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物馆新定义下展教服务开展的若干思考

2022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公布的博物馆新定义,高度概括了新时期博物馆发展的关键特征,进一步突出了博物馆与人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展教服务的重要性。文章以博物馆新定义为启示,结合国内相关政策法规和实际调研情况,分析了博物馆展教服务开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加大展教服务力度、准确把握发展定位、统筹打造服务品牌、拓展展教服务可及性、提高展教服务专业化水平、健全相关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博物馆社会服务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博物馆新定义在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修订中的反射

2019年以来,以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为代表的国际博物馆领域为应对社会和博物馆行业的快速变革,以开放、透明、民主的方式推出了一系列事关文博事业发展大计的重大举措,其中尤以博物馆新定义的出台和《ICOM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的修订最为引人关注。虽然后者之于前者的工作角度和解决的问题不完全重合,但相互衔接、补充和支撑,旨在将博物馆新定义所确定的博物馆机构属性、价值观念、功能坐标、行为体系和运行路径转承为规范博物馆及其从业者基本行为的标准,即职业道德准则。目前准则修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可望于2023年6、7月间提交正式审议。回顾和梳理这一过程,可以观察博物馆在不同维度上对博物馆新定义的“反射”效应。

刍议馆校合作创新模式——以冰心文学馆为例

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的博物馆新定义将"教育"调整到博物馆业务目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将"研究"置于首位的认识。近些年,冰心文学馆作为博物馆的一员,在发挥博物馆教育优势,创新第二课堂、发挥特色教育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与思考。

今天的博物馆站在了哪里?——对ICOM博物馆定义修订的初步观察与分析

为响应21世纪以来博物馆领域所出现的深刻变革,特别是在2015年UNESCO通过关于博物馆的建议书的推动下,ICOM于2016年7月启动了第九次博物馆定义修订,此举引起业界内外的极大关注。历经三年的全球范围的激烈讨论之后,由ICOM执委会从269个定义建议案中遴选出的新定义草案未能按原计划在2019年9月ICOM京都大会上完成修订所必要的法律程序。梳理和分析发现,人们对新定义草案中的几个重要方面提出了质疑:对主流博物馆认知的关键性改变能否被普遍接受,能否与UNESCO《2015博物馆建议书》的指导性意见完全衔接,是否与《ICOM章程》存在潜在冲突,会否使博物馆在一些国家面临法律和管理上的困惑,等等。此次定义的修订是ICOM历史上最民主的进程之一,也折射出博物馆传统派与革新派之间的学术碰撞。但无论从何种立场出发,一个富有理性和专业智慧的博物馆定义,必须在博物馆的机构目标(为什么利益服务)和特定的行为对象之间达成有效的平衡,它既不是一个基于理想的使命宣言,也不是一系列业务行为的简单罗列。目前ICOM已重新调整了定义修订工作的路线图,努力在2022年ICOM布拉格大会上最终形成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新的博物馆定义。

何以定义:基于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学者的视角——从《博物馆学的历史:博物馆学理论核心作者》出发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京都大会见证了博物馆定义的发布、阐释、讨论及搁浅的全过程。博物馆新定义为何难产?新定义有何创新和缺陷?也许可以从最近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委员会(ICOFOM)出版的《博物馆学的历史:博物馆学理论核心作者》(A History of Museology:Key authors of museological theory)出发,从博物馆学者的视角回溯"新博物馆学"与"科学博物馆学",追溯ICOFOM在博物馆学理论探索上的历程,而这一历程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各时期博物馆定义的修订。从"人"的角度来审视当代博物馆学的发展路径,一窥各博物馆学思潮的分野、对话、融合与创新。

变革环境下博物馆关键性认知的最大公约数——ICOM 2019年京都大会以来博物馆定义修订的回溯

博物馆定义修订并非专业语汇本身研究的进化,而是新时空条件下博物馆生态的反射。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有必要从内外部环境变化、研究方法论重建、热难点问题讨论、关键性共识形成、决策机制改革等方面,回溯ICOM 2019年京都大会以来博物馆定义修订工作的进程。将于2022年8月提交表决的博物馆新定义提案,对各国博物馆政策制定、博物馆道德准则调整、博物馆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博物馆学相关理论研究都有很大影响。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新定义中的一些术语尤其是一些新用术语的意义,在修订过程中并没有实现百分之百的共同理解,这些术语或概念极有可能在使用时产生差异,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下加以具体考察。新定义所提供的更多的是任何一座博物馆都应具备的“最核心的元素”,其作用也似乎更多是指导或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