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台湾电影中疾病的视觉呈现与主体塑造

近年来,疾病于中国台湾电影中的呈现愈加频繁与多样。当疾病进入影视作品时,其首先以最直接的视觉性方式与观众产生接触,于此过程中进行具象化的呈现,这一具象呈现也与“触感影像”结合,成为类型片的视觉策略。而在对疾病具象展示的过程中,影片实际上无意识地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患者,甚至将患者放置在景观乃至奇观的位置上,患者就此沦为了健康准则之外的又一他者。事实上,影像对于患者的呈现是一个从视觉性出发形塑主体的过程,它使病患被“看见”,却没有真正地被“看到”。

“台湾新电影”时期乡土电影的空间叙事研究

电影的叙事既要注重对时间的把握,又要有探索空间的能力,二者完美结合,才能使影片具有深厚的内涵和意蕴。“台湾新电影”时期的乡土电影,继续将镜头对准了乡土空间,书写着不同地域空间下文化身份的游移,描绘了个体青春成长的悲欢迷惘,以及从乡土视野追溯和呈现台湾地区近现代风貌,凸显创作者的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带来丰富的想象空间。本文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入手,把握台湾地区乡土电影的叙事主题,深入体会乡土电影传达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以期为之后的同类型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新台湾电影的疾病书写与时代隐喻

近五年,疾病叙事进入新台湾电影的趋势愈演愈烈。疾病进入影视创作,一方面以直接具象的方式展现患病的症状与痛苦,并一定程度上将患者化为被动和碎片的他者。另一方面,在患者被剥离主体性的基础上,电影通过叙事还原了病患主动、完整、中心的身份。同时,疾病叙事在爱情、家庭、科幻和恐怖等类型中呈现出不同的功用。在影片的显性呈现背后,疾病也成为切入当下台湾地区社会现实的隐性途径,不同类型的疾病呈现也是社会中集体无意识焦虑的各异体现。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反思与启示

在台湾电影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初掀起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与同一时期先后发生的香港新电影运动和大陆新电影运动交相辉映,汇聚成了中国电影创作发展的新浪潮。在此期间,相继出现了一批创新意识和个性风格较鲜明,艺术质量和美学品位颇高的优秀影片,既让世界影坛刮目相看,也让更多的域外观众了解和领略了中国电影的美学风貌。虽然当下台湾电影和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在生态环境及创作、产业和市场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当年新电影运动所体现的艺术创新精神,以及电影艺术家对社会现实和近现代历史的关注与批判精神等,仍然值得积极倡导和大力弘扬。因此,重新回顾、反思这一艺术创新运动,探讨其意义和价值,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并从中获得一些新的启示,无论是对推动中国电影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健康有序的发展,还是对重写中国电影发展史,都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必要的。

台湾新电影研究综述

台湾电影始终是中国电影密不可分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兴起的"新电影"运动对两岸三地现代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对台湾新电影研究的日益丰满,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

侯孝贤作品的人文亲和力及其文化品格——兼议台湾“新电影”的崛起及其人文脉理

侯孝贤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主将,与杨德昌等年青一代导演的创作一起,以文化主体性的苏醒为主题,将电影提升为一种审度自我成长、反省历史经验的语言,关注台湾从纯朴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艰难转型,焕发出一种可贵的人文亲和力。侯孝贤的作品深深扎根于台湾"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具有厚重的文化品格。特别是《悲情城市》对历史的诗意钩沉,隐含着一种遒劲的历史笔调,重构了一段不可被遗忘的悲剧史实,将个人记忆转化为"人民记忆",以介入式的历史意识描绘了一幅沉重而苍凉的史诗长卷,给我们带来有益的文化启迪。

论台湾新电影的悲情意味

台湾新电影享誉海内外,唯独岛内声息平淡。这种现象在商业受众等角度分析都可以找到一堆确实可见的证据,然而对于台湾电影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状态,其电影作品在艺术上是否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尚匮乏认真的分析与研讨。丈章从台湾新电影的悲情表象入手,以电影美学的角度,深入探寻以侯孝贤、杨德昌和蔡明亮为代表台湾新电影是如何把当代台湾电影引入脱离大众、关注小众、甚至独乐乐的歧路的根源。

台湾新电影三十年:乡土与本土的纠结

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新电影表征了当代台湾社会思潮的巨大转向:由乡土转为本土,由中华认同转为台湾认同。反帝反压迫、反思殖民现代性等批判性向度,是早期台湾新电影的乡土意识的主要内容;而继起的本土意识则失去了乡土意识的开放性与批判性,其以族群对立、省籍区隔为基础的电影叙事,反映了一种"反外省"、"去中国化"的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乡土与本土是重估台湾新电影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类型、身份认同及国族想象,二者在台湾新电影中的对立纠结,也显示了"中国结"与"台湾结"在当代台湾社会之差异互现的结构性在场。

台湾新电影中的台北形象与中国身份

近年来,艺术批评开始了向历史纵深的转向,通过对文本中传达的族群意识/国族意识的考察、发现来挖掘作品中渗透的"集体无意识",读解蕴藉其间的个人体验与历史经验,时代情绪与个体创痛。本文探讨的正是从八十年代以来在国际影坛占有重要地位的台湾新电影,通过对代表性导演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以及其影响下的一代电影人作品的分析,试图描述他们对都市化进程中台北的独特表达和深刻情感,以及影片中所流露的"孤岛情结"和国族意识。

劳动·城乡·认同:台湾“后新电影”中的地方性空间

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都市的不断扩张,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线朝向乡村靠拢。台湾的都市发展也不再像"亚洲四小龙"时期那样充满生机,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来促使人们往城市移动、生存。在台湾"后新电影"剧情中受挫、离开城市的主角们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他们面对着城市扩张的状态,不得不以"失败者"的面目重返故乡,进而试图探寻重新认识故乡和都市的方式。在空间和叙事的表现上,"后新电影"逐步地尝试重构城乡关系,以及劳动者、居民与地方空间的社会关系,在这一层次上正视迫使电影中主角离开城市返回家乡的原因以及主角返乡后的后续发展,同时对影片中大量出现的地方空间所蕴含的目标及意义进行自我阐释。

论台湾“新电影”时期的乡土电影创作

台湾“新电影”时期的乡土电影,与早期“健康写实主义”乡土电影既存在一定的延续,又有明显的开拓与创新。“新电影”时期的乡土电影更注重反映台湾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面貌和社会状况,真实地呈现底层民众的艰难生存和辛酸经历,写实性和批判色彩显著增强;一些影片还注重从乡土视野追溯和呈现台湾历史记忆,体现出创作者的责任担当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在乡愁表达上也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台湾“新电影”时期的乡土电影创作,以其全新的艺术创新精神、广阔的社会表现内容和丰厚的思想文化意蕴,刷新了台湾乡土电影的创作观念,为台湾电影赢得了世界性声誉。重新回顾和反思台湾“新电影”时期的乡土电影创作,总结其经验教训,能够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大陆乡土电影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电影创作要保持独立的艺术创新精神,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历史;电影创作既要重视个体经验,又要重视对社会现状和历史现象的思考与把握,二者完美结合,才能使影片具有深厚的内涵意蕴。

台湾“后新电影”本土影像文化的建构——以魏德圣导演及作品为例分析

21世纪初,一群新生代创作者相继登上台湾电影的舞台,他们被看作是"后新电影"群体,在多边受压的行业环境中,他们既力求保持着台湾电影的创作精神,又致力于大众化和本土化的商业电影,魏德圣便是其中的代表。本文以魏德圣本身及其作品为例,来浅析台湾"后新电影"本土影像文化的建构。

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互文性关系探析

新世纪初,台湾"后新电影"浪潮的崛起,不仅重新点燃了台湾影业的复兴之火,而且也极大激发了大陆、香港新生代导演美学观念革新的步伐。新世纪的台湾"后新电影"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呈现出相互指涉的互文性关系。笔者认为,台湾"后新电影"运动以"原画复现"的形式映现出"新电影"的艺术探索印痕,并以新生代的成长叙事表征着"新电影"的文化内蕴。台湾"后新电影"导演深受"新电影"导演创作观念的影响,体现为魏德圣、戴立忍、钮承泽、陈怀恩等导演对"新电影"核心导演创作经验的承续。台湾"后新电影"的"太超过世代"意义,体现为新生代导演在承续"新电影"经验基础上,实现了对"新电影"美学的整体超越。本文通过梳理三十年间台湾"新电影""后新电影"运动传承与流变的历史脉络,深入探析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美学经验的同异,以期为当代台湾艺术电影研究视野的拓展及当下"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构建提供成果的参照。

论台湾新电影对底层小人物的关注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台湾新电影最为普遍的关注对象。主体意识朦胧觉醒，却依然难以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人生悲剧以及借助个体的生活经历反思和批判当代台湾社会动荡错乱的历史，是新电影通过底层视角而表现出的最为突出的两大主题。借助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关注，台湾新电影表现出深厚的入文情怀和深广的历史视野。

论台湾新电影中的“底层叙述”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台湾新电影最为重要的关注对象。侧重于小人物情绪感受的抒发而不强调情节的戏剧化,使新电影呈现出散文化特征,对小人物的精神困境予以关爱的人文精神和将小人物与大时代相结合的历史视野,又使台湾新电影具有了诗意情怀和史诗风格,这些便是台湾新电影"底层叙述"最为突出的特征。

台湾新电影:一个老去的神话

台湾新电影运动发起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台湾新电影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也改变了台湾电影的面貌。本文对已然'老去'的台湾新电影做了回顾性的经验总结,选取对当前电影仍有借鉴之处的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论新新电影时期的台湾公路片

台湾公路片是在台湾新新电影时期浮现的本土化类型范式,是好莱坞经典样式同本土化创作实践的有机结合。台湾公路片在实践中建构了一套本土化的公路片叙事策略与框架,将本土化美学观融入好莱坞公路片样式中,将好莱坞公路片的影像符码同当代台湾的历史现实、审美趣味相缔结,创作出一批连缀台湾社会现实与历史脉络的影片,摸索出好莱坞公路片样式本土化的生存模式。本文试图探求台湾公路片的本土化创作表征及其内含的后现代美学意蕴。

论台湾后新电影在大陆的区域传播

2008年以来,台湾涌现一股"后新电影"热潮,它关注台湾本土的商业电影生产,打造独具特色的台湾庶民形象,成为大陆观众热力追捧的新电影类型。全球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不同民族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和日益增强的合作,在本土和地区遭遇和相互合作时找到一个平衡点。对于个体电影工作者来说,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要考虑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内容演绎成为一部跨越族群和地区的电影。

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女性电影初探

台湾新电影运动在台湾电影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丰富和发展了电影的表现形式并达到了台湾电影艺术的峰巅．在此期间涌现出来的一批女性电影以及其迥异于传统的电影语言塑造出了新的女性银幕形象．这些新的女性银幕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新女性型、“地母”型和反叛型．

论台湾新电影现代外壳下的传统内核

台湾新电影以其不同以往的叙事风格异军突起,成为台湾新旧电影的分水岭,推进了台湾电影向现代转型。事实上台湾新电影现代叙事风格的外衣下,包裹的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因子。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本土历史的反思、对普通民众的关怀和对当下社会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