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地域文化与生命哲学——从新南方写作论蔡崇达的《命运》

目的:蔡崇达的小说《命运》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入的主题思考,呈现了一个充满韵味和思想内涵的世界,其为探索海洋在小说文本中被赋予的意象、独特地域文化作为文本展开背景的意义及生命哲学的呈现而创作。方法:文章通过深入分析小说主题,揭示海洋、地域文化、生命哲学三大主题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内涵,同时展现了蔡崇达作为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另外,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内容与理论相结合,论述主题的意义和作用。结果:顺应“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提出的时代潮流,从“南部以南”地区出发,完成了海洋叙事与文化叙事的结合。通过对海洋、地域文化的描绘,作者表达了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他以海洋为象征,充分展现了海作为命运的载体在文中所承载的意蕴。以闽南地域作为故事开展的背景,为新南方写作的发展提供典型的文学范本,从宗教与神明信仰及民俗文化两个角度出发,揭开神秘的闽南文化面纱,拉近读者与独特地域文化之间的距离。《命运》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饱满且层次丰富,透过阿太的人生传递了苦难中的生命哲学,即如何正常且有意义地死去。阿太在她百年的人生中交出了答卷。结论:《命运》是一部深入探讨海洋、地域文化和生命哲学的作品,以深邃的主题和细腻的描绘手法,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来理解和审视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以海洋为象征,表现了生活的起伏波折,以南方地域文化为载体,呈现了人们对命运的坚韧和柔情。

从“新南方”到“印太”:韩国“印太战略”的延续与变化

2022年12月尹锡悦政府公布了其首份“印太战略”。这是韩国首次制定和发表同时冠以“印太”和“战略”两个词的区域性外交政策。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印太战略”承袭了文在寅政府出台的“新南方政策”的诸多内容,如将东盟视为核心对象,将经贸视为核心领域,将包容视为核心原则,将繁荣与和平视为核心目标等,但“印太战略”更加偏重“价值观外交”,更加强调安全合作,更加强调主动塑造符合韩国认知的地区秩序。为此,韩国积极巩固韩美同盟,恢复韩日合作,深化与东盟、太平洋岛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双边关系,同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蓝色太平洋伙伴”“芯片四方联盟”,加强美日韩、韩日澳新等小多边合作,推动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韩国的“印太战略”也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局限,因为它设定了超过自身能力的目标,也难以跳出作为分裂的半岛国家需要优先处理自身的问题,同时需要与周边大国都保持密切关系的宿命。韩国“印太战略”过度替美国摇旗呐喊,削弱对华关系,最终可能助长地区对峙和分裂,伤及韩国自身,并使成为“全球枢纽国家”变成一句口号。

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

“新南方写作”深具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涵义,其间新的经验和现实不断渗透出“南方”的新奇、新异与新变,由此而生长出了向海、向粤港澳、向东南亚等的现象及形式,这些维度成为了“新南方写作”的重要元素,也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包括汉语书写)中地方性叙事的新探索与新形态。不仅如此,在汉语写作、海洋景观以及美学精神的多维探询中,“新南方写作”可以说打破了既往单一性的地方性路径,以更为广阔的界域、更为新颖的书写以及更为开放的姿态,建构自身的地方性与世界性意义。

超越“地方性”的新南方写作——以林白、朱山坡、梁晓阳近作为讨论中心

新南方写作发轫于地方性,势必离不开南方意识。它映射出一定的“在地性”和写作习惯,又表现出异于以往的特质。在超越“地方性”的新南方写作上,林白、朱山坡、梁晓阳做出了有力尝试。三位作家从险隘的“地方性”出走,实践着超越自我的异质性书写,并以“新主体”的眼光和身份重返故乡,实现个人经验叙事。此外,林白、朱山坡、梁晓阳在“出走”和“重返”之间,不忘“坚守”南方写作的超越性。

南方的主体性及其想象--以朱山坡的新南方写作为中心

对南方世界的地理构建和精神构建始终贯穿在新南方代表作家朱山坡的创作中。他笔下的南方世界经历了从“精神北向”到“南方主体”的觉醒过程,这一趋势在他近期新南方写作的“世界性”探索中得到进一步彰明。他早期小说中的米庄指涉他的现实故乡,也指涉着落后于强势北方文化之下的南方世界,强调南方的贫瘠闭塞及其带来的隔绝与孤独感。“蛋镇”系列意味着他开始搭建以新南方为主体的精神空间,并通过台风与洪水等极端气候书写催生南方的新变和新生。近期的小说中,他将视野拓展到中国域外,试图在世界性的视域下,进一步审视、重构和凸显南方的主体价值。朱山坡小说创作的变化,代表了新南方写作群体在思想资源、叙事方式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特征,体现了他们构建南方之南文化主体性的努力。

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新时期继续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构想。由于南方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充分发挥云南的作用,不仅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也是实施"两洋"战略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大力促进云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语境中的宗教文化建设与调适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战略布局。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云南民族多样,宗教多元,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资源丰富,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和必要的保证。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宗教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宗教和宗教文化要自我调适,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为"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服务。

“新南方丝绸之路”视野下的贵州发展战略定位

"新南方丝绸之路"是起于"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区",经我国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进入南亚、东南亚、非洲、欧洲的一条开放合作发展之路。在"长三角"、"珠三角"处于转型升级时代,在国家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构想时代,在南亚、东南亚、非洲进入发展时代,在高铁时代,"新南方丝绸之路"的构建和繁荣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贵州处于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成渝地区通过西南进入南亚、东南亚的陆上咽喉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高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的相继建成开通将确立其在"新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地位;贵州近些年连续多年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长期以来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领先探索,使其确立"新南方丝绸之路"上落后国家后发赶超交流借鉴、生态文明典型示范有了基础,有了条件,有了动力,并一定会在这样的大开放、大交流中获得大发展,取得大突破。

新南方起源时期美国南方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变迁

新南方起源时期南方城市有显著发展 ,数量明显增加并初步完成城市功能的转换和城市设施的更新 ,为以后新南方综合性大都市的出现打下基础。但与同时期的北方城市相比 ,南方城市规模小 ,对农作物 ,工业原料和铁路的依赖严重 ,乡土气息浓厚。城市社会形态特征表现为种族隔离加剧 ,城市成为种族冲突的温床 ,一个自主自立的黑人社区形成 ;新老城市社会氛围差异大 ,老城市的相对静态与新兴城市的动态形成鲜明对照 ,南方社会重心不仅从农村移到城市 ,而且从老城市移到新兴城市。

新南方丝绸之路:四川旅游的未来战略选择

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应拓宽研究视野,把学术研究与旅游业发展,尤其是四川云南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扩大其历史文化内涵及现实意义。如何把古代滇蜀文化与当代滇蜀文化相联结,把南方丝绸之路与当代东南亚及印度文化相联结,探寻出一条新南方丝绸之路的旅游文化发展途径,是南丝路旅游未来发展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四川与云南旅游业的重要战略选择方向之一。新南方丝绸之路未来的发展,可以通过中国-东南亚-印度公路与铁路网建设,实现古老南丝路沿线现代旅游业的振兴。

“新南方政策”视角下韩国—东盟关系:现状与前景

2017年文在寅政府提出了“新南方政策”,首次将东盟提升到与美、中、日、俄同一战略高度,旨在提升与东盟经济关系,减小对中美经济依赖和政治风险,实现战略选择多元化和平衡外交,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通过对东盟10国的访问,标志着韩国在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方面正在采取实质性的步骤,而“新南方政策”也得到了东盟的积极回应,对其持欢迎态度。未来该政策的实施以及韩国-东盟关系将主要取决于韩国与美、中关系、朝鲜半岛局势、韩国与东盟的经济对接以及东盟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的作用。虽然“新南方政策”提升了东盟在韩国外交中的地位,但这不会根本改变韩国以美、中、日和朝鲜为中心的传统外交格局。

韩国“新南方政策”与越韩关系的新发展

1992年,越韩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两国的政治需要,由于缺乏经济关系的支撑,导致此后两国关系长期不温不火。越南经济“起飞”后,两国经贸合作获得了深入发展,反过来又促使韩国主动采取措施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2017年,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新南方政策”,将东盟和印度作为新的外交着力点。该政策的提出虽针对整个东南亚和印度,但越南实际上居于核心位置。“新南方政策”对越韩关系发挥了加速剂的作用,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但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两国地缘利益上的相似性和互补性,同时也与两国文化上的相似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展望未来,越韩两国在对华关系上的共同利益基础长期不会改变,对此,中国应未雨绸缪,既要释放合作共赢的善意,也要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中韩两国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前景与挑战——关于中国“一带一路”与韩国“新南方政策”对接可行性的综合分析

从当前形势来看,中韩两国政府皆需发展双边关系。文在寅政府提出的"新北方政策"因受美朝核谈判陷入僵局的影响而无法推进。因此,中国"一带一路"与韩国"新南方政策"的对接是最可行的合作层面之一。然而,两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存在两个层面的障碍因素,一是战略层面的外部因素,二是中韩双边关系层面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后者是两国可以积极解决的。本文认为,未来半年是中韩两国推进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韩国“新南方政策”建构的内涵取向

韩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贸易,而文在寅执政前后,其国际外部境遇面临萨德入韩、韩美FTA谈判重启及半岛局势恶化等空前挑战。文在寅当政后,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国际市场来扭转贸易发展的不利局面,推出了“新南方政策”。其建构的内涵取向是以确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为总体目标,以构建“3P共同体”即打造民众交流共同体、经贸互动繁荣共同体、共筑国家区域和平共同体为价值取向,以促进人员交流、构建繁荣共同体、维护地区和平等多领域合作为具体实施路径,使该政策发挥全方位的作用来抵御外界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朱山坡小说的新南方书写--从“蛋镇”和“电影院”谈起

朱山坡作品中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叙事方式是研究者着重关注的对象,《风暴预警期》和《蛋镇电影院》是最能体现朱山坡小说这种特色的最新成果,这两部作品中共同出现了“蛋镇”和“电影院”这两个元素,二者的结合使朱山坡在小说创作中不仅深入挖掘到南方地域的独特性和典型性,而且还找到了更合适的表现载体。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可以发现,南方独特的地理、人文条件铸成了朱山坡小说的内在性格,“蛋镇”和“电影院”的联动使南方人物的性格命运仿佛被置于放大镜下去观察和审视,并在“电影院”的里与外糅合荒诞与现实、冷静与温情、夸张与写实,为南方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

是出塞,更是还乡——梁晓阳《出塞书》及其新南方写作

广西作家梁晓阳的小说《出塞书》长达六十五万字,分为上部《新疆往事》和下部《十年转场》,全书以一种南方边地文人的独特视角,在高度还原“父辈”和“我辈”远赴新疆的出塞历程中,完成了外来者自我身份的追寻与建构。《出塞书》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旅行和写作成为作家自我确证的有效方式,《出塞书》既强化了主人公梁小羊多年来逃离故乡、只身赴疆的执着,呈现出文学理想烛照下的精神还乡,也深烙着梁晓阳本土的情感与文化印记,流露其南方写作的主体自觉。

论福克纳作品中新南方农业文化建筑物景观书写

尽管福克纳重点关注的是内战和旧南方,但他作品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处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新南方时期。福克纳作品中充斥着大量与这一时期相关的建筑物景观描写。本文主要借助物质文化的理论视角着重考察福克纳作品中新南方时期农业文化的五种建筑物景观书写,以期证明福克纳深知因社会变革而过时的物品可以通过记录到文本之中这一特殊的方式保存下来。

“新南方政策”视域下中韩在东盟的经贸合作——以越南为例

2017年,文在寅政府意图通过"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与周边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拓展广阔的海外市场,加强韩国在亚太区域的经济地位,重构韩国经济的世界版图。其中,"新南方政策"将东盟和印度作为布局的核心,使之与韩国的传统四大外交伙伴(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战略地位看齐。越南作为韩国"新南方政策"在东盟国家中的首要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韩两国的东盟外交政策在此实现交汇。本文通过回顾韩国的东盟外交发展历程,以越南为案例,分析"新南方政策"推动下中韩经贸合作情况,进一步拓展两国在东盟市场的合作潜能。

美国“新南方”政党政治及其转向——基于弗吉尼亚州的分析

近年来,美国南方各州选举竞争性上升,其中最早“翻蓝”的弗吉尼亚州自2008年起一直在总统大选中支持民主党,成为进步主义“新南方”的重要代表。通过分析当代弗吉尼亚州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可知,南北战争后该州曾有两次转向“新南方”的尝试,但都未能摆脱州内保守派白人选民的选举控制,以失败告终。21世纪以来,弗吉尼亚州内政治层面的“白人至上主义”、经济层面的财政保守主义和价值观层面的文化道德主义均有不同程度的衰落,逐渐脱离“南方特色”的保守主义政治传统,再一次开始迈向“新南方”。就目前来看,弗吉尼亚州可能继续在总统选举中倾向民主党。该州的选举转向反映出美国“两个南方”之间的政治分化正在扩大,未来南部地区或将不再是共和党的“铁票仓”。

现代性的内生路径与地方性的询唤可能--从潮汕书写重审“新南方写作”现象

新世纪的潮汕书写可以反哺“新南方写作”的理论建构。这些作品展现了中国海洋文明的精神影响,显示了启蒙与审美两种现代性的内生可能,同时表明潮语写作并非呈现新南方美学的最优装置,而剖析语言活动肌理、汲取潮汕讲古神韵,更能激发方言与国语间的艺术张力。对北人南迁的潮汕平原的“无根”状态之考察,则消解了“新南方写作”重构南北方文明序列的意图,揭示了全球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精神困境与赛博朋克的乡村现实。这些潮汕书写以现代性与地方性为叙事之双翼,有效规避了“新南方学”理论赋魅的共时本质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