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风险视角下的城市公共安全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不断面临着各类新兴风险的威胁,城市公共安全课程在培养应对新兴风险的公共安全人才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针对新兴风险背景下城市公共安全课程教学中的诸多问题,从确定课程教学目标、调整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以及完善课程评价方式等方面对安全工程专业下的城市公共安全课程进行改革创新,提出了融合GIS、智慧城市、虚拟仿真技术等新概念、新技术的创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生对安全类学科的兴趣,为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具有广阔视野和服务意识的应用型创新人才提供支撑。

天津市南部平原地面沉降区新兴风险评估

新兴技术的发展在优化城市建设和改善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进而引发城市安全问题。天津市是中国的沿海城市,其沿海海平面的不断上升,南水进津改变水循环,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这些因素与地面沉降进行叠加耦合都将成为天津市新兴风险评价的重要因素。文章首先对天津市南部平原沉降信息进行获取,叠加海平面上升速率预测天津市自然海岸线后退情况。基于此,利用机器学习方法(XGBoost)预测天津市相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高风险因素。此外,针对南水北调-地下空间开发的应用带来的新兴风险进行分析,揭示南水进津和地铁建设运行对天津市城市安全的响应规律。这些地面沉降与现代人类活动结合带来的新兴风险分析研究将为区域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城市抵御灾害的能力。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防控研究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铸牢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屏障,是维护基层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在空间维度上有利于防范风险在不同领域、空间的传导与叠加,在时间维度上有利于降低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成本。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防控体系还有一些问题,表现为风险意识与防控能力有待增强、治理主体的协同性呈现不足、现代科技应用效能还需挖掘、主体间的信息壁垒依然存在,治理体系与应对公共安全新兴风险形势的要求之间还有差距。为此,应在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防控思维上寻求转型,树立主动防控的思维,加强风险防控教育;树立合作治理的思维,激活多元主体活力;树立智慧治理的思维,挖掘科技应用潜力;树立多向沟通的思维,确保信息沟通有效。

新兴风险简述、推演与治理——以北京自然旅游领域为例

当今城市发展互联程度高、技术变革快,新业态、新产业、新领域不断涌现。这些变化增加了社会的脆弱性并催生新的风险。本文简要介绍新兴风险的定义、分类、驱动因素,根据国际风险治理委员会(IRGC)的风险治理理念与步骤,以北京市自然旅游领域为例推演潜在风险、提出治理措施,并对新兴风险治理能力提升提出实践建议。

风险耦合与级联:社会新兴风险演化态势的复杂性成因

国内外学者在典型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与模式、全球风险因素及其相关性、公众的风险感知、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策略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政府也对各类典型突发事件建立了完善的应对机制。但社会新兴风险的复杂性给传统的应急管理体制带来很大的挑战。本文从社会新兴风险态势演化过程中的耦合性与级联效应进行分析,尝试解析社会新兴风险的复杂性成因,以期深度理解这种风险态势下的风险利益相关者多元化风险响应模式以及组织的应对策略选择的多样化。最后,提出了对社会新兴风险治理要秉持长期性、多元化、信息共享与融合、柔性化等战略管理视角与风险治理思路。

新兴风险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作为新近出现的风险,新兴风险有着已知性与未知性交织、陌生性与不确定性共存、关联性与耦合性并联、发展演变转化模糊等特点。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依托于社区治理,面对新兴风险,主要有治理边界延伸与新兴风险的陌生性不相适应、治理资源分散与新兴风险较强的关联性不相适应、治理结构相对稳定与新兴风险的动态变化性不相适应、治理模式相对确定与新兴风险的不确定性不相适应等困境。加强制度供给,促进条块契合;整合优化资源,促进功能弥合;丰富治理工具,促进要素融合;强化网络构建,促进点线面结合,以更好地应对新兴风险,从而夯实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基础。

新兴风险治理体系:框架构建与路径选择

无论是科学技术层面还是经济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重大变革均可能引发新兴风险,其特点主要表现为非预期性、系统性、输入性和动态性。具有上述特性的新兴风险对主流风险治理理论的学科基础和框架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政府、社会以及普通大众的风险认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相关部门的风险管控手段、治理方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应加快构建新兴风险治理体系,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筹建新兴风险治理的理论框架体系,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学者引领、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格局,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形成新兴风险跨界治理模式。

新兴风险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类新兴风险也在不断威胁着城市社区公共安全。为了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给城市社区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稳定的环境,加强对新兴风险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针对新兴风险的概念、类型以及特点进行具体的概述,并分析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在新兴风险下安全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从加强城市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优化资源以及创新治理方式等方面探究强化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工作的措施。

物流企业如何应对新兴风险——基于COSO-ERM和企业家认知的中小型物流企业内控体系建设

新兴风险给物流企业带来正负两种影响的可能性,中小型企业如何应对是存活与发展的关键。文中分析新兴风险对物流企业的影响,基于2017版COSO-ERM的指导,结合其注重战略和经营的特点,站在中小型企业的实际决策者即企业家的认知视角讨论该类型物流企业的经营与风险控制,试图贴近实践并以此构建中小型物流企业的内控体系。

城市安全风险特征及对风险管理的启示

为提升城市安全风险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规范性,分析城市安全风险特征,提出对风险管理的启示。首先,分析风险的定义和内涵,建立城市安全风险的因果链模型,提出城市安全风险分类;然后,结合城市的静态和动态特征,分析4类城市安全风险的特征;最后,结合城市安全风险管理实践,提出通用性的及针对4类风险的城市安全风险管理启示。结果表明:城市安全风险表现为传统风险累积、新兴风险涌现、复杂风险加剧、极端风险频现的特征。应建立通用性的城市安全风险管理框架,以及具有针对性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处置措施,并将其融入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数字时代新兴风险的治理逻辑及路径——基于社会形态演变的考察

新兴风险的不断涌现对传统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从社会形态演进视角考察不同阶段的风险主题及治理,可为新兴风险治理提供历史线索。研究表明:一是人类的风险主题经历了生存风险、福利风险、新兴风险的转换,风险样态遵循了从单一型、多样型再到弥散型的演进,而社会系统在技术维、组织维、信息维的不断进步以及各维度组合形态,形成不同的风险治理能力和模式。二是新兴风险的弥散型特征需要社会系统中信息维的高度发育,数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数字治理可能成为新兴风险治理的解决方案。三是新兴风险数字治理的发展路径应以“三步走”策略实现从数据采集、数据融通到数字治理的模式。

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新兴科技风险的反身性治理——以人类基因编辑风险为例

如何对新兴科技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已经成为重要且紧迫的现实问题。以人类基因编辑风险为例进行的考察发现,当前风险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基于科学理性的“技术治理”范式,科学专家处于支配地位,非科学主体的参与弱化甚至缺位。然而,人类基因编辑领域存在技术、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科学不确定性问题,使得技术治理面临知识困境、责任困境与信任困境。为此需要进行一种“反身性治理”的范式变革,它以科学不确定性的存在作为治理改革的前提,强调以风险理性作为理性基础,以包容性审议作为实践模式,并以信任的重建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风险和应对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需要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在化解传统风险的同时,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兴风险挑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机器问题”带来的社会失业风险、技术监管滞后带来的隐私风险、多智能体崛起带来的治理风险、技术异化带来的伦理风险、人类生存意义何在的终极风险等挑战,使社会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风险挑战,我们需要推动劳动力教育培训体系升级,进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实现数据使用与隐私保护的平衡,实行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从而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险挑战进行有效治理,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探索。

全球经济领域新兴风险及中国对策

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影响,债务危机、不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加剧、供应链风险、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是当前国际经济中短期发展面临的新兴风险,对我国亦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在应对策略上,我国应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低收入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推动从制度层面应对其债务可持续问题;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以抵消美欧货币政策转向对我国的影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市场规模优势吸引、深化区域性和国际产业合作,突破美国产业链和盟友圈的双重封锁,确保供应链安全。

新兴风险的包容性治理——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例

新兴风险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的重点与难点,在当前的风险治理中亟需引起重视。2018年11月26日发生在中国并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便是新兴风险典型场景。新兴风险的治理需要能够包容多元主体并使其通过沟通达成一致、协同行动的包容性治理框架。以瑞恩的包容性风险治理框架为基础,从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要素三个维度建构这一框架,进而以此为理论视角,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治理主体的态度与行为进行经验分析,可以认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协作、妥善选择治理工具和丰富治理要素是当下应对新兴风险的有效方式。

基于新兴风险的城市社区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探析

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是做好城市社区安全治理的最基本的保障。随着我国进入高风险社会,新兴风险的不断涌现对城市社区安全治理提出了新挑战,社区安全人才队伍面临专业化的人才匮乏,各项安全工作专业水平较低;人才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人少事多现象较为普遍;激励培训资源不健全,社区内的人才资源未得到充分挖掘等新困境。需要通过加大投入,建立完善多层次、多类别的人才培训体系;借助现代技术,加强各级各类安全专家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创新完善措施,探索健全现有人才队伍的巩固培育机制等措施来为社区安全治理提供足够的人才保障,以更好地应对新兴风险。

以风险治理转型有效应对新兴风险

当今世界,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新兴事物在极大满足人类日常需求的同时,也为个人、社会乃至国家安全带来了潜在的新兴风险,如何有效应对新兴风险成为风险治理亟需思考的新问题。新兴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后果的极端性,使得传统的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以风险治理转型有效应对新兴风险。

基于后果主义的地球工程不公平风险分析及对策

地球工程是少数在实施之前就引起广泛伦理争论的新兴技术之一,但目前有关研究对于地球工程潜在风险本身的成因及其伦理问题较少关注,特别是对其中的不公平风险。为此,基于布鲁姆的公平理论,剖析得到实施地球工程潜在的不公平风险包括可能对气候变化责任较小方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实施成本可能给后代带来负担以及实施中可能产生排他性决策。对于这些不公平风险,通过改进技术设计、政治策略和补偿等基于后果主义的解决方案都是不足的,且由于地球工程研究及其实施对不同区域和个人群体施加了不同程度的风险,因此,需要一种基于非后果主义——风险过程分析的解决方案,即将风险视为被公平分配的对象,从风险产生根源开始考量风险的预防措施,并对预期风险进行合理分配,以最大程度地解决其潜在的不公平问题。此外,基于风险的分配框架强调实施地球工程时参与性决策的重要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应考虑制定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框架,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

应急管理与安全治理:理论趋同与制度整合

应急管理和安全治理虽然源起于不同的学科和实践,但在随后的发展中呈现出理论上的趋同,这既表现为概念内涵的重叠,也表现为行动主体和行动机制的多元化。理论趋同表明本质相近,因此应急管理和安全治理在制度上可以整合。中国已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这也为安全治理和应急管理的制度整合提供了可能。从当前面临的新兴风险来看,应以安全治理的兴起为契机,在安全治理的大框架下,推动建设下一代应急管理,增强应急管理对新兴风险的适应能力。

新兴技术风险的挑战及其适应性治理

新兴技术风险是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澎湃发展而日渐显现的陌生风险。此类风险有着比传统风险更高的渐进性、隐藏性、耦合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等特征。传统的风险治理体系在思维模式、管理体制、治理机制与方法乃至治理文化氛围上都不太适应新兴技术风险带来的新变化与新挑战。有必要推动公共管理部门的风险治理转型,积极开展新兴技术风险的适应性治理,坚持主动性、前瞻性和包容性原则,在结构可塑性、制度匹配性、机制弹性和时机灵活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调适与改进,不断提升新兴技术风险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