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墓志与唐清河小房崔玄泰家族婚姻、仕宦研究

清河小房崔氏是唐代士族的高门华支,但崔玄泰家族作为该支系三大家族之一表现却过于平淡,既缺少宰相和三公,亦无知名文化精英。崔玄泰家族有唐一代通婚对象基本不出“山东四姓”范畴,尤其与范阳卢氏通婚最为繁密,与赵郡李氏的婚姻均产生于中唐之后,且数量较稀;中晚唐时期,宰相裴度、李固言、郑覃,名臣卢从愿、裴士淹、卢弘宣等人之子,名臣卢士玫及宰相郑肃之孙均娶于其家族,但家族男性婚配对象为重臣之女者仅有裴均女和李当女二例,是唐代婚姻崇尚阀阅的典型代表。崔玄泰家族有唐一代未曾问鼎宰辅或三公,但历代冠冕相继,中唐之前入仕率几乎为百分之百,晚唐布衣之男骤然增加,家族呈现衰败迹象。崔玄泰家族的久盛与其经学传家密切相联,也与宗亲和姻戚重臣的相助有重要关系,其裔孙在广明之乱前已产生分化,科举是否成功成为决定他们命运的关键。

《陕州新出墓志选编》文字考辨举隅

《陕州新出墓志选编》收录河南三门峡市及周边地区近年新见54种唐至民国墓志,多为首次刊布,其文献、史料、语料价值突出,是地方文化和相关文史研究的宝贵资料。核之拓片,原书文字释录存在不少疏误,尤其俗字、讹字、隶古定字等的释读问题较大。本文选择12条典型材料分为四类进行考辨,补正缺误,冀有裨于这批新材料后续有效利用和科学研究。

《新出相家巷秦封泥》释文补正

《新出相家巷秦封泥》价值极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是书中释文仍存在误释、缺释现象。本文纠正误释字四个:“鄷”当作“酆”,“段”当作“■”,“阳”或作“陵”,“假”当作“彼”;补释文字十个:[天心]、上官■、■私印、赵易、死。

《新出唐墓志百种》文字校理

《新出唐墓志百种》的出版丰富了唐代文献史料,对研究唐代历史文化、书法艺术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真对照拓片的基础上,运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知识,辅证以历代墓志文献及传世文献,对该书进行全面校读,发现其文字校勘存在着诸多可商之处,兹择其数例,略加论述,以期有助于该书的利用和文献古籍的整理。

新出墓志与杜牧研究

杜牧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近年的新出墓志涉及到他的家族世系、生平事迹、诗文内容等多方面的材料。本研究立足于新出墓志与传世文献的对照,从三个方面打开杜牧研究的学术空间:一是杜牧生平印证,重在史馆修撰与湖州刺史的经历;二是杜牧诗歌印证,重在杜牧与李甘、韦楚老、崔钧、陆洿的交往诗;三是杜牧散文印证,重在《牛僧孺墓志铭》等五篇叙事性散文。

新出墓志与《丹阳集》诗人考辨

《丹阳集》是唐人殷璠编纂的重要唐诗选本,然亡佚已久,其入选诗人之生平资料可征者甚微。新出土墓志提供了《丹阳集》诗人的新材料,印证传世文献,可以揭开该集研究的一些待发之覆。《马挺墓志》的发现,既使马挺的生平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又纠正了学界"马挺为马怀素之弟"的论述错误;《蔡希周墓志》的出土,使得《丹阳集》中蔡希逸、蔡希周、蔡希寂兄弟三人的事迹得到了补充;《包陈墓志》更有助于包融、包佶、包何父子三人生平与创作的考察;新出墓志有关《丹阳集》诗人丁仙芝、申堂构、孙处玄的材料,也为他们的仕历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出材料与《尚书》文本的解读

本文根据新出材料和时贤研究之新成果 ,从一般语法逻辑的角度说明新材料对《尚书》文本解读的重要作用。

《长安新出墓志》所见科举史料

笔者依据新近出版的《长安新出墓志》,增补了19名未见记载的隋唐科举及第者生平事迹,其中进士3人,明经8人,制举8人;增补了6名已经记载的科举及第者新发现的佐证史料;录载了2名科举落第者的生平事迹。

《咭国新出种痘奇书》考

通过分析耶鲁大学医学史图书馆珍藏的《咭国新出种痘奇书》及与该书收藏过程相关的人物和事件 ,指出该书是反映近代中西医学交流史的重要文献 ,值得引起医学史和科学史研究者的关注。

从楚简新出字的“同字异词”看《说文解字》中的“重出字”

作为一种字书的编纂体例,《说文解字》"重出字"颇值关注,然而却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也不是很多。楚简新出字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将楚简新出字中的"同字异词"现象与《说文解字》"重出字"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说文解字》"重出字",究其实质,就是地域性造(用)字差异所形成的"同字异词"现象。许慎编纂《说文解字》,借助"重出字"这一体例,要解决的是古文字材料中地域性文字差异或者说是战国时期国别性文字差异中的"同字异词"现象。

从楚简新出字看《说文》或体

文章立足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以楚简新出字为例,对《说文》或体进行了重新考察,认为或体与正篆之间不存在正体、俗体之别。先正篆后或体的排列不是区分文字起源先后的标准,部分或体来源于六国古文,或体与古文表明的是所依据的文献材料的不同。

新出墓志与《独孤通理灵表》考论

独孤氏本为汉代以来北方匈奴屠各部后裔,但在独孤及为其父独孤通理所撰《灵表》中,他"构拟"了家族自汉光武帝以来连续不断的谱系,成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独孤氏世系的来源,影响深远。但这个文本并不是独孤及一手完成的,而是不断层累的结果。新出北朝隋唐时期独孤氏人物墓志,揭示了独孤氏家族谱系文本的历史渊源和情节原型,对于重新认识《独孤通理灵表》具有重要意义。独孤及构建家族谱系的行为,是唐代开元、天宝时期以来复古主义氏族观念"甄别华夷"潮流下民族心态的表现,对于理解唐代少数族裔文人构建家族谱系具有典范意义。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见科举史料

本文利用《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提供的原始文献,补充了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史书尚未记载的唐代进士出身者6人,明经出身者6人,制科出身者3人,同时对涉及唐代科举人物的其它资料进行了辨析。

唐代山西刺史校补——以《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系列为中心

新出墓志中多有郁贤皓及其《唐刺史考全编》所未及见者,利用新出墓志校补《唐刺史考全编》亦是完善唐代刺史谱系的主要手段。文章以《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三编》为中心,对《唐刺史考全编》所收河东道刺史进行校补,以期进一步完善河东道刺史谱系。

从楚简新出字看《龙龛手镜》增收字的构成

首次见收于《龙龛手镜》的47例楚简新出字与《龙龛手镜》中对应的增收字相比较,有三种情形:其一,16例增收字与楚简新出字之间构形、字用均相吻合。其二,21例增收字与楚简新出字之间构形吻合,且存在着音义上的联系。以上37例字,均当是传承自战国时期的古文字。由此可认为,《龙龛》中的增收字,除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产生的俗字、异体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传承自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其三,10例增收字与楚简新出字之间只是构形上的吻合而无音义上的联系,只构成同形字关系,其中的原因值得关注。

新出碑刻资料与华北地区禅宗史研究——冯金忠教授访谈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层面的重视、文化交流的便利等因素,大量新见史料毕呈眼前,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命题。禅宗作为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影响最深广,同时也是中国化最彻底的一个佛教宗派。禅宗研究也随着新史料的挖掘经历了大量卓有意义的改变,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于碑刻史料的挖掘和考证。碑刻文献不但为禅宗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见资料,也催生了新的学术眼光,从不同角度激活禅宗史的研究。华北地区作为禅宗传播的重要地区,保留了大量的碑刻文献,这些史料对于华北地区禅宗史的研究意义重大。

秦汉新出简牍中的“舆田”和“税田”

在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新出简牍中,存在＂舆田＂和＂税田＂的记载。＂舆田＂不是民户拥有的全部土地,而是指登记在田租籍中的田地,是应征收田租的土地。＂税田＂是用以纳税的土地,其本身也是＂舆田＂。＂取程＂和＂误券＂的存在,说明＂税田＂并非真正在农户土地上划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地块,而是一种虚拟的地块,是仅存在于计算过程中的一个数字概念,并非实物形态。＂税田＂实质上是田租计算的一种方法。

从楚简新出字看《说文》新附字

南唐徐铉校订许慎《说文》时,将许慎未收而其"注义序例中所载"及经典相承传写、时俗要用的字附益于《说文》之后。许多学者对这些新附字异议纷纷,但也有学者对其逐一进行了考证。作为战国时代的实物文献,出土的楚简文献材料为我们研究《说文》新附字提供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汉字新材料。本文以出土楚简文献中的"芙、、韌、賽、覿、嵩、緅、藏、呀、昂、礪、砧、懌、泯"等14例新出字为例,与对应的《说文》新附字进行字形、字用的比较,并对前人的考证及新附字的价值予以讨论。

乙虫腈悬浮剂对新出房意大利蜜蜂的毒性研究

乙虫腈是在我国登记并广泛使用的氟虫腈替代药剂,其商品化制剂为拜尔公司研发的100g·L^-1悬浮剂,目前关于乙虫腈制剂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研究少有报道。为探究乙虫腈制剂对蜜蜂的毒性作用,采用人工饲喂法分别测定了100g·L^-1乙虫腈悬浮剂对新出房意大利蜜蜂的48h急性和14d慢性毒性作用。结果显示:乙虫腈悬浮剂对新出房意大利蜜蜂的48h-LC50值为0.21mg·L^-1(95%置信限0.16~0.26mg·L^-1),相应的48h-LD50为5.0×10^-3μga.i.·蜂^-1(95%置信限1.0×10^-3~1.0×10^-2μga.i.·蜂^-1);在亚致死剂量下,蜜蜂死亡数量随暴露时间的延长而增多,且100g·L^-1乙虫腈悬浮剂会引起蜜蜂显著的氧化应激反应,诱导抗氧化酶SOD和CAT活力、脂质过氧化产物MDA含量、解毒酶GST活力和底物GSH含量的显著变化。研究表明,乙虫腈悬浮剂对意大利蜜蜂毒性较高,即使在亚致死剂量下亦存在显著的影响。田间施用应防止药剂的漂移污染,并避免在作物花期施用;新出房意大利蜜蜂对药剂敏感,未来可探索其作为风险指示生物应用的可能。

从新出简牍看秦的土地私有制

从新出简牍看,秦的"授田"主要是授予荒地,且数量较小,"授田"的程序是民户先向基层官吏提出申请,基层官吏再向上级申报并须得到批准,"授田"的获得需要一定条件。这说明秦的"授田"并非全民性的授田。秦民户的土地主要是通过继承、买卖和转让的方式获得,"授田"只是民户获得土地的一条次要途径。秦土地制度的性质是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