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历史主义视域下大女主商战剧的叙事话语转变与身份认同

大女主商战剧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角,展现现代商业体系中利益冲突的电视剧杂糅类型。这一类型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当前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对特定时期价值观重新审视,大女主商战剧存在叙事话语的转变、对传统剧情模式进行突破,强调现代性与历史感的文本联结,其背后体现出的是新时代女性力量的崛起和性别主体意识的增强。

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下明宫廷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的解读

《奉天命三保下西洋》是一部基于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创作的明代宫廷杂剧,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观点中的“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对该杂剧进行分析,挖掘文本诞生的历史语境,发现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蕴含着当时宦官群体对自身形象的构建,同时该杂剧完整的故事线也为后人了解郑和下西洋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叙述。

沉默的背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视域下对《挚友》的解读

俄罗斯作家叶甫盖尼·沃多拉兹金的历史题材中篇小说《挚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为历史背景,书写了战争中3位德国年轻人之间真挚纯真的友情故事。小说打破了后现代理论文本阐释的桎梏,将历史与文学纳入同一符号系统之中,消解了原有的宏大历史叙事批评模式,关注战争权力边缘“他者”的话语。通过描写拉尔夫等小人物的轶闻“小历史”,逝去的战争空间得以重构,作为阐释者的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重塑,对战争产生了新的价值认知。

《何以中国》历史叙事策略管窥——基于新历史主义视角

本文通过对新历史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在中国纪录片中的运用进行梳理,基于新历史主义视角,从突破历史叙事的时空局限、建构历史叙事的实证基础、赋予历史叙事的生动鲜活、诠释历史叙事的立体全面、观照历史叙事的因果逻辑五个维度,以及对考古实证与影视化表达、科学历史与文化历史之间的平衡把握入手,对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历史叙事策略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何以中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具有实践文本意义的创新这一结论,值得在当下进一步推广和借鉴。

边缘意识下的自我言说:新历史主义影片观照

自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后,分属不同代际的电影人从各自的理解出发实现了电影与该理论的互动,为国产历史题材电影注入了活力。第五代电影人以历史寓言引发民族自省,第六代电影人以底层叙事为社会边缘群体代言,其他不能被代际划分阵营的电影人,则在关注市场的同时进行着自我表达。新历史主义电影利用一些碎片化的、似真非真的“小历史”文本与观众进行对话,与传统正史进行商榷,让观众看到了历史的更多可能性。

种族关系的隐晦书写——玛丽莲·罗宾逊《基列家书》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玛丽莲·罗宾逊的《基列家书》以家族史透视美国种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并以自身对种族歧视的抨击对现实进行重塑,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是新历史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以此为基点:一方面,《基列家书》完成了对美国种族问题的隐晦书写,间接折射出黑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基列家书》寄托了罗宾逊对美国种族平等的期望,以此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能动地参与历史的构建。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动画《平家物语·犬王》的叙事建构

在汤浅政明的动画新作《平家物语·犬王》中,导演汤浅政明将历史与文本相融合,通过边缘性的创作策略,以边缘人物的视角再现了13世纪前后的日本民众生活与社会面貌,构建了以底层乐师为主体的日常生活叙事,完成了对剧中人物的重塑,深化了作品的意涵,这一创作手法体现了该作品对民众生存境遇及个体命运的关切。通过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对该作品进行解读,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平家物语·犬王》这部寄寓着导演人文情怀和个人话语的诚意之作。

新历史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原生文本探究——谈三个代表人物的理论贡献

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国内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陆续出现了先导、第一、第二、第三批研究者。先导研究者最先为中国引入了新历史主义这一思潮或者这一方法论,而第一批研究者则为整个国内新历史主义的译介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张京媛、盛宁、王岳川三位学者对新历史主义的译介和研究成为后来新历史主义理论研究的典范,其文章、编著或专著等相关研究成果成为国内研究新历史主义的“原生文本”。之后的第二批和第三批研究者虽然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但其不少研究则是在先导和第一批研究者成果基础上的再研究,并且很一部分文本属于“衍生文本”。

超越和扬弃——以《红高粱》和《平原枪声》为例,浅析新历史主义 和革命历史小说的异同

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随着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新历史主义小说崭露头角。这一流派创新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本文以《红高粱》为例,将其与背景相似的革命历史小说《平原枪声》进行对比,分析新历史主义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在历史观、写作技法和中心思想等方面的差异。通过比较,探讨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在何处,为何而“新”。

新历史主义视域下对叶兆言小说《状元境》的解读

叶兆言的小说《状元境》以民国时期为叙事背景,深入历史裂隙进行独特的开掘与想象,完成了主流之外的历史述说,建构了虚实相生的新历史叙事。小说有意疏离单线化的正史,通过不同立场的人物视角,再现了纷繁复杂的战争历史,同时聚焦于历史的个别之处和偶然事件,着意书写“英雄”的风流史和失意史,完成了复线历史的增值。小说搁置了宏大历史与重大事件的书写,转而观照和审视小人物的个体命运,聚焦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实现了大写历史的小写化,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图景,给读者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论新历史主义的阐释学之误

新历史主义作为兴起于多种批评话语中间地带的阐释资源,将历史叙述限定于话语结构之中,试图消解历史的真实性和作者的权威性。从艺术事件观的角度来看,事件是物性与事性的统一,历史事件建立于物性之上,但是历史叙述则侧重于事性。事性的历史叙述包括事实界和价值界,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新历史主义过于关注事性的价值层面,忽略了事性中的事实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真实历史的存在,呈现出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倾向,进而导致阐释走向无限的开放,面临无效阐释的危险。“公共理性”作为探索阐释有效性界限的有益尝试,具有当下性与前瞻性的双重特质,在探索阐释界限的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

家族挽歌书写中的历史记忆和创伤心理展现——评《威廉·福克纳家族小说的新历史主义书写》

家族成员以家族记忆的形式构筑了家族意识,在家族依恋和家族崇拜的基础上谱写了家族恋歌。福克纳的家族小说通过不同的南方家族命运和家族生活,体现了其本人对南方社会所进行的历史、社会、生命、哲理和文化等领域的深入思考,折射出内战后南方人的历史记忆和时代特征。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的《威廉·福克纳家族小说的新历史主义书写》,是李常磊教授又一福学研究著作,也是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项目编号为19FWWB004)。

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二七”大罢工历史事件的中日文学书写研究

基于“二七”大罢工事件,中国作家蒋光慈通过大写历史的微观呈现方式创作了《少年漂泊者》,日本作家村山知义通过单线事件的复线凸显方式创作了戏剧《暴力团记》,人民群众通过客观历史的主观再现方式创作了“二七”大罢工纪念歌谣。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中日文学书写既是以“二七”大罢工事件为历史基础派生的文学作品,又因各自不同的特质与历史原因而实现了对“二七”大罢工的重新建构。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人性取向

新历史主义小说钟情于人性的哲学思考。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人性表达有多种观点,既有人性本善论,也有人性本恶论,还有对人性的自由与撕裂矛盾的呈现。人性的深入挖掘,有助于对人物的独特性有更全面的了解,但是也存在着人物的社会及历史内涵被大幅度削弱的局限。

一本历史之书——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月亮虎》解读

埃及裔英国作家佩内洛普·莱夫利的长篇小说《月亮虎》以整个20世纪为历史背景,通过独到的女性视角成功构建了小写的、多声部的历史书写,将个体的人生融入大历史中,文本虚构与历史真实相互交融。在大历史的背景下,通过边缘化的叙事策略,展现出隐藏在主流历史背后克劳迪娅作为“他者”独特的个人史以及“边缘人”的悲剧史,质疑官方历史话语的权威性,颠覆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引发读者对整个世界与人类、对历史真相、对人生新的审视与感悟。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民间存在、虚无与反抗——重读莫言《檀香刑》

《檀香刑》是莫言以重返历史的民间姿态,用“猫腔”谱写的一部高密东北乡抵抗外辱的心灵史。莫言对戏曲传说中的文化记忆进行解码和重构,展现了民间丰赡与复杂的生命存在,揭示了传统刑罚及西方殖民文化的“吃人”本质,也暴露了民族主义的坚忍与蒙昧及民间生命的狂欢与虚无。然而,莫言并未沉浸于想象的虚无历史中,而是在超越历史的人性反思和批判的同时,继续探索多元审美的艺术融合,并以庄严的历史观践行着鲁迅“反抗绝望”及萨特“存在主义”式的生命哲学。

颠覆与含纳——新历史主义视域下《别让我走》中的命运悲剧与权力书写

以新历史主义学者格林布拉特有关权力的颠覆与含纳模式为框架,运用权力规训、身份认同等相关理论、观点,对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小说《别让我走》中克隆人悲惨命运的成因做出一种新的诠释:权力压迫下的抵抗会被遏制、含纳,进而参与权力的强化。克隆人的反抗行为,逆向加剧了权力对他们的奴役与剥削。通过展示权力遏制并含纳颠覆性因素这一复杂过程的展示,石黑一雄传递出其对权力的敏锐认知以及隐晦却深刻的批判。

历史书写与重构: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古铜色太阳》

纵观21世纪美国青少年小说的发展,无论是题材类型还是艺术表现形式都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其中以历史为创作素材的作品已成为21世纪美国青少年小说发展的一大突出亮点。美国作家莎伦·德雷珀的《古铜色太阳》通过描述15岁黑人少女阿玛瑞和17岁白人契约仆人波莉等小人物的“小历史”,书写重构了美洲黑奴贩卖和奴隶制的“大历史”,揭露和谴责了残酷的黑奴贸易和卑鄙无耻的奴隶制,表达了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引导青少年读者对生命意义及种族问题的思考。

《绿皮书》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剖析电影《绿皮书》中文本与历史的相关性,即“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绿皮书》以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为背景,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历史状态。主人公唐·谢利一路南下巡演,企图用实际行动“颠覆”白人的统治权威,努力摆脱黑人同胞的边缘化身份,但“抑制”又使得谢利的“颠覆”不彻底,不能实现黑人与白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揭示了对改善种族歧视现状的期待、对摆脱黑人同胞边缘身份和提升黑人同胞权利话语权的呼唤。

《赎罪》中的新历史主义观

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解读现当代英国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赎罪》,探索分析麦氏是如何突破传统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范畴,将目光聚焦于处于权力边缘的小人物和个体家族的历史,将个体命运与家族兴衰穿插于文本主线中,表现出“复写”“多元”的历史。继而探析作者是如何通过填补历史的断层与缝隙,重构缺失的历史记忆,借助敦刻尔克之役这一真实史料的描写来避开主流历史的意识形态主导。最后探析作者是如何通过视角转换解除传统历史中的女性喑哑禁锢,赋予她们诉说真实历史和追求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话语权力。本文通过展现《赎罪》中的新历史主义观,发掘文本背后蕴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体系,引发读者对历史“真实性”的思考,以期为《赎罪》的研究增添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