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发展援助规范,认为其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接着分析了新兴援助国对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冲击,最后探讨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援助规范,认为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替代性选择,却不会对已有的国际援助体系构成威胁。

国际发展援助新格局及启示

21世纪以来,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不断发生变化,援助主体逐渐多元,援助领域不断拓宽,援助方式日趋多样,援助规模不断扩大,文章在回顾国际发展援助格局演变的基础上,讨论了新世纪以来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特点,重点分析了新兴援助国力量的逐渐增强对国际发展援助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

自从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建立以来,援助是否对经济发展有效就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作者检测了1960—2013年间官方发展援助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援助有效性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反映了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三个主要缺陷:资源不足、机制扭曲和碎片化。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个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在定义上用更包容的发展合作融资概念代替官方发展援助概念,强调多源性、互惠性、自主性。第二,在理念上明确发展途径的多样性和发展目标的差异化。第三,在实施上利用援助、贸易、投资这三驾马车,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开放式的工业化,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个构想不仅可以整合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模式,同时突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发展合作中各自的比较优势,也有助于厘清南南合作中的模糊概念,为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改革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

国际援助体系与中国对外援助:影响、挑战及应对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等新兴援助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中国等新兴援助国扩大了国际援助规模、使援助资金来源进一步多样化,而且它们遵循与传统援助国不同的原则和做法,在不同方面对现有国际援助体系造成了冲击。与此同时,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变化也对中国的对外援助产生了影响。面对挑战,中国在对外援助战略以及管理体系方面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战略,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国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

新发展援助的兴起:概念和框架

本文提出了界定和衡量新发展援助(NDA)的三个原则——多源性、互利性、可持续发展性,并确定了13个在新发展援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兴援助国。本文总结了传统和新发展援助之间的主要差异,包括援助动机、国家间关系、援助模式、援助渠道,及地理和领域分配。新兴援助国提供的无偿赠款较少,贷款的优惠幅度也较低。新兴援助国强调"发展中国家身份",将自己视为发展伙伴而非援助国,目标是促进与低收入国家的合作和协作关系,有更强的动机利用授助来推动自身的贸易、投资和商业利益。同时,新兴援助国的援助往往比传统援助国的援助在地理分布上更加集中。

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进程、动因与挑战

印度拒绝接受传统援助国的援助理念,与传统援助国开展三方合作似乎并不符合其逻辑,然而曾经偏于边缘的三方合作正在成为其对外援助的重要选项。看似相悖的行为背后是基于多重诉求形成的逻辑自洽。解决国内发展问题是内生性诉求,借重域外力量实现印度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是外在驱动力,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特殊考量,而提升援助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渴望则进一步激发了其对三方合作的期待。印度积极开展三方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工具性考量,理念与规则的兼容度、政策与项目的可持续性、合作的过度政治化等成为推进合作的掣肘。

“太平洋进阶”:澳大利亚南太政策新指针

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地区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长期以来在地区拥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中国等新兴援助国开始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力度,澳大利亚作为地区大国感受到了挑战。2013年以后,澳政府仅在政策文件.上保持着对太平洋岛国的重视,战略投入几乎停滞,与城外国家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增长形成反差。面临地区环境的变化,澳大利亚开始反思南太政策选项,在2017年公布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提出了针对南太地区的“太平洋进阶”(Step Up)政策。澳外交部长佩恩表示,“太平洋进阶”不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外交选项,而是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