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商人法”理论——施米托夫国际商法思想评述

国际商法自20世纪中期重新兴起以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各国学者对此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观点,由此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论战,大大促进了商人法理论的完善与发展。而在这些有关现代商人法的理论和学说中,施米托夫教授的"新商人法"理论由于其具有的鲜明的实证主义精神,以及其对国际商业社会现实需要以及国际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对国际商法在20世纪的勃兴以及国际商事统一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新商人与“爱的生意”

理想的商业世界,不仅仅是由金钱维系的供需关系结构,而是包含了其他社会关系和情感以及精神认同的供需网络。清晨,乔布斯一边将剃须沫涂在脸上,一边拿起剃须刀认真地刮着胡子,眼睛盯着镜子里面那个也在刮胡子的人问到：你想要什么？这就是乔布斯所定义的＂市场需求调研＂。乔布斯这一问,给商业世界开启了一扇新的门，或许，这就是商人的一条“通往天堂的窄门”。

《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新构

《三言二拍》是明代中后期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对商人阶层的描绘对后世文学影响较为深远。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社会剧烈变动,各个阶层迅速分化。与传统文学不同,文本开始表现商人生活,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状态及人际关系、道德观念的变化,这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文本中商业伦理、商人形象都有了新的突破,透过文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商人形象新构进程,对于当下文学创作具有借鉴意义。

新宁波帮商人捐资助学的动因及特色分析

与老一辈宁波帮商人相比,新宁波帮商人既传承了传统的宁波帮精神,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老一辈宁波帮商人捐资助学传统的影响下,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在自身价值追求的引领下,新宁波帮商人积极捐资助学。他们的捐资助学活动具有3个特点:从形式上看,捐资助学往往冠以企业之名;从地域上看,捐资助学地域以桑梓地为核心向外辐射;从对象上看,捐资助学主要面向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

商会“改造”与商人“新生”——以贵阳市工商联为例(1949—1956)

贵阳解放后,广大工商业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领导下,成立了贵阳市工商联,直接受新兴政权的监督和指导,在组织、人事及职能方面均已重构。与民国时期国家对商会的有限介入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兴人民政权对工商联采取的是全面强势介入的政策。这种强势介入的政策,使工商联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仕商通途——“新红顶商人”

过去几年里,晚清的安徽绩溪人胡雪岩从冰封的历史水面浮现而出。这个百年前的商界奇才,官场帮闲,黑社会龙头,几乎一度成为中国商界的偶像和英雄。在一个社会转型尚未完全终结的时代,在一个步入后WTO时代不足两年的社会,'经商要学胡雪岩'悄然成了商界无声的信条。向胡雪岩学什么?答案全在台湾小说家高阳赋予胡雪岩的定语里:红顶商人。红顶商人的秘诀是什么?官商勾结。当一个个官员挂'靴'而去,扬帆出'海';当一个个私营企业主由商而仕,'红顶'迭出,惊呼'新红顶商人'闪现江湖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一浪紧似一浪。在对中国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以及刚刚涌起的老板'从政'现象的采访调查中,这样的声音一次次敲打我的耳鼓和神经。警惕当代胡雪岩是个绝对正确的论断,我的疑问是:'下海官员和从政老板,真的是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吗?'

商人法的发展与跨国治理的兴起

在中世纪的西欧,商人法(Lexmercatoria)的出现极大推动了跨国贸易的发展,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中世纪的后期,由于主权意识与国家概念的兴起,它被逐渐纳入到了各国的法律制度中。现代,特别是二战以后,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商事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这导致了商人法的复兴,走向了"新商人法"时期,随之跨国治理兴起,较好的适应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并能有效解决一些传统单一国家法律框架内无法解决的问题。

商法的规范对象——商事关系论要

作为商法规范对象的商事关系直接决定着商法部门化、商法法域性质、商法价值理念以及商法的法技术方法,因此,商事关系事实上处于商法体系的基础地位。国内商法学界一方面经常将商事关系与商事法律关系加以混淆,另一方面将商事关系理解为狭义的商主体之营业关系,而忽略了商主体人格关系及其所涉及的其他社会关系。德国由于采用新商人主义作为商事关系的确认标准,从而合理地解决了对商事关系的把握和商法的适用问题。

营业:商法理论的核心范畴

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商法与民法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营利性,而是在于营业性的有无。《德国商法典》和《日本商法典》借助“营业”这一科学范畴,奠定了商法理论的构架和“新商人主义”立法的科学体系。

中世纪商法:浪漫与怀疑主义之争

现代商法浪漫主义者认为,早在11、12世纪,中世纪商法就已经形成一种独立的法律体系,这种商法具有普遍性与跨国家性,是独立于世俗政治力量之外的自治性法律体系。然而怀疑者则认为,无数的史实证明,中世纪的商法完全是区域性的地方法,尽管存在统一的趋势,但在中世纪结束之前从未形成过一种统一的法律体系。同时商法的发展也很难摆脱世俗政权的影响,所谓的自治、跨国家的中世纪商法只是商法浪漫主义者的一种想象。

论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法律属性——功能异化及其限度

法律属性的研究在整个农村信用社法律制度研究中居于前置性地位。我国民商法学界围绕农村信用社属于企业法人还是非企业法人,营利法人还是非营利法人以及公益法人还是互益性法人等三个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议,且至今仍无定论。为此,厘清农村信用社法人属性问题至为必要。从法人类型看,农村信用社是一个从事营利性活动的经济组织,属于新商人;从法人性质看,农村信用社是一种与营利法人有着本质区别的非营利法人;而从法人目的看,农村信用社是一种与公益法人相并列的非营利组织,隶属于互益法人。综之,我国农村信用社从公权羁绊下异化而为一种互益性的非营利新商人,但其不应外拓为营利法人或者慈善法人,这是它应恪守的必要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