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立法规定的改进与疏漏

律师会见权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是律师得以深入案件、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丰富,其体现的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的进步颇具里程碑意义;但与此同时,新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立法疏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差距,仍然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挑战。

“新刑诉法”视野下侦查观的重塑

"新刑诉法"中诸多涉及侦查行为的规则变化,迫切需要确立新的侦查观。新的侦查观的规范基础包括:侦查任务的增加,影响侦查行为的主体职能(作用)和范围扩大,以及侦查活动变化与延伸。其中,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任务,要求侦查人员充分理解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原因以及路径。检察院、法院、辩护人、利害关系人等诉讼参与人,对侦查行为的影响方式和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明显挑战与突破了传统侦查观,而身处侦查行为空间领域变化与延伸的侦查人员,则更能直接体验到新侦查观的现实意义。

再论司法鉴定统一立法——兼评新刑诉法中鉴定制度的变化

新刑诉法对鉴定制度有诸多改进,如: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初步建立起中国式"专家证人"制度、打通了法庭寻求专门知识的人帮助的通道等,但如鉴定启动权的配置、鉴定机构设置等问题却仍未解决。刑诉法调整的乏力,再次证明只有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法》才能实质性解决我国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必要性上看,统一立法既是完善鉴定制度的需要,又是保障法制统一和理顺鉴定管理机制的需要;从可行性上看,当前具备时代背景、民意基础和客观条件。在统一立法时,要处理好适度超前与立足实际、精密立法与开门纳谏、统一立法与既有立法的关系,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为基础,找准着力点推进立法。

新刑诉法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障"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基本理念。新刑诉法从程序等几个层面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力度,然而新刑诉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困境。新刑诉法仍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并重并将其作为刑诉法的直接目的,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走入误区;被害人权利保障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软肋;秘密侦查合法化带来人权保障的隐忧。因此,要走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误区,必须明晰刑事诉讼不同层次的目的,完善被害人的相关权利并规制公权力的运作。

新刑诉法呼唤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表现为一种司法交易,而本质上却是一种对追溯证明艰难的妥协,更具有实践必要性。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最大限度地消弭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恐惧,也为获取自愿性言辞证据提供激励性保障。新刑诉法对该制度规定的缺失必然导致其新增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再次沦为制度的"花瓶"。污点证人作证制度难免伤及实体公正,应对其案件范围、豁免模式、适用程序、保障措施等作出理性设计。此外,要规范作证的方式和内容,警惕"狱侦耳目"的伪证行为。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对侦查活动的挑战与应对——以新刑诉法的实施为出发点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由于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在实践中也没有相关经验和司法解释可以参考,因此大多数侦查人员从心理上并未完全接受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新法实施后一旦以证人身份走上法庭必将面临种种问题。为此,公安机关应当未雨绸缪,结合队伍现状,从多方面入手,通过理念灌输、强化庭审培训等方式及时适应这一发展。

中国特色检辩关系及新刑诉法的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检辩关系是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价值目标的重要方面。基于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定位,我国的检辩关系表现为进攻与防御、中立与辩护、指控与反驳、保障与制约等多重多元关系,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新刑诉法对中国特色检辩关系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治与文明的重大进步。

论我国公诉人的角色定位——新刑诉法背景下的思考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类属于大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因而我国的公诉人角色亦具有典型的司法官属性和色彩:一方面,我国的公诉人角色承担着客观公正的司法官义务,具有明确的司法官地位;另一方面,我国的公诉人角色享有充分的司法官职权。2012年3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现行公诉制度作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但却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和动摇我国公诉权的基本构造以及公诉人的司法官角色和地位,相反,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因为强化了公诉人在庭前程序中的司法官职权,公诉人的司法官角色和地位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强。对于我国公诉实务部门来说,新刑诉法实施后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从观念、制度、行为以及文化等方面尊重、维护、落实公诉人的司法官角色和定位。

新刑诉法之刑事和解制度在经济犯罪侦查阶段的适用研究

依据新刑诉法厘清适用刑事和解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是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依法办案的内在要求。经侦部门要防止把刑事和解等同于调解结案;任意扩大适用的经济犯罪案件范围;以刑事和解之名行还钱、交钱放人之实以及以刑事和解代替侦查取证等错误做法。从司法上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确定刑事和解的赔偿范围和计算办法;细化双方当事人的行为要求;完善刑事和解的运行机制;出台执行刑事和解的操作指引;在侦查阶段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财产情况的证据收集。从立法上增加适用刑事和解的经济犯罪类型;明确规定新刑诉法第277条规定的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后免除犯罪嫌疑人监禁刑;增加刑事和解的排除适用情形;增加自诉转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论新刑诉法司法鉴定问题的修改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问题作出几处修改: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确立了生物样本采集制度,对鉴定人之出庭范围、人身安全保护、拒不出庭后果作出具体规定,并增设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修改之处在转变盲目依赖鉴定的观念、增强鉴定质证、吸纳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等方面呈现诸多亮点,但有关生物样本采集程序以及鉴定人出庭效果等方面依然有待完善。

新刑诉法施行后侦查讯问的困境及破解——以防范刑讯逼供为视角

刑讯逼供由纠问式诉讼残留、由供到证取证模式的影响、侦查讯问外部监督匮乏和人权保障理念缺失等原因造成。新刑诉法从限制和规范讯问场所、规定同步录音录像、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四方面构建起防范刑讯逼供的机制。对比域外先进法治国家防范刑讯逼供立法经验,新刑诉法仍有诸多可以改进和完善之处。侦查人员应当转变取证观念,运用科学讯问策略和技巧,破解讯问的困境,从根本上落实新刑诉法的刑讯逼供防范机制。

论新刑诉法视域下公安院校证据法教学之转向

新刑诉法实施后,我国的诉讼理念和具体制度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影响到证据法的总论、证据论、证明论、程序论四个知识模块。证据法作为公安院校的重要课程,教师应顺应变化实现教学转向,藉以达到使学生合法、正确收集运用证据之教学目标。

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制度的规制

刑讯逼供一直是我国刑事侦查过程中的顽疾,虽然现行刑法和刑诉法中都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具体刑事案件中仍屡见不鲜。如何走出这种局面一直是司法机关和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新刑诉法的出台彻底打破了这种局面。新刑诉法从实际出发通过法律的规定、技术保障、责任落实、监督的强化等制度构建了刑事诉讼程序中遏制刑讯逼供的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试析新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被许多国家普遍接受的证据规则之一，我国相关法律也明文规定证据的来源必须合法，但是近年来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导致冤假错案的事件屡见报端，我国法律虽有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但实施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对新刑诉法实施背景下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鉴定人出庭作证明确做出规定，这不仅是对诉讼法体系的完善，更是对司法公正理念的具体化。如何理解、把握、并在司法实践中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当前侦查、审判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从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法律规定出发，分析了目前在司法实施中鉴定人出庭作证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措施，以期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

新刑诉法实施背景下侦破职务犯罪案件若干对策思考

刑诉法的修改,给检察机关突破职务犯罪案件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更新执法理念、转变侦查方式、强化专业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规定是新刑诉法实施背景下,提升侦破案件的能力、水平、质量、效率、效果的重要途径。

中国新刑诉法对诉讼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保障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对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原刑诉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刑诉法从原来的164条增至225条,改动110处。

新刑诉法视野下律师调查取证的风险防控

刑事辩护工作具有很大的职业风险性,这既有立法上的原因,又有司法体制上的因素。调查取证权成为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直接导致愿意做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不断减少,这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是极为不利的。2012年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很多改进。律师在侦查阶段第一次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意味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始于侦查阶段;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有很大限制,律师的职业风险是否有所改观还须进一步观察。最后,结合新《刑诉法》的施行,就如何做好律师调查取证工作、有效避免律师职业风险提出了对策措施。

新刑诉法视野下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一种新型刑事司法制度,是刑诉法修订后新增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在介绍刑事和解制度及其积极意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当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之处。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试析新刑诉法保障人权功能的强化

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是刑事诉讼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的表征。本文通过对我国新、旧两部刑事诉讼法的分析,论证了我国新刑诉法在保障人权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作者认为,加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不仅不会妨碍今后的“严打”斗争,而且有利于完成我国刑诉法确立的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