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创新赋能组织韧性是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时代要求,新创企业组织韧性对其生存发展与产业链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区分我国A股上市新创企业新颖型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探讨两种创新类型与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作用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具有非线性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能够显著提高新创企业组织韧性;②技术创新能够强化商业模式创新与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作用关系;③企业融资约束水平未改变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作用机制,但当融资约束较高时,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U型影响消失,技术创新负向调节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可从商业模式创新类型视角为新创企业培育组织韧性提供重要启示。

价值重构视角下科技型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商业模式创新成为科技型新创企业寻求新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据此,从价值重构角度出发构建科技型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模型,并基于336份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方法对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创业网络强度、用户需求响应程度、管理认知能力对科技型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创业初期强联结的资源网络结构、消费者的多性化需求、管理者的认知水平往往是一个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原生动力;创业学习、企业家精神、企业战略导向、行业竞争强度的正向激励作用虽次之,但企业通过对标学习、破坏性创新、科学布局、多方竞争仍能有效促使自身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因此科技型新创企业在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中应培育高质量、多层次创业网络,精准对接用户需求,深化战略机制,开展协同创新,以此促进企业发展。

初始资源、战略匹配度、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成长效应

初始资源、创业战略、创业学习是创业理论的重要范畴,但不少研究往往割裂范畴之间内在联系,孤立分析上述因素对新创企业成长影响,难以适应动态复杂的环境变化,也与高度能动性创业活动的实际情况不吻合。借鉴资源基础理论的分析范式,构建“初始资源–创业战略–企业成长性”新分析框架,并将创业战略模式具体化为新企业对创业机会来源和创业合法性方式的选择组合,引进创业学习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对266家新创企业的问卷调查,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初始资源禀赋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直接积极影响。(2)战略模式选择的成长效应不显著,但初始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模式之间内洽性和匹配度,则对新企业成长具有显著中介效应。(3)创业学习是重要调节变量,但不同学习方式对不同创业路径的调节效应具有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先前承诺、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 ——基于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研究

先前承诺是一种强调战略联盟而非竞争分析的决策方式,能为新创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提供新思路。先前承诺虽在资源拼凑与企业探索式创新中起着影响作用,但将先前承诺、资源拼凑与探索式创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并深入探讨其中机制的研究较少。为厘清先前承诺对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效果推理理论,以先前承诺为视角切入,构建“先前承诺-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的理论框架,采用分层回归方法对426家新创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以及政府支持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先前承诺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资源拼凑在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政府支持是缓解新创企业资源约束压力的有效途径。因此,新创企业要借助政府支持的力量,通过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先前承诺,快速吸收整合探索式创新所需的资源,以降低探索式创新的风险;政府则要重点关注新创企业的发展状况,并及时完善支持新创企业创新活动的法律法规。

新创企业如何开发创业战略——认知与行动结合视角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创业战略是决定新创企业创业成败的关键,但学界对于新创企业如何开发可行性创业战略探讨甚少。从认知与行动结合视角出发,通过案例研究方法纵向考察技术型新创企业创业战略开发过程,结果发现:第一,创业战略可以解构为若干战略模块,以战略模块为单元开展认知活动和学习行动能够促进创业者机会表征演化,有助于形成逻辑连贯的创业战略;第二,创业战略开发过程中,认知活动与学习行动结合方式具有多样性,由此识别并剖析迭代聚焦和多模块并行两种创业战略开发模式。结论可深化学界对新创企业创业战略开发过程的理解,有助于促进新创企业创业战略开发实践。

知识耦合视阈下大数据能力对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资源,如何依托大数据能力优化知识能级并实现创业生存与成长目标成为新创企业“新创弱性”研究的关键问题。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与知识基础观,将知识耦合引入大数据能力与新创企业创业绩效关系框架,构建以互补性知识耦合、替代性知识耦合为中介的研究模型,并基于212家新创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数据能力对知识耦合与新创企业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大数据能力通过知识耦合影响新创企业创业绩效;互补性知识耦合与创业生存绩效呈倒U型关系,替代性知识耦合与创业成长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IT-业务战略匹配正向调节大数据能力与知识耦合的关系。

数字平台信息生产与新创企业股权融资研究——基于多源数据方法

以2014—2020年在京东众筹平台发起预售众筹的新创企业为样本,考察预售众筹融资表现是否对融资企业后续获得风险资本产生影响。实证发现,较好的融资表现可以彰显企业家才能和揭示市场需求,从而产生信号效应,提高新创企业后续获得风险资本的可能性,这一效应主要受最近一次众筹经历影响,且不受众筹之前早期风险资本的介入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预售众筹的信号效应弱于股权众筹的信号效应,但两者可以形成互补。新创企业应重视预售众筹的信息生产作用,利用良好的融资表现发送高质量信号。

数字时代创业加速器如何赋能新创企业成长?——基于海创汇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鉴于当下赋能研究难以诠释数字时代的组织间关联,文章以海创汇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时代创业加速器赋能新创企业成长的情境、行为与结果。研究发现:基于企业成长时期演变,创业加速器的赋能情境分为新创企业“定位模糊”“规模约束”和“路径依赖”三种类型;创业加速器历经“预加速—加速中—加速后”三个阶段,且各加速阶段的赋能维度机理存在明显差异;在新创企业接受赋能实现成长的背后,以创业加速器为主导的赋能互动关系从单向联动逐渐转为双向强联动的稳固关系。研究有助于拓展赋能理论的研究维度与理论内涵,也为数字时代创业加速器及新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发。

科技新创企业的数字化战略认知图式及其对战略行动的驱动路径研究

文章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沿着“认知—行为—绩效”的逻辑主线对科技新创企业年报进行内容分析和因果映射分析,探究数字化战略认知图式、战略行动和企业绩效三者的内容构成及三者之间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战略认知图式与战略行动内容框架较传统框架最显著的差异为数字化内容的新增,其中数字化战略认知图式(环境、资源与能力和企业战略)新增“主要的行业外部数字趋势”等6个范畴,战略行动新增“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行动”等4个范畴;科技新创企业形成了以使命宣言、战略目标和数字商业模式为关键枢纽的3组驱动路径,“中观环境--战略目标—业务流程相关的行动—非财务绩效”是驱动强度最高的总路径;管理者注意力焦点的不同是3组驱动路径的主要差异来源。

科技型新创企业供应链融资多主体行为策略的演化与仿真

科技型新创企业研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特性使其有着“短、频、散、小”的融资需求,但其所能依赖的融资手段却十分有限,供应链融资被认为是解决科技型新创企业融资问题的有效途径。基于科技型新创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现实情境,建立供应链融资多主体行为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求解模型找到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而后结合Matlab仿真进一步探究相关因素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研究表明:三方都参与或三方都不参与的行为策略为该系统的稳定策略;当各主体初始参与意愿大于等于60%时,随着时间变化各主体倾向于选择参与的行为策略,否则将选择不参与;当各主体参与供应链融资获得的收益大于临界值或获得的成本小于临界值时,各主体也会随着时间变化选择参与的行为策略。研究丰富了供应链融资的相关研究,为科技型新创企业解决融资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撑。

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的新创获--《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研究》评介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19个抗日根据地中唯一以一省为建制的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基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巩固与发展,以及山东能够在抗战中取得胜利,与其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因此,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的研究就具有重要价值。苑朋欣教授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一书,就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进行的全新探讨。总的来说,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双元技术创新对新创企业绩效的权变影响——以202家涉农企业的调查数据为基础

企业需要以创新为支撑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资源有限的新创企业,为与“老牌企业”竞争,需要兼顾利用式和探索式双元技术创新,然而二者对企业内部资源形成竞争。只有通过有顺序、有重点地“两手抓”才能够实现“两手都要硬”的目标。以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的分析显示,环境动态性程度较高时,探索式技术创新比利用式技术创新更有利于提升绩效;而行业内竞争较为激烈时,利用式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更显著。以此为依据,管理者可以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入贡献相对更大的创新模式中,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驱动新创企业创新的研究——基于内外源融资能力的中介效应视角

新创企业是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其资源获取能力普遍较弱,不利于新创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具有普惠性和包容性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否驱动新创企业创新?选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3—2022年创业板新创企业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创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创新活动起到了明显的激励作用。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更大;企业特征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激发其创新活力。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新创企业营业收入,提升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外源融资能力,助力新创企业不断创新。

跨界学习、价值认知激活与裂变型新创企业绩效

基于学习—认知—决策的逻辑关系,构建跨界学习、价值认知激活与企业绩效关系理论模型,基于动态能力视角探讨裂变型新创企业绩效提升的路径机制。通过分析213份调查问卷发现:跨界学习和价值认知激活均能显著提升裂变型新创企业绩效;跨界学习以更新知识结构和创新性资源组合方式促进价值认知能力提升,且动态能力越强,跨界学习越能促进价值认知激活;价值认知激活通过对跨界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资源进行创新性组合和利用,进一步转化为裂变型新创企业绩效,即价值认知激活在跨界学习与裂变型新创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效应。结论既可基于动态能力视角回答企业如何突破资源约束,实现资源要素创新性利用和价值认知激活这一问题,也可对其如何更具柔性与灵活性以应对内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提供解释路径。

数字化时代如何将众创空间创业资源转化为新创企业绩效——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作用

随着数字技术与创业活动的融合不断深化,数据要素的利用和数字创业平台的构建成为数字化时代众创空间实施创业活动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资源—能力—绩效”的研究框架,构建创业资源通过数字平台能力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机制模型,同时考虑制度环境特殊的作用边界。结果表明,众创空间具有数字化属性的创业资源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平台能力是推动新创企业绩效提高的重要中介,制度环境在此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众创空间管理者应充分发挥数字创业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线上创业平台,通过数字资源为创业者赋能;创业主体应培养组织的数字平台能力,有效整合组织内外部信息和资源,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高。

集群中小企业协同新创平台的资源行动机制——构建数字产业集群的路径探索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企业借助大型平台赋能推进数字化转型,而对集群中小企业与新创平台的协同共创过程关注不足,在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情境下,集群中小企业与新创平台犹如“难兄难弟”,共同面对资源困境。为此,通过对宁波模具集群企业与创元信息模具工业互联网平台共创案例的研究,发现集群中小企业协同新创平台开展数字化转型,是以共同资源焦点驱动的资源行动演进。在资源探索阶段,集群中小企业可以协同新创平台采用“启发式拼凑”,回应“资源盘活”焦点,但难以解决资源池不足的问题;在资源构建阶段,集群中小企业协同新创平台开展“启发式拼凑”和“模仿式编排”的互动,回应“资源匹配”焦点,缓解了资源获取张力,但如何将资源转换成数字化转型能力仍存在诸多挑战;在资源能力化阶段,集群中小企业协同新创平台可以在“启发式拼凑”和“模仿式编排”互动的基础上引入“渐进式协奏”,并开展循环迭代,回应“资源系统”焦点,缓解资源转换张力。基于“相对对称”赋能情境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新创企业成长:影响因素、成长路径与未来展望——基于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文献的分析

通过系统梳理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相关文献,发现国内新创企业成长研究遵循“要素-行为分析框架”和“行为规律/模式”两条研究思路。基于“要素-行为分析框架”,采用文献编码方式可提炼出包括外部环境、创业者个人特征等9个新创企业成长的核心影响因素;而基于“行为规律/模式”,则归纳出渐进式成长路径、跨越式成长路径和阶段式成长路径3条新创企业成长路径,新创企业可根据自身内外部条件和战略导向进行选择。

网络市场导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知识搜寻的中介作用与大数据能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知识基础观和组织搜寻理论,构建网络市场导向、知识搜寻与企业绩效关系理论模型,从知识搜寻的视角出发探讨知识密集型新创企业绩效提升的路径机制。通过对364份问卷分析发现:网络市场导向正向影响知识密集型新创企业绩效;知识搜寻在网络市场导向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大数据能力正向调节知识搜寻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即大数据能力水平越高,知识搜寻与新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越强。结论有助于揭示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新创企业运用网络市场导向实现企业绩效提升的过程,既能拓展知识基础观的应用价值,也为新创企业提供实践层面的管理启示。

基于品牌生态圈的新创国际品牌培育模式探讨——以新创国际品牌“Anker”为例

鉴于品牌生态圈的特点与运行机理,本文探讨了一种基于个体品牌构建国际性品牌生态圈、管理国际性品牌生态圈运行、促进国际性品牌生态圈发展壮大以及核心个体品牌成长的国际品牌培育模式。该模式是适合应用于互联网与大数据环境,培育国际品牌的优越模式。本文以新创国际品牌“Anker”为例,对其做出了具体阐释。

战略创业、数字双元能力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

战略创业的有效实施使企业在寻找机会和谋取利益的行为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进而对企业成长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从战略创业和动态能力视角出发,揭示在数字双元能力的中介作用下,战略创业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路径。本文利用319份企业有效问卷,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PROCESS程序和PLS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战略创业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双元能力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 战略创业行为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 数字双元能力在战略创业和新创企业成长之间发挥显著正向中介作用。通过验证“战略创业–数字探索能力–成长绩效”和“战略创业–数字利用能力–成长绩效”影响路径,进一步发现数字双元能力在战略创业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之间起到具体中介作用。研究深化了既有理论对战略创业作用的认知,对于企业战略创业的实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enables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a balance between the behavior of seeking opportunities and seeking benefits, which in tur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mpact path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growth of new ventures under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digital ambidexterity. Based on 319 valid questionnaires, this paper use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PROCESS program and PL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igital ambidexte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new ventures. 2) Digital ambidextrous capability play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and new venture growth. By verifying the influence paths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digital exploration ability-growth performance” and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digital utilization ability-growth performance”,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digital ambidexterity plays a specific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and new venture growth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existing theories i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and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