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基于《新唐书·地理志》的研究

“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观察路径与文献基础。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空间叙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唐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维系中心与边疆、涵盖中国境内与域外世界的整体性叙事。正是基于“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使得中国疆域具有了超越具体朝代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中国疆域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唐书·地理志》所见唐代兴修水利工程官吏考述

唐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水利的支撑,唐代官吏主持兴修大量的水利工程来推动当时农业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唐代水利建设的一手资料,从中统计出唐代有姓名可查的130名官吏主持兴修水利工程,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道、州(府、郡)、县各级官吏,反映出唐代从上到下对水利的重视。唐代兴修水利工程的官吏,唐前期多于唐后期,南方多于北方,反映出全国水利重心的转移;任职以地方的州刺史和县令为主。水利工程不仅是中央考课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也是百姓评价官吏的主要依据,唐代水利工程多以官命名体现出百姓对官吏水利贡献的认可。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隴西李氏丹楊房世系正補——兼論初唐名將李靖與武周名臣李昭德之親緣關係

史载初唐名將李靖、武周朝名臣李昭德,均出自隴西李氏丹杨房。近年来,李靖、李昭德家族成墓不斷出土舆刊布,總数已達二十三種。仔细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充分利用已知墓誌资料可補正《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载李靖、李昭德家族世系四十餘處。比勘經過補正的李靖、李昭德前代家族世系可知,李靖與李昭德之父李爽(字乾祐)爲四從兄弟(同五世祖),即李靖乃李昭德四叔,而李昭德则爲李靖四侄,釐清了學界聚訟已久的李靖與李昭德親缘關係閣题。

《新唐书·地理志》京畿地区政区编次中的政治地理观念

《新唐书·地理志》对唐代都城长安所在京畿地区的政区编次涉及丰富的政治地理观念。《新唐书·地理志》对京畿地区政区的编次遵循“东—南—西—北”的方位观,构建出以都城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和拱卫格局,蕴含着以都城为中心以及天下一统的政治秩序。

《新唐书·叛臣传》入传标准研究

由欧阳修、宋祁等主修的《新唐书·叛臣传》共收录十三位叛臣,分析《新唐书·叛臣传》传文内容,可以发现其标准有四:一是起兵叛乱;二是归附逆臣;三是拒诏作乱;四是擅立新帝。通过对比研究,讨论了《新唐书》中叛、逆臣的区别,《新唐书·叛臣传》的入传标准集中反映了北宋中期史学义理化的倾向:一是尊君抑臣的忠孝伦理;二是衡评人物凸显道德因素。

论《新唐书·艺文志》的史料来源

《新唐书·艺文志》补录了2万多卷《旧唐志》未著录的唐代著述，关于它的史料来源，以往的研究者单纯把眼光局限于某个时代的藏书或书目，而未能注意到《新唐志》编撰中的一个新现象，即文传杂著也成为它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新唐志》除依据唐宋书目外，也采摭了史传杂著材料，这和清人补文艺文志的作法不谋而合。我们在评价和使用《新唐志》时，必须充分注意它的这一特点。

《唐书直笔》与《新唐书》的书法探究

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是北宋"义例之学"的代表,以《春秋》褒贬书法为指导,通过"例"来见"义"。他主张兼采《春秋》三传,既借鉴《左传》对《春秋》"例"的阐发,又取法《公羊传》与《谷梁传》注疏《春秋》时所体现出的"微言大义",宗传的理念使其笔法重在强调"例"的规范。欧阳修的《新唐书》笔法具有粗犷的特点,忽视细节,书法不够谨严,以个人好恶取舍史料,致使史料删减严重,这使《新唐书》本纪书法不断遭受后人批评。吕夏卿对《新唐书》的影响主要是他运用了《唐书直笔》中的书法撰写他所负责的《新唐书》部分,因而《新唐书》的体例并不完全一致。

关于《新唐书》的书法问题

北宋中期,《新唐书》在宋祁、欧阳修的主持下,历十七年终于修成。然而人们对《新唐书》的批评很多,集中在书法问题上,包括史料的取舍、语言的采用、褒贬体例等。《新唐书》之所以在书法上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是修书组织存在重大缺陷,而且修史官员对春秋笔法理解方面有较大的差异,文人修史存在着如修史者的态度、主观好恶、修史风格等许多弊病。

《新唐书》的“四夷传”与唐代的民族史志研究

唐王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帝国,唐王朝不但能够很好地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还能够与海外的民族或者民族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新唐书》以超过以往正史的丰富内容以及庞大的文献体量,记载了所有唐朝直接统治、间接管理的民族,以及唐朝人目光所及的海外民族,以民族史志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发展画卷。

《新唐书》的体例与唐代的历史

《新唐书》秉承《史记》的体例传统,以本纪、志、表、列传来记载丰富多彩的唐朝历史,通过对《新唐书》体例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发现,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历史学家们通过文本书写,既展现了唐朝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又有重点地展现了唐朝历史发展中的时代特点。

《新唐书》怎样评价唐代史学

《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多有失实乃至错误之处,以其与《旧唐书》相关叙事及评价相比较,前者对后者的删改,十分明显地表明,《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持贬损乃至否定的倾向。而《新唐书》卷132后论则集中地反映出《新唐书》的这一基本倾向,它不仅把唐代史学说得毫无可取之处,而且还用曲解刘知幾《史通》和污蔑韩愈《顺宗实录》的手段,以“证成”己说,致使后人读来轻则产生困惑、重则导致误解。因此,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予以辨析、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新唐书·食货志》所载“手实”、“乡帐(计帐)”关系考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有"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一语,学术界对此处"乡帐"是指计帐还是户籍有着不同理解,由此也引发了计帐是依据手实还是户籍编制的争论。从目前所见吐鲁番出土的有关文书看,唐代手实是一年一造,这和计帐的编制年限相同,而与户籍的三年一造差异较大;《新唐书·食货志》所说"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的编造过程,也明显说的是计帐而非户籍。计帐统计的一些重要名目,不见于民户初报的手实,但可以在貌定后的手实上看到。在手实、计帐与户籍三者编造的时间顺序上,无疑是手实最早,计帐次之,户籍最晚,由此也只能得出计帐是依据手实编造的结论。

唐蕃古道新探——《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大道康藏段地名与路线考

日本学者佐藤长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路线中段黄河源至拉萨的走向为玉树至唐古拉山口藏北路线,然而国内考古学界在这一线段没有发现吐蕃时期遗迹,这就与目前在康藏地区陆续发现丰富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遗迹这一事实产生冲突。结合清末美国藏学家柔克义考察文献中新见康藏地名资料以及对清代康藏地理文献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新唐书·地理志》黄河源至拉萨方向的根本走向进行重新考证就显得十分必要。经再考这一路线应该是:黄河源-甘孜州石渠县洛须镇-甘孜县-理塘县-巴塘县-昌都察雅县香堆镇-八宿县郭庆乡-洛隆县马利镇(嘉玉桥)-洛隆县康沙镇。由此结果进一步发现,唐代青藏高原上的多弥国国都就在甘孜,元明时期形成的朵堆、多康、安多地理概念皆为这一地区地名吐蕃化的结果,唐蕃古道上的苏毗国与白兰国的位置依据多弥国位置的研究结果可定为今理塘与阿坝马尔康。

《新唐书·宁远传》疏证

本文结合中外文献有关记述和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考辨了《新唐书·宁远传》所记历史、 道里的真伪。本文辨别了 汗（古渠搜国）与破洛那（汉代大宛）的差异，呼闷城、西■城、渴塞 城的对音；考证了拔汗那与唐朝关系之演变，指出汉籍所记西域诸城之间道里和拔汗那至长安道里 的失误。

《新唐书》点校本修订刍议

中华书局点校本《新唐书》一方面誉满天下,一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其问题主要在:1、校勘不够精审,漏校甚多;2、校勘分寸拿捏不当,部分校记尚需斟酌;3、校改原则把握不严,有违校勘宗旨。本次点校修订,拟仍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各种宋刻残本与现存较完整的元刻本,以及元刻明修本,并参校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及浙江书局本。而本次修订最需要着力的地方,是全面运用本校与他校的方法,极力搜罗异文,仔细甄别材料,审慎决定取舍,撰写逻辑严密、文字简明的校记,同时注意充分吸取前贤及当代学者有关《新唐书》的校点考订成果,最终形成一个体例严谨,标点准确,校勘精审的新定本。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李元俭一支家族世系考订

唐人墓志,详述家族世系。若出身中古世家大族者,尤为注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收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李元俭一支家族世系,相较传世文献中之记载,已颇为详细。现已经搜集到该家族成员碑志23种,利用墓志中有关家族世系的记载,补出《宰相世系表》原本阙载的李元俭之子李勖(字玄成)、孙李义琳,复原了李元俭孙六人的排行与官履,同时补入该家族后代多人,将《宰相世系表》中所录李元俭以下(含本人)25人的谱系增加48人,对这一支世系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孝友任希古》辨正

任希古,初唐诗人,其生平事迹在《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孝友》中原本有传,但该传阙漏不详,并有差误,晚出史料转相抄引,贻误后学。本文试图通过对任希古的文献资料加以梳理琐考,以便略详其生平,补史之缺,澄史之误,或可给后来者提供些研究便利。

试论《新唐书》传记的“崇韩”观念

在对韩愈传记的处理上,有争议的地方都被用为尊者之笔法避之,相同内容经过语言层面上的处理将韩愈形象美化起来,形成了一个高大的儒者形象,纵横捭阖的古文家领袖形象,这样就确立了韩愈的中心地位。而大量采摭韩文入史则展现出史臣对韩愈史才、议论的认可,在"传赞"之中呈现了一个全能形象的定评,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构成了崇韩的场效应。至此《新唐书》中的崇韩理念被全方位地展现出来,进一步说崇韩的中心是对儒学复兴理念的张扬,而在这个张扬的过程中旧资源也就转换成了新思想。

点校本《新唐书》地名正误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一直被学界和广大读者公认为权威版本,点校本《新唐书》为其中之一。但由于历史的或重新排版校勘不精等原因,点校本《新唐书》中的差错不少,现以地名为例加以正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