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角下民族文化遗产的结构转型——以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为例

随着文化遗产相关政策的落地执行,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民族交融地区,地方特色与旅游发展的结合面临着遗产多样性与发展标准单一化的紧张局面。从融合了遗产功能论与遗产批判论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形成原因与历史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可知,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本体结构,它能在外部结构的转型中生成新的结构。文化遗产嵌入在一套整体的社会系统中,有着自己的生命层次与经验历程,遗产转型是它再生产的一种形式。同时,遗产所自带的生命力不仅是社会系统的产物,也在生产着整体社会。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从冰雪文化遗产到冰雪产业的转化

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理论视角和“资源-文化-产业”的研究线索,以哈尔滨冰雪产业为例,分析冰雪作为资源、文化、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功能”变化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转化方式,呈现出从冰雪“冷资源”到经济“热产业”这一动态过程。自然状态下的冰雪是寒冷地区的居民取用最便利的资源,在早期冰雪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冰雪文化得以产生;冰雪文化遗产属于结构性遗产,具有配置资源的“结构-功能”;冰雪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不仅能够促进冰雪产业的转型,而且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推动哈尔滨当地形成以冰雪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内源性竞争优势,既有利于冰雪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也有利于冰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与特色小镇的内源型发展——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为分析框架

以中国特色小镇海南省潭门镇为例,从历史文化遗产变化和发展的视角,将李氏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学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内源型发展"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相结合,推导出一套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来分析特色小镇建设的发展动力,即在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表现出新的功能,而且可以形成新的结构,更可以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推动资源配置并促进小镇内源型发展。

苗族的文化转型：一种关于民族文化变迁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访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会长张继焦研究员

针对凯里市苗族文化转型的影像志案例,提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古典"结构-功能论"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认为文化转型的理论意义在于文化产生了新的功能和结构;对"地方性知识"分析法进行了补充,提出了"新知识"的分析方法;用"伞式社会""蜂窝社会"这对概念解释苗族文化转型的发展动力和基础。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非遗传统民族技艺助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经验和启发

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和扶贫开发有机结合的非遗扶贫形式,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积极创新尝试,是一个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大背景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于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下的生产生活,并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需求的动态探索过程。民族传统技艺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具有其各民族独具的特殊性,但同样也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存在和其他中华文化相似的一般性。对于发达地区已然验证有效的经验,在民族地区必然存在能够推而广之的可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的新功能,不但能够在发达地区已经成熟完整的现代产业环境中“锦上添花”,也能够在基础薄弱的民族贫困地区中“雪中送炭”,甚至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新功能形成新结构,带动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推进当地产业结构的现代转型和成熟发展。本文将进一步运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分析框架,对民族地区结合非遗产业化和扶贫工作,分析不同案例中非遗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不同功能、产业成熟程度和对扶贫工作的影响,对于探索多元有效的扶贫开发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八仙传说”文化遗产到文旅产业集群——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市场经济的外在结构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否进行以及如何进行产业化的问题是焦点之重。通过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蓬莱“八仙传说”文化遗产的形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五个阶段形成文旅产业集群的过程进行田野调查,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展开分析,提出文化遗产动态变化的过程实则是产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遗产所自带的能量与社会结构中官方与民间的推动力量,共同造就了历史文化名城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域下县域经济振兴的内源性动力——以广东信宜玉器产业为例

广东信宜玉器产业将玉雕工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产业的内源型发展要素,对其进行商业运作,突出其文化功能属性,重塑品牌形象,从而推动传统产业的结构性改革,形成新的产业发展结构。以玉雕工艺为核心的泛玉器集群产业体系使信宜走出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信宜的玉器产业由“伞式社会”结构的国企向“蜂窝式社会”结构的民企转变,成为驱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振兴的动力源。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见证与重要财富,许多学科都对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文化人类学对文化遗产开展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注重整体性。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新古典学派”。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体现出中国学术的原创性。依据文化遗产所处的整体社会情境来看,这些研究分别讨论了城市复兴、县域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区域社会这五种情境下的文化遗产。在未来的文化遗产研究中,可以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中的具体实践过程。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野下传统-现代的并接实践与文旅融合发展——兼与萨林斯“并接”概念的对话

文旅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课题。文章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理论视角,讨论文旅融合发展是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以及“传统-现代”转型中实现传统文化遗产与现代旅游产业的并接实践。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能够阐明以往“并接”概念所没有解释清楚的动态实践具体过程。传统与现代的并接实践是传统文化要素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基于原有结构功能,产生新的结构功能。传统文化在结构功能上所具有的能动性与延展性,是文旅融合发展中传统与现代并接实践成功之要义。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旅融合而言,要注重做好传统与现代的“并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对于指导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实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以及理解当下的文化变迁现象具有理论指导与启发性意义。

换一个角度看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看待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是一个社会各界都关注的重要议题。我们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从本体结构、自生结构、外在结构等三个研究维度,分析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指出:文化遗产不仅是文化资本和文化资源,而且大部分可以开发和利用。一方面,文化遗产具有被动和受影响的特点,可以把文化遗产放在布迪厄所谓的“场域”(即乡村、小镇、城市)当中考察;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也具有自主能动性,带有自生结构,这些遗产具有吸引和配置资源的结构和功能。

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看城市老街区市井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以北京市的老街区为例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遗产传承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城市复兴的重中之重。在城市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既要防止“千城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又要推动承载城市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章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角度,以北京的烟袋斜街、南锣鼓巷、前门大街三处城市文化中代表市井文化遗产的老街为例,论证了作为“结构遗产”的历史文化街区可以跳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困境,在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需求下通过内源型发展体现自身价值并以相伴相生的关系实现老街区市井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的共同发展。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角下文化遗产在文旅演艺中的构建关系

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角看,文化遗产与文旅演艺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的互构关系,主要呈现出“大结构”和“小结构”两种样态。所谓“大结构”是指旅游文化中原有形式的景点景区,而“小结构”则是镶嵌于“大结构”之中所形成的并存、对立、联结等结构关系,以及不同亚剧态中差异化的关系组合。“小结构”样态主要有山水式实景演出结构、沉浸式情境演出结构和狂欢式主题公园演出结构三种。三种“小结构”样态中又分别有N系列剧作,以满足不同观演群体的需求,主要有传统观演、沉浸情境和消费游玩三种体验功能。因此,文化遗产与文旅演艺的互构关系是源于时代审美共情下“统一”而“多样”的辩证构成。“一统‘剧’态、差异构成、文化解构、现代表达”则是互构核心原则。

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与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动力——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人类学分析

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可为乡村振兴提供一种内源性动力,同时结合文旅融合的实践方式,还可有效促进产业间的互济互惠并由此推动文化遗产和传统乡村的协同发展与共同振兴。以宁夏黄渠桥镇的文化遗产开发为例,一方面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的叙事主线,展现了一个因道路变迁而外源性市场衰退的传统乡村,通过综合利用多种文化遗产来谋求自身转型和创造发展动能的主动实践历程;另一方面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场域中,文化遗产不仅可形成新结构和新功能,还可由此衍生出竞争优势并带动资源配置和产业集群,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内源性动力。

中华文化建设视角下的海口传统歌谣研究

中华文化建设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海口传统歌谣作为一种传统口头文化,记录着海口、海南及中国特殊时期的印记,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被更多地关注。但现阶段,一方面,社会中愈发多元的文化形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冲击着传统歌谣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关于海口传统歌谣的保护与研究还九牛一毛,因此海口传统歌谣研究工作急需跟进。文章提出研究歌谣的“三结构”框架,即以“全国歌谣—地方歌谣—区域歌谣”为视角,觇其在中华文化符号不同体系中的位置。最后结合新海口传统歌谣发展的态势,从自生层面探讨海口传统歌谣在中华文化大背景下承载的更多意义,以使海口传统歌谣这一文化符号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海南鸡饭的“版权之争”:源自海南岛,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文章从海南鸡饭的起源之争入手,探究了近些年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于海南鸡饭起源之说的不同版本,以及海南鸡饭与海南本土鸡饭的渊源。从“蜂窝式”社会结构看海南鸡饭的产生和发展,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为视角,分析海南鸡饭在东南亚发展传承过程中结构和功能所发生的变化及其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海南鸡饭是一个“跨文化”的产物,有着海南侨乡饮食“南洋化”和南洋饮食“海南化”的特点。文化遗产在一个地区或国家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南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在当下的作用明显不足。海南文化遗产在未来建设自由贸易港(区)过程中和在海上丝绸之路复兴过程中,都将发挥较大的作用。

现代旅游场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长沙市火宫殿“糖画”制作的考察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旅游场域中形成了新的结构,发挥了新的功能。长沙市火宫殿本身作为非遗以及非遗传承场所,各主体之间形成了产业联盟的共生关系,其功能从最初单一的火神祭拜发展成了多神祭拜、文化传承等多元化的功能。“糖画”作为其中的传承主体之一,发展了新的制作形式和内容,在现代旅游场域中发挥了“旅游商品”的新功能。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总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在新的场域中形成新的功能和新的结构,即强大的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不仅有利于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而且可以形成竞争优势,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反之,旅游的发展又促进非遗的活态传承。

现代社会宗亲文化的新发展——以海南宗亲团体为例

宗亲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和血脉亲缘关系的延伸,在族群、社群和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宗族是以继嗣关系为连接的物质客观基础,宗亲是基于宗族外延扩展的意识文化概念。文章对话于弗里德曼的近现代中国宗族研究范式,运用新古典"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视角,以海内外海南宗族社团为例,对现代社会中的宗亲文化态势进行探讨。不同于弗氏所论述的宗族文化的乡土性和落后性、区域性和封闭性、边缘性和对抗性等特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宗族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姓宗亲文化具有城市性和现代性、全球性和开放性、配套性和中心性等特点。宗亲文化作为社会结构转型中的非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非但消弭式微,反而形成了新的结构,发挥了新的功能,具有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对社会结构变革具有重要影响。

民族传统节日:结构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与文旅融合发展

民族传统节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所在。文章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视角,通过对苗族斗牛节、傣族泼水节、查干湖冬捕节以及京族哈节等我国民族传统节日的分析,试图对民族传统节日进行理论概括。民族传统节日不仅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安排,即它们有相对固定的举办地点、时间、活动内容等,而且具有先赋性与自主生成性等特征,自身可以能动地自我发展,能自主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形成一些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自在功能或自扩功能。在本质上,民族传统节日是一种结构遗产,是实现该类型文化遗产"传统-现代"转型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根本所在。

近70年海南琼剧研究的历程、现状和发展趋势

文章主要对1957年以来国内关于琼剧研究的论文、期刊进行了系统梳理,将经过筛选的237篇文献的题目、关键词进行处理,形成了以琼剧为中心的37个研究热点,以此总结过去近70年关于琼剧研究的主题主要有8大类,再结合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三个维度(本体结构、外在结构、自生结构)来构建琼剧研究的框架。现有关于琼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体结构维度,且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外在结构维度的研究是近些年来的研究重点,虽然目前成果没有像本体结构维度的研究成果那么多,但也形成了一些适应时代发展、能够反映时代变化的研究成果。自生结构的研究可谓是少之又少,应是未来琼剧研究的趋势;琼剧作为文化遗产具有自生功能,在政府、社会组织等力量的推动下,将会大有可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海南人要更加坚定海南文化自信,让琼剧传播海南声音、讲好海南故事。

对当代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人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等三大体系?没有学术大师引领的中国人类学如何实现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呢?最近一些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等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巨变,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人类学停滞或缓慢发展中的局部突围,算是当今世界人类学发展中新兴的学术增长点。中国人类学急需形成新的理论或者研究范式,也正在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如今,在中国诞生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就是中国人类学者的一种有益的学术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