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话语的建构与边缘文化的崛起——论“新南方写作”的地方路径

在新世纪的当代文坛,“新南方写作”是和“新东北作家群”一样备受瞩目的文学现象。作为新的批评概念,“新南方写作”的提出不仅是对新南方地区的地方书写的总结,还是作家、评论家和学术期刊编辑共同参与的话语建构活动。基于地方路径,“新南方写作”的风格可以被归纳为三个方面:地方性与风土的再现、方言的转化与非透明性的语言、“巫魅美学”的凸显。“新南方写作”用新的观察视角打开了新的文学讨论和学术研究的空间,以“边缘的崛起”的文化想象重构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地理版图。

地方性与共同体:论“三三”谱系小说与新南方写作的叙事特质

中国台湾“三三”谱系小说在叙事转型后,主要采用漫游叙事、微观叙事等策略,结构变得较为松散。这是新南方写作小说突出的叙事特质,同时它也赋予了新南方写作概念的边界性与合法性。它们叙事特征相同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东南亚各地域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区域内不少作家存在着同样文化身份的认同,并以中华文化传统为共同精神源泉。“三三”谱系小说、新南方写作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经由相同叙事形式构建了广义华文文学视域下的共同体,基于并超越了地方性,丰富了华文文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离心者的安放与命名——由林森的创作探析“新南方写作”的生成路径

“新南方写作”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关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则鲜有讨论。林森作品包蕴的离心美学,影响其对总括、切片式的文学批评话语所持的修正态度。无论是早年从“80后文学”的“逃逸”,还是发掘边地前沿性的尝试,林森写作中的抵抗性意旨都与批评话语交互辩证,而始终依违徘徊。“新南方写作”涵纳的“世界文学”视野,对代际批评的失效以及“城-乡”“中心-边地”二元对立的有效化解,切中了林森关于批评的反思及其作品气质的塑造。这一概念在赋予作家书写自由、召唤其海洋性美学特征的同时,也因为其妥善的收编而使作家调整了写作意趣,转而“向心”地走向整全与宏远。对林森创作进路的分析,有助于反思文学批评话语的宽窄去取,从而为有效地展开和作品的真诚对话,为“新南方写作”的良善发展提供镜鉴。

“新南方写作”的边疆跨境叙事——以范稳的长篇小说《碧色寨》为例

在“新南方写作”的叙事类型中,边疆跨境叙事是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连通方式。范稳的长篇小说《碧色寨》立足云南、连通越南,重新挖掘西南边疆通道的历史资源,拓展了边疆跨境叙事的文学新范式。小说围绕百余年前法国铁路公司滇越铁路的跨国开通运营,聚焦于碧色寨火车站的历史兴衰,呈现出边疆风情、人事纠葛与文化碰撞的多元图景。在边疆跨境视维下,作者通过地理叙事勾勒出欧洲人的地理想象与地理适应,借助历史叙事重构了滇越铁路的修筑史与抗争史,又在文化叙事中彰显出彝族原生文化与欧洲外来文化的融汇冲突。

编辑出版、理论批评与文艺思潮的发生——关于“新南方写作”

“新南方写作”及其中所包孕的当代中国的文学地方性思潮,是近年来最为引人瞩目的文艺现象之一。这个概念从理论评论杂志、文学期刊到大学学报,实现了从诞生、成型,到发展、衍变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与编辑出版无疑是密不可分的,通过理论与创作的出版平台倡导生发的文艺新思潮,往往能够在很大限度上达成相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就是说,“新南方写作”等文学地方性概念的生发,是一个由学术期刊和编辑出版直接推动的重要范例,由是也延续了现代中国期刊和编辑在学术史,尤其是在文学史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形成了关于当代前沿文化的理论创新、概念孵化及文艺创作的新范型。

何处是“南方”?——试论“新南方写作”的发生

近年来,“新南方写作”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内一个难得的亮点,在诸多与之相关的言说中逐渐演变为一场受到广泛关注的文学事件。在这场文学事件中“新南方写作”呈现出了不同的面目,论述的差异与分化不仅因为论者的知识背景以及理论方法的不同,或许更来自于“南方”并非一个确切的“位置”或稳固的概念。有关“新南方写作”的话语实践依托于深层的现实动力及对话对象,一方面“新南方写作”延续着作为其前史的“打工文学”的文化政治功能,二者均包含着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提升地方文化实力的期待与诉求;另一方面“新南方”的地理空间重心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新南方写作”通过对新城市经验的书写呈现出与新技术相伴生的大湾区的文化想象。

海洋、地域文化与生命哲学——从新南方写作论蔡崇达的《命运》

目的:蔡崇达的小说《命运》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入的主题思考,呈现了一个充满韵味和思想内涵的世界,其为探索海洋在小说文本中被赋予的意象、独特地域文化作为文本展开背景的意义及生命哲学的呈现而创作。方法:文章通过深入分析小说主题,揭示海洋、地域文化、生命哲学三大主题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内涵,同时展现了蔡崇达作为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另外,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内容与理论相结合,论述主题的意义和作用。结果:顺应“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提出的时代潮流,从“南部以南”地区出发,完成了海洋叙事与文化叙事的结合。通过对海洋、地域文化的描绘,作者表达了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他以海洋为象征,充分展现了海作为命运的载体在文中所承载的意蕴。以闽南地域作为故事开展的背景,为新南方写作的发展提供典型的文学范本,从宗教与神明信仰及民俗文化两个角度出发,揭开神秘的闽南文化面纱,拉近读者与独特地域文化之间的距离。《命运》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饱满且层次丰富,透过阿太的人生传递了苦难中的生命哲学,即如何正常且有意义地死去。阿太在她百年的人生中交出了答卷。结论:《命运》是一部深入探讨海洋、地域文化和生命哲学的作品,以深邃的主题和细腻的描绘手法,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来理解和审视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以海洋为象征,表现了生活的起伏波折,以南方地域文化为载体,呈现了人们对命运的坚韧和柔情。

虚构·地方性·世界中——评林棹《潮汐图》兼论“新南方写作”的先锋性问题

林棹在其长篇小说《潮汐图》中,展现了“新南方写作”的先锋特质。该作以1820年代的一只雌性巨蛙为主角,讲述了一个不仅深深植根于晚清岭南风土,更胸怀世界的传奇故事。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潮汐图》不仅以其卓越的想象力拓展了文学的虚构疆域,有力延续了先锋文学传统,更以极具岭南风情的地方书写,使得先锋性的特质得以在地生根。林棹将这一地方性的叙事置于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之下,通过地方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呈现了一种“世界中”的书写,彰显出青年作家在先锋性上的独到开拓。

新南方写作与文学“寻根”——读梁晓阳新著《文学中年》

广西作家梁晓阳在其新著《文学中年》中,跳出了早期《吉尔尕朗河两岸》《出塞书》等作的旅途境界和漂泊意识,开启了自我赤诚人生的书写历程。在野气横生的岭南故土之中,作者袒露了其曲折艰难的身份找寻与文化认同,为新南方写作增添了新色彩。梁晓阳立人为本、以文为媒,在情归故里文化传统的推动下开启了独具个人特色的南方叙事,并最终实现了肉体与心灵的“还乡”。同时,以《文学中年》为窗口,作者掀开了新南方写作既关注基层写作者的精神状态、倾听个体生命的呢喃自语,也摸索文化赓续的脉搏、追溯文学创作本源的艰苦而温情的一面。

论霍香结《日冕》的新南方文化意蕴

《日冕》中新南方文化的书写表现在人物素描中莫家围方言的使用,文字叙述中桂北地方性知识的融入以及环境描写中丛林意象和南方习俗的展现。《日冕》中新南方文化的来源有霍香结自身的南方情怀和社会环境对其情感的影响,《日冕》中的情感内涵由对新南方文化的情感认同,对南疆乡土的文学想象以及对湘桂多民族融合的肯定等几个部分组成。

新南方文学的跨文化审美内蕴研究

新南方文学近年来成为文学界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厘清新南方文学与传统南方文学的概念对于新南方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分析新南方文学的发展动态,窥见其所蕴含的审美内蕴,进而发现其追求异质性的自我更新机制,促进新南方文学研究指向书写方式和审美风格;通过分析新南方文学中的跨文化书写,探讨跨文化书写的文学价值意义,发现其拓宽了新南方文学的书写空间,创新了文本内容表现形式,将新南方文学推向世界多元化的大舞台。

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新时期继续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构想。由于南方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充分发挥云南的作用,不仅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也是实施"两洋"战略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大力促进云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语境中的宗教文化建设与调适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战略布局。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云南民族多样,宗教多元,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资源丰富,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和必要的保证。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宗教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宗教和宗教文化要自我调适,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为"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服务。

从“新南方”到“印太”:韩国“印太战略”的延续与变化

2022年12月尹锡悦政府公布了其首份“印太战略”。这是韩国首次制定和发表同时冠以“印太”和“战略”两个词的区域性外交政策。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印太战略”承袭了文在寅政府出台的“新南方政策”的诸多内容,如将东盟视为核心对象,将经贸视为核心领域,将包容视为核心原则,将繁荣与和平视为核心目标等,但“印太战略”更加偏重“价值观外交”,更加强调安全合作,更加强调主动塑造符合韩国认知的地区秩序。为此,韩国积极巩固韩美同盟,恢复韩日合作,深化与东盟、太平洋岛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双边关系,同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蓝色太平洋伙伴”“芯片四方联盟”,加强美日韩、韩日澳新等小多边合作,推动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韩国的“印太战略”也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局限,因为它设定了超过自身能力的目标,也难以跳出作为分裂的半岛国家需要优先处理自身的问题,同时需要与周边大国都保持密切关系的宿命。韩国“印太战略”过度替美国摇旗呐喊,削弱对华关系,最终可能助长地区对峙和分裂,伤及韩国自身,并使成为“全球枢纽国家”变成一句口号。

“新南方丝绸之路”视野下的贵州发展战略定位

"新南方丝绸之路"是起于"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区",经我国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进入南亚、东南亚、非洲、欧洲的一条开放合作发展之路。在"长三角"、"珠三角"处于转型升级时代,在国家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构想时代,在南亚、东南亚、非洲进入发展时代,在高铁时代,"新南方丝绸之路"的构建和繁荣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贵州处于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成渝地区通过西南进入南亚、东南亚的陆上咽喉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高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的相继建成开通将确立其在"新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地位;贵州近些年连续多年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长期以来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领先探索,使其确立"新南方丝绸之路"上落后国家后发赶超交流借鉴、生态文明典型示范有了基础,有了条件,有了动力,并一定会在这样的大开放、大交流中获得大发展,取得大突破。

新南方起源时期美国南方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变迁

新南方起源时期南方城市有显著发展 ,数量明显增加并初步完成城市功能的转换和城市设施的更新 ,为以后新南方综合性大都市的出现打下基础。但与同时期的北方城市相比 ,南方城市规模小 ,对农作物 ,工业原料和铁路的依赖严重 ,乡土气息浓厚。城市社会形态特征表现为种族隔离加剧 ,城市成为种族冲突的温床 ,一个自主自立的黑人社区形成 ;新老城市社会氛围差异大 ,老城市的相对静态与新兴城市的动态形成鲜明对照 ,南方社会重心不仅从农村移到城市 ,而且从老城市移到新兴城市。

新南方丝绸之路:四川旅游的未来战略选择

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应拓宽研究视野,把学术研究与旅游业发展,尤其是四川云南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扩大其历史文化内涵及现实意义。如何把古代滇蜀文化与当代滇蜀文化相联结,把南方丝绸之路与当代东南亚及印度文化相联结,探寻出一条新南方丝绸之路的旅游文化发展途径,是南丝路旅游未来发展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四川与云南旅游业的重要战略选择方向之一。新南方丝绸之路未来的发展,可以通过中国-东南亚-印度公路与铁路网建设,实现古老南丝路沿线现代旅游业的振兴。

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

“新南方写作”深具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涵义,其间新的经验和现实不断渗透出“南方”的新奇、新异与新变,由此而生长出了向海、向粤港澳、向东南亚等的现象及形式,这些维度成为了“新南方写作”的重要元素,也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包括汉语书写)中地方性叙事的新探索与新形态。不仅如此,在汉语写作、海洋景观以及美学精神的多维探询中,“新南方写作”可以说打破了既往单一性的地方性路径,以更为广阔的界域、更为新颖的书写以及更为开放的姿态,建构自身的地方性与世界性意义。

“新南方政策”视角下韩国—东盟关系:现状与前景

2017年文在寅政府提出了“新南方政策”,首次将东盟提升到与美、中、日、俄同一战略高度,旨在提升与东盟经济关系,减小对中美经济依赖和政治风险,实现战略选择多元化和平衡外交,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通过对东盟10国的访问,标志着韩国在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方面正在采取实质性的步骤,而“新南方政策”也得到了东盟的积极回应,对其持欢迎态度。未来该政策的实施以及韩国-东盟关系将主要取决于韩国与美、中关系、朝鲜半岛局势、韩国与东盟的经济对接以及东盟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的作用。虽然“新南方政策”提升了东盟在韩国外交中的地位,但这不会根本改变韩国以美、中、日和朝鲜为中心的传统外交格局。

韩国“新南方政策”与越韩关系的新发展

1992年,越韩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两国的政治需要,由于缺乏经济关系的支撑,导致此后两国关系长期不温不火。越南经济“起飞”后,两国经贸合作获得了深入发展,反过来又促使韩国主动采取措施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2017年,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新南方政策”,将东盟和印度作为新的外交着力点。该政策的提出虽针对整个东南亚和印度,但越南实际上居于核心位置。“新南方政策”对越韩关系发挥了加速剂的作用,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但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两国地缘利益上的相似性和互补性,同时也与两国文化上的相似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展望未来,越韩两国在对华关系上的共同利益基础长期不会改变,对此,中国应未雨绸缪,既要释放合作共赢的善意,也要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