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新灾害史学的立体化发展趋向

主持人话语:在学科交融成为常态的当前史学语境下,很多在传统意义上属专门史、科技史等范畴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个面向多元、内涵丰富并与现实联系日益密切的吸睛关键词,有的甚至已经成为新史学的分支学科或新领域。灾害史学无疑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其内涵已经从传统的“灾”“赈济”“灾赈”“蠲免”“缓征”等实践措施与制度影响层域,逐渐融合汇通,具有了文化、心理、思想、信仰、习俗、韧性乃至生态、环境、医疗、健康等层面的多元立体内涵,呈现出了新灾害史学的典型特点。灾害史学所谓的“新”,不仅是研究视角、研究层域、研究方法及路径的新颖。

“新史学”与“民间文学”的结缘——以《歌谣周刊》为中心的考察

《歌谣周刊》的创刊语境及其旨趣蕴含有“新史学”对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生学意义:其一,以《歌谣周刊》为中心的民间文学运动是眼光向下的“新史学”在新文学领域的民史实践。其二,《歌谣周刊》同人绘制中国民间文学地图的学术构想契合了“新史学”关于“地理与历史之关系”等论述要义。其三,“新史学”作为一种方法在《歌谣周刊》探寻民间文学的学术主体性道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钩沉二者之关系,有助于甄别“新史学”之于“民间文学”的隐性意义,即隐伏于文学表象之下的“新史学”元素及其价值。

风土:文史演绎与地景再造的新史学研究

在其生前身后海量的诗、文、史、画中反复出现的杨贵妃,首先是一个常人,是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的杰出艺人,其次才是身不由己、动移上意的贵妃。无论叹惋还是诅咒,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杨贵妃,更多指向的是人人挥之不去又向往的“情”。抛离爱恨夹杂的贵妃情结所支配的文史叙事诗学的层层陷阱,杨贵妃的常人和艺人面相就呼之欲出。作为一个雅俗共享的消费对象,贵妃的遗物也脱离唐明皇的专利属性。其故冢和传闻遗失在马嵬并引过客争相观瞻的锦靿,犹如显圣物将马嵬圣地化,也支撑了贵妃落户海外的“野野史”。悖谬的是,在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马嵬已成为一个不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非地点”。由此观之,文化就是在时空连续体中不同心性行动主体情与理的对撞、交融和辩证,抽象与具象的互生互促。

论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观与方法论——以《历史研究法》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期,随着“新史学”浪潮的迭代推进,我国传统史学不断与外国史学理论及方法结合,研究路径由此推陈出新,最能代表20年代史学学科化的新史学“研究法”著作莫过于梁启超编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和何炳松编译的《历史研究法》。系统比较三本史著中蕴藏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价值论,既能窥见20年代新史学史家对文明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历史主义、鲁滨逊“新史学”等史学理念的批判发展,也能察觉出传统史学回归融通的趋势,发现史家在新与旧、中与西,求真与致用,理论与方法中寻找平衡,建立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所作的尝试,从而站在史学近代化的整体的发展历程中,加深对20年代这一承前启后时期的认识。

郭沫若对夏曾佑“新史学”的承继与超越

清末新史学的重要代表夏曾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开拓者郭沫若存在较为密切的学术关联。早在中学时期,郭沫若接受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的史学启蒙。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郭沫若对于古代历史分期、神话传说时期辨伪、禅让制中的民主主义以及老孔墨三家的思想倾向等问题的看法,仍受夏曾佑观点的持续影响。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史学研究,从史观、史学方法、研究宗旨三方面完成了对夏曾佑“新史学”的超越,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局面。通过这一具体个案的探讨,还可以丰富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若干认识。

“去欧美化”:新中国史学早期转向的另一种解读

“去欧美化”是新中国史学早期转向的主要路径和基本原则之一,对此后的史学变化具有原生意义。这一转向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完成,既通过重建史学机制来完成史学主体力量的权力转换,又采取“大批判”加“大讨论”双管齐下的方式,清除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学术独立”意识。在当时的史学话语体系中,“去欧美化”和“反帝”“批判资产阶级史学”之间存在语义上的一致性。贯穿其间的,则是更具普遍意义的阶级斗争话语。史学“去欧美化”又被赋予世界意义,表现为追随苏联史学界与欧美史学界展开话语权的争夺。这次史学转向服务于社会主义理想,其性质因超出学术范畴而产生简单化、过度化等弊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的破坏效果极其明显,但破坏之后的建设也卓有成效,成功扭转了重考证轻理论、重微观轻宏观、重学术轻致用、重事实轻规律等学风,并把理论原则落脚到中国历史本身,从而把中国史学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

论梁启超“新史学”思想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翌年发表《新史学》,这两篇宏文开启了近代中国史界革命的历程。在《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猛烈抨击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君王谱牒,提倡以探索社会发展进化规律为主的新史学及以全体国民为主体的新通史,希望为社会政治变革提供理论依据。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学术启蒙的作用,对当今史学研究者也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新史学》的“破”和“立”

《新史学》是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针对“旧史学”的一篇学术长文,百余年来该文一直作为中国史界革命的先声之作。梁启超身处新旧交替之世,兼收西方近代进步思想,以开民智、立民志、强国家来挽救中国危局。《新史学》中他提倡关注“民史”,批判旧史学的弊端,并注重史学研究中多学科、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新史学》鲜明的特色是“破”旧史之桎梏,“立”新史之框架,他所发表的《新史学》为中国史学的新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创造性阐释中国史学的优良遗产——陈其泰教授著《历史学新视野》读后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对中国史学悠久的文化传统与丰厚的学术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为当前民族文化发展增加推动力。于此方面,陈其泰教授撰著的《历史学新视野》为我们提供了解码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新范式。《历史学新视野》深入发掘了传统史学名著中所蕴含的创造性力量、深刻的哲理和高度的智慧,由此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该书具有时代性、贯通性、原创性和前沿性的鲜明特色,是近年来学术史研究领域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

鲁滨逊的史学愿景与“1916年社会科委员会报告”

鲁滨逊强调史学之现实功用,期望通过对传统史学的现代化改造和面向公众的普及,实现民众思想之现代化,进而以公众理性推进社会改良。“1916年社会科委员会报告”作为鲁滨逊“新史学”推广的主要载体,将其史学愿景和社会改革构想有效链接,集中呈现了其史学改革、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核心理念和内在逻辑。但在报告颁行后的70余年间,在社会科课程框架下的美国历史教育却持续衰落,实践与愿景的悖离出乎鲁滨逊之预期,是美国社会急剧转型、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迅猛推进,以及“新史学”与课程文本自身局限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区域音乐史研究四十年

“区域音乐史”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至今已四十年许。区域音乐史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等学术观念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成果。在21世纪当代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区域音乐史的研究逐步在中国音乐史研究成果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的研究已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纵深发展的代表标志之一。

新电影史学视角下张艺谋爱情文艺电影分析——以《归来》《山楂树之恋》《我的父亲母亲》为例

纵观当代中国电影,张艺谋无疑是电影界的一面旗帜。自1987年的《红高粱》以来,张艺谋一共导演了24部电影作品,其作品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且在文艺片方面也有显著成就。而爱情文艺电影作为张艺谋导演所有电影作品之中的重要类型,其中所体现的内容具有明显的新电影史学视角。基于此,本文在新电影史学视野下,以张艺谋的三部爱情文艺电影《归来》《山楂树之恋》《我的父亲母亲》为分析文本展开剖析,借此了解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抗争、屈服与和解。

新史学转型视域下《中国画学全史》的革新视角

在中国美术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背景下,郑午昌所著的《中国画学全史》以观照中国画学自身发展为己任,是传统画学自主转型的典型。该文从政教文化视角、传统文献继承两个方面分析《中国画学全史》,评述其中历史分期、中外交融、研究方法等具体问题,凸显该著作在中国美术史转型过程中取得的进步。时至今日,该书对当代美术史研究和社会文化发展仍具有积极的价值。

动物、神异与舞蹈——在新动物史研究视角下审视拟兽舞

拟兽舞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类舞蹈现象,其起源与动物是直接关联的。但学界往往忽视动物在拟兽舞中的重要地位,大多仅从人类社会或社群关系的角度思考舞蹈成因。本文主要从动物史研究的角度切入,通过分析人与动物之间的生存空间以及动物在人类社会中被人为塑造的相关艺术形象和神异象征,反推动物在拟兽舞表演中出现的具体原因,并讨论与之相关舞蹈的形式、类别、功能等要素。

在传统与革新之间:麦克法兰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鉴于辉格史学传统在中世纪英格兰政治史研究中的进步史观缺陷,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体人物学等理路的借鉴,麦克法兰重构了“变态封建主义”概念,借此系统分析了中世纪的英格兰贵族阶层、社会政治秩序。这促成了西方学界对传统宪政史学的摒弃,以及对这种新范式的接受,进而对中世纪英格兰的政治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表现在十五世纪的英格兰和地方乡绅阶层得到应有重视。但麦氏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诸如“对思想原则的忽视”“严重的史学碎片化倾向”“以国王为中心的史学观”等缺陷,并为后世学者所延续。随着史学理路的革新,卡彭特倡导的新宪政史应运而生。它要求重新审视中央机构的作用,同时从梅特兰的法律史传统中汲取营养。不过,新宪政史也是麦氏影响力的进一步彰显。

从新史学到新建筑史——关于斯皮罗·科斯托夫的《一部建筑史:环境与仪式》

20世纪中期后,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在知识界掀起一次次波澜,并于1970年代前后在历史学领域得到积极响应,由此产生的新史学观和写作方法对建筑史的书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以第一部挑战西方传统史学观的建筑史著作:斯皮罗·科斯托夫所著《一部建筑史:环境与仪式》为对象,结合1970年代以后国际上史学研究和写作的主要变化和趋势,分析该书的写作思想以及特色,特别是与新史学思想的关联性及其局限性,以期对我们如何借鉴、反思,并书写或挑选一部适合当下的建筑通史书籍有所启发。

晚清“新史学”思潮在民国学界的延续和批评——以章嵚《中华通史》为中心的考察

章嵚《中华通史》是清末民初编写的带有教科书性质的中国通史,内容采用新式章节体、注重历史分期、突出民众史、强调民族国家观念等,体现了新史学发轫时期史书编撰重通史和民族主义的特征。此书作为晚清“新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代表作,一方面曾入选1930年代商务出版的“大学丛书”,在当时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的社会效应,成为更新潮学人批评、遮蔽的标靶,使后世知者寥寥。这个知识传播的过程,透露出今人理解中国史学现代转型时,难免用五四学人的眼光打量,忽视了若干关键环节。

螺蛳壳里“筑”道场——读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以一方墓志铭讲述了一个北魏宫女的故事,描绘出一个动乱时代的历史画卷,同时为那些在典籍中被遮蔽的小人物(特别是底层社会的女性如王钟儿)作传。该书作者罗新将他多年力倡的新史学观有效地付诸实践,身体力行地筑起了一个可作示范的研究平台,为后学跟进提供了难得的范例。对该书的解读是为“新”解蔽,在新史学的广阔视野中逐一剖析其历史叙事的演进策略,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揭示以“小人物”暨“普通人”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是如何进行、如何成立的。

中外会计历史的差异性——以构建中国自主会计知识体系为出发点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会计学科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会计的本质及中国会计特色发展道路的前提是分析中西方会计历史的差异,这要求我们以历史思维、宏观视野来考察中西方会计史,从文明互鉴的角度来认识中西方会计的差异。本文提出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存在,表现为一种综合的财计管理体系,并从地理、政治、技术和文化维度分析了中西方会计史的异质性,基于丰富的例证,运用比较法进行了全面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倡导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构建21世纪新会计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