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决定及其重要性

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决定是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一揽子”成果中最令人瞩目的,对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提升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意义重大。中国不仅倡议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提供大量自主研发生产的安全有效疫苗,而且主动放弃适用该豁免决定,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身体力行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该豁免决定在现行专利强制许可的国际规则基础上,给予符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程度的灵活性,授权其实施特殊的新冠疫苗相关专利强制许可。我国应履行放弃适用该豁免决定的承诺,并充分利用现行规则,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建立健全公共健康相关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视野下的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问题研究

面对新冠疫情持续反复甚至变异的威胁,“新冠疫苗是终结新冠疫情的有力武器”逐渐成为全球的共识。印度和南非向WTO提议暂时豁免新冠疫苗在TRIPS项下的知识产权义务,得到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后欧盟也向TRIPS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宣言草案,认为可以通过TRIPS协定已有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来实现疫苗和药品的公平分配。如何解决新冠疫情下的国际公共卫生知识产权问题,平衡公共卫生健康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已经成为当前WTO最为紧要的任务。

新冠疫苗供应与知识产权保护:争议澄清与解决路径

当前全球新冠疫苗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公问题突出,印度、南非和美国等主张放弃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从而保障全球人民以可负担的价格公平地获得足够的疫苗。但知识产权并不是限制疫苗生产和供应的主要因素,且放弃疫苗知识产权保护也并不能确保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会减损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不过,基于排他性的知识产权框架,确实可能会影响疫苗技术的社会性使用和产品价格的可负担性。因此,在区域或全球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新冠疫苗相关技术池,采取标准化的权利人报酬确定机制,并成立第三方仲裁机制专门解决技术许可纠纷,或许是一种可行方案。

新冠疫情下知识产权的危机与未来

新冠疫情带来的不仅是全球性健康危机,更是全球化系统性风险,其凸显的是背后长期存在的全球性制度危机。疫情之下,美国以知识产权为名对中国进行遏制。知识产权成为美国政客话语争夺的阵地。中美知识产权博弈,尤其是信息通信领域中的知识产权博弈,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在中美知识产权博弈加剧与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下,作为科技创新发展重要支撑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为支持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复苏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不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代知识产权制度暴露出"紧急事件应对不足""泛政治化加剧""全球疫苗正义"以及"进一步碎片化"四大危机。尽管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影响,但未来知识产权全球格局在结构上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为了应对疫情危机,有必要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提供必要的灵活性,并根据形势需要进行适应性的重构与完善。

论WTO拓展新冠疫苗可及性的专利豁免

2022年6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二届部长会议达成《关于世贸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和未来疫情应对准备的部长宣言》以及豁免新冠疫苗专利的《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部长决定》等共识。WTO新冠疫苗专利豁免,是激励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拓展疫苗可及性之间的妥协性平衡。WTO新冠疫苗专利豁免在豁免对象、豁免范围和豁免期限均作出了严格限制,并且囿于原材料稀缺、高学习曲线与技术秘密限制等因素,专利豁免的效果仍具有不确定性。我国作为拥有一定新冠疫苗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既是专利豁免方,也是专利被豁免方,应当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健康共同体的立场,积极支持落实新冠疫苗专利豁免,在专利豁免过程中积累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论TRIPS义务的临时豁免在新冠预防和治疗中的适用

人们对新冠疫苗可及性的全球努力日益感到担忧,多国已向WTO提出豁免有关新冠病毒的预防、控制和治疗的知识产权的TRIPS条款义务。在实践中并不为全球公共卫生服务的TRIPS强制许可,程序繁琐,实施困难,无法应对疫情大流行危机。建立在传统价值链利益分配基础上的疫苗知识产权,阻碍疫苗获取和全球公平分配,碰触到生命健康底线,构成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生存威胁,暴露出一系列功能危机。临时豁免TRIPS义务在新冠预防和治疗中的适用是人类应对疫情共同威胁的应然选择,从价值普适性、制度有效性和现实紧迫性来说都是正当的和必要的。TRIPS义务临时豁免,可以为实现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健康领域的正义诉求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为了推进豁免谈判,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联盟,确立以“公共健康”为核心的谈判框架并明确目标条款,同时,促进协作创新战略发展,提高药品制造能力,以便更好地应对流行病风险。

世界贸易组织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谈判:溯源、诉求与展望

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将知识产权作为“私权利”进行保护,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法理渊源。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病毒不断变种的今天,全球疫苗产能不足、分配不均、接种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新冠肺炎疫苗的知识产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而且药品实验数据享有额外的知识产权保护,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对于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分歧严重,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协议短期内难以达成。我国应当在多边层面坚定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同时也要积极推动双边和区域领域的知识产权谈判,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帮扶和统筹协调,推动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后疫情时代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制度评析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疫苗获取呈现两极分化,印度和南非于2020年10月向TRIPS理事会提交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提案。豁免提案经过一年半多的谈判,WTO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最终达成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决议。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疫苗获取仍然是应对新冠大流行的关键。本文主要关注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机制的内容及意义,从论证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决议的正当性开始,回顾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决议的谈判历程,追踪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决议的文本来源,并评估和反思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决议的价值。尽管豁免决议不够完善,但就目前而言,灵活运用强制许可制度是一个能够达成的具有最大程度灵活性的方案。因此,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决议是值得欢迎和期待的。

新冠危机下TRIPS协定豁免的法律争议与中国应对

印度和南非提出的TRIPS协定豁免议案引发热议。现有的TRIPS协定弹性条款、安全例外以及过渡期条款适用条件严苛,无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今后类似的公共健康危机。而TRIPS协定豁免允许各成员暂停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并由其自行决定是否实施豁免以及豁免的具体范围。TRIPS协定豁免谈判经历了从“印度南非文本”到“欧盟文本”,再到“四方草案”以及最终《WTO决议》的历程,为TRIPS协定弹性条款的实施困难问题提供了临时性解决方案,既促进了强制许可制度的改革,也可激活“介入权”以促进药品可及性,更能推动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知识产权安排透明化和技术共享。中国主动宣布放弃享受豁免,彰显了“大国担当”。中国可考虑继续在制度和行动两方面作出贡献:在制度上,反对发达国家成员使用单边措施干预他国使用强制许可的自主权,并倡导TRIPS理事会采取动态标准认定“有资格进口的成员”,以改善《多哈宣言》机制僵化的局面;在行动上,通过构建全球公共健康技术转让框架来丰富“全球公共产品”倡议。

公共健康危机的知识产权法应对

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在制度层面可以概括为促进与阻碍双重关系,在权利层面可以类型化为承认、冲突与合作三种形态。传统观点或者认为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权是承认关系,主张不得以公共健康权为由限制知识产权;或者认为二者是冲突关系,继而提出反药品专利模式、强制许可模式、知识产权豁免模式三种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均只能治标。中国应辩证看待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的关系,采用标本兼治型方案,构建体系化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科学化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依此,既可回应知识产权正当性危机,也可应对公共健康危机。中国方案以分配正义为基本底色,以治标为先、治本为要为基本思路;对之可从理论基础、制度根基、实践路径三个维度进一步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