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抗肾小管病变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肾病近况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相关肾病(COVAN)是SARS-COV-2通过血管紧张素转换酶Ⅱ(ACE2)靶向损伤肺外受累重要器官肾脏所致,以肾小管损伤为主要表现,是SARS-COV-2感染重要的并发症,也是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防止SARS-COV-2靶向损伤肾小管是SARS-COV-2感染进程中预防肾损伤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在疾病早期就应该重视肾小管病变。中医药凭借多成分、多通路的特点在SARS-COV-2感染早期介入,可有效预防急性肾损伤(AKI)的发生,防止AKI向慢性肾脏病(CKD)发展,对于SARS-COV-2感染患者的远期肾脏转归有重要意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急性坏死性脑病1例

报告1例成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的急性坏死性脑病(COVID-19-associated acute necrotizing encephalopathy,ANEC)病例。患者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12 d出现意识障碍、癫痫发作,脑MRI上显示双侧丘脑、脑干、小脑半球为主的信号改变,与急性坏死性脑病(acute necrotizing encephalitis,ANE)特征性影像表现一致。早期给予甲泼尼龙冲击联合大剂量人免疫球蛋白治疗,但患者一直处于持续昏迷状态并最终死亡。ANEC往往起病急,进展快,以意识障碍、癫痫等为主要表现,影像学丘脑及幕下对称性、多灶性病灶对诊断具有特异性,但治疗及预后仍面临挑战,需要深入研究。

基于“伏气学说”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糖尿病的病机及防治

[目的]基于“伏气学说”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糖尿病进行中医理论探讨,为其防治拓宽思路。[方法]以“伏气学说”理论为基石,结合古今文献,从病因病机、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等方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糖尿病进行分析论述。[结果]“伏气学说”是阐述机体感邪内伏,过时而发的学说,包含治未病和整体观的中医理念。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糖尿病是由疫疠邪气、药石之毒伏匿体内,郁久而发的杂病,其潜伏性、易复发性与伏气致病特点具有共通性。其主要病机为湿毒之邪从口鼻入,内陷膜原,流连三焦,散漫不收,郁久化热,耗伤气阴;发病机制主要与胰岛β细胞损伤、炎症因子释放、类固醇药物诱导等有关,皆与“伏气学说”有内在联系。治疗上感染期以扶正祛邪为要,透达膜原,清化三焦,阻止伏邪内生;恢复期则应清热益气养阴与化痰祛瘀并重,及早祛除伏邪,防止病情进展。[结论]伏气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糖尿病发病关系密切,基于“伏气学说”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糖尿病,为其临床防治开辟了新的思路。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咳嗽的相关特点及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感染后咳嗽的相关特点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网络问卷的方式,对COVID-19感染后出现咳嗽症状的相关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结果 通过本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得出:在关于有无咳嗽问题的1 116份有效问卷中,有1 015例(90.9%)在COVID-19感染后出现了咳嗽症状;在关于咳嗽出现时间这一问题的1 012份有效问卷中,805例(79.5%)在感染后5 d内开始出现咳嗽;在关于咳嗽消失时间这一问题的979份有效问卷中,640例(65.3%)在感染14 d后咳嗽症状消失。COVID-19感染后咳嗽患者中966例(95.2%)患者伴有咳痰,且以刺激性咳嗽,偶伴少量黏痰居多。各因素对COVID-19感染后咳嗽的影响统计:(1)不同性别、吸烟/吸二手烟和感染后针对咳嗽的用药情况对COVID-19感染后咳嗽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 3个月内上呼吸道感染史、肺部基础疾病史、慢性咳嗽病史和COVID-19疫苗接种情况的对COVID-19感染后咳嗽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伴有咳嗽的1 015例患者中695例患者针对咳嗽进行了不同的药物治疗。结论 咳嗽是COVID-19感染后常见的症状之一,一般在感染后5 d内出现,感染14 d后症状消失;COVID-19感染后咳嗽患者常有咳痰,且以刺激性咳嗽、偶伴有少量黏痰多见。性别差异和吸烟/吸二手烟是COVID-19感染后咳嗽的影响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相关神经精神损伤及机制研究进展

本文就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感染后相关神经精神损伤的临床表现、相关因素及可能机制进行了探讨,旨在为COVID-19后神经精神症状的干预、机制探讨提供思考。

长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心血管并发症的机制与治疗策略探讨

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的流行给医疗保健和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迄今为止,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的幸存者已超过数亿,其中一些患者在新冠病毒感染数月后仍无法完全康复,这种状况通常被称为长期新冠病毒感染,即长新冠。长新冠患者持续存在呼吸困难、胸痛、心悸、头痛、记忆力减退及疲劳等临床症状[1]。长新冠对心血管健康和死亡率的影响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主要问题。新冠病毒表面棘突蛋白与心肌细胞表面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结合直接损伤心肌细胞;病毒感染所致过度炎性反应与炎性因子风暴导致心肌损伤;病毒侵犯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血管内皮损伤、严重低氧、电解质失衡、发热等全身情况可诱发心血管系统疾病。因此,我们对长新冠的定义、流行病学、临床表现、长新冠的心血管并发症、病理生理机制以及治疗策略进行了综述,以期增强临床医师对长新冠相关心血管并发症的认识与规范化管理。

糖尿病肾病合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糖尿病肾病合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的临床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2月至2023年3月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诊断为COVID-19的25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未合并2型糖尿病92例(CN组),合并2型糖尿病82例(T2DM组),合并糖尿病肾病82例(DN组)。分析比较3组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与CN组及T2DM组相比,DN组合并症更常见、治疗时间更长,Fbg、K^(+)、CK、LDH水平更高,RBC、Hb、ALB、Na^(+)、Ca^(2+)水平更低,贫血、低钙血症发生率更高,ACEI/ARB、胰岛素治疗率更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DN组危重型比例高于T2DM组,DN组重型比例及危重型比例均高于CN组,DN组病死率、自动出院比例高于CN组及T2DM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糖尿病肾病患者合并COVID-19临床特征往往高龄,合并症更常见,治疗时间更长,更容易出现呼吸衰竭、电解质紊乱、凝血功能异常及心肌损伤,RBC、Hb、ALB水平更低,病情相对危重。在临床上需要重视并积极治疗。

肝损伤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肝损伤在临床上较为常见,乙醇、病毒、药物、自身免疫性及遗传代谢性因素等均可导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多以呼吸道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如发热、干咳、乏力等,重症患者亦可发生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甚至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据报道^([1]),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体内除引发肺脏发生病理学改变外,亦可致心、肝、脾、肾、脑等多脏器发生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本文就肝损伤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相关性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旨在为该病毒致肝损伤的临床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基于脏腑风湿论构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心肌损伤态靶辨治体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心肌损伤是指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损伤。基于脏腑风湿论,结合态靶因果理念,可分为“虚、伏、积、损”四个时期和“虚、寒、湿、热、瘀、饮”六态,论治上应辨“态靶因果”,以“透邪化湿,祛瘀通络,健脾补心,养阴扶阳”为治疗大法。基于以上“脏腑风湿论”的“病-期-态”基础,构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心肌损伤态靶辨治体系,可以更好地实现中医药整体化、精准化治疗,为中医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心肌损伤提供新的中医基础和临床意义。

嗜酸性粒细胞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嗜酸性粒细胞(eosinophilic granulocyte,EOS)是粒细胞小亚群中的一种,起源于粒细胞-巨噬细胞前体细胞(pre-granulocyte-macrophage progenitor,Pre-GM)。EOS主要通过识别受体(toll样受体)、促进高迁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HMGB1)受体的表达和参与抗原提呈等机制识别并发挥抗病毒作用,在宿主的先天免疫和调节机体内环境的动态平衡等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EOS与COVID-19相关:71%以上COVID-19患者会出现EOS计数下降。EOS计数随病情恢复逐渐恢复正常,早于肺部CT影像恢复和病毒核酸转阴。发生上述改变的机理是新型冠状病毒刺激血中性粒细胞被募集,骨髓中性粒细胞生成加快可能会抑制EOS从骨髓中动员、迁移入血,阻止血中EOS增多;重症COVID-19患者在急性肺损伤应激状态下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导致骨髓中EOS释放受抑制;COVID-19急性炎症期释放的Ⅰ型干扰素(interferon I,INF-I)可直接诱导EOS凋亡。EOS计数下降对COVID-19诊断有提示意义。EOS持续减少与COVID-19患者病情相关,增加了患者重症监护或呼吸监护的应用,EOS计数持续下降与COVID-19预后相关。EOS在COVID-19诊断、病情判断、预后预测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血清和肺泡灌洗液中白细胞介素6的动态变化及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COVID-19患者血清和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中IL-6的动态变化及与临床预后关系。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龙游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48例COVID-19患者作为试验组,并选取同时间段45例非COVID-19病毒性肺炎患者作为对照组,分别监测两组患者血清和BALF中的IL-6水平。根据临床预后情况将试验组分为好转组(26例)和恶化组(22例),分析两组患者血清和BALF中IL-6的变化,并在病程第10天计算临床肺部感染评分(CPIS),分析IL-6与CPIS的相关性。结果试验组患者血清和BALF中IL-6水平分别为(24.90 ± 7.56) pg/mL和(79.46 ± 23.81) pg/mL,均高于对照组的(3.60±1.36 ) pg/mL和(28.29±10.87)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19.203和13.466,P均< 0.001)。COVID-19患者组内比较,好转组患者血清和BALF中IL-6水平分别为(22.73± 5.72) pg/mL和(72.58 ± 18.23) pg/mL,均低于恶化组[(27.45 ± 8.72) pg/mL和(87.59 ± 27.31)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2.175和-2.198,P = 0.029和0.028)。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IL-6水平与COVID-19患者的CPIS呈显著正相关(r=0.760~0.905,P < 0.001)。结论 IL-6能反映COVID-19的严重程度,且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IL-6水平越高提示预后越差。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患者中的治疗建议

自2019年12月以来,我国湖北武汉市出现了一系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病例,随着疫情进展,我国其他省市及境外都陆续发现了COVID-19病例。截止2020年2月18日,全球共确诊COVID-19病例70644例,其中重症10644例。2020年2月4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首次将体外血液净化技术列入COVID-19危重患者治疗措施。作为危重症患者最常用的体外血液净化技术,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在既往SARS、MERS等冠状病毒相关性肺炎治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指导CRRT在COVID-19中的应用,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中CRRT应用的专家意见(国家肾病专业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中心)》等,结合国内外已报道的CRRT在冠状病毒相关肺炎中的应用经验以及我中心对COVID-19危重患者的救治体会,提出以下治疗建议,供各血液净化中心参考,现报道如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非疫情中心区域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急诊防护的思考与建议

2019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起的肺炎具有较高的传染性,人群普遍易感,能通过飞沫及接触传播;气溶胶和粪-口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急诊诊疗存在医患室内近距离接触,检查过程中患者喷嚏、咳嗽和恶心等反应均极易产生携带病毒的飞沫及气溶胶,且医患直接接触机会多,导致医患暴露风险明显增加。非疫情中心区域,大部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急诊患者多为无疫区接触及暴露的人群,如何在保障医疗安全和效果的同时,防范于未然、做好防护、避免医患院内感染显得尤为重要。

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合并侵袭性肺曲霉病的临床特征和高危因素分析

目的:确定ICU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相关性肺曲霉菌病(CAPA)的患病率与预后,并分析CAPA的高危因素,为早期诊断、及时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选择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诊断为危重型COVID-19的74例患者,根据诊断标准分为CAPA组(22例)和非CAPA组(52例),比较两组患者的基本信息、起病症状、实验室检查、影像特征,分析其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APA的危险因素。结果:22例CAPA中确诊病例1例,临床拟诊21例;诊断CAPA的时间为入院后(8±5)d。CAPA组和非CAPA组患者淋巴细胞[(0.33±0.25)×109/L vs.(0.58±0.55)×109/L,t=4.233,P=0.019]、C反应蛋白[(95±80)mg/L vs.(63±45)mg/L,t=8.940,P=0.012]、白细胞介素6(IL-6)[225(14,15432)ng/L vs.52(5,2245)ng/L,Z=4.949,P=0.024]、人类白细胞DR抗原(HLA-DR)[(31±24)%vs.(42±27)%,t=4.553,P=0.042]、激素治疗时间≥7 d(13/22 vs.16/52,χ^(2)=5.200,P=0.023)、应用托珠单抗治疗(4/22 vs.1/52,χ^(2)=4.157,P=0.041)及预后不良情况(16/22 vs.24/52,χ^(2)=4.401,P=0.036)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时淋巴细胞<0.35×109/L[比值比(OR)=1.970,95%置信区间(CI)(1.044,3.675),P=0.038]、C反应蛋白>63.5 mg/L[OR=3.441,95%CI(1.609,7.324),P=0.006]及激素治疗时间≥7 d[OR=4.276,95%CI(2.043,8.433),P=0.012]为CAPA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1/4以上的危重型COVID-19患者合并CAPA,并导致不良的临床预后。淋巴细胞减少、严重炎症反应及长时间应用糖皮质激素均可导致CAPA的发生,临床需针对高危人群及早筛查及治疗,改善预后。

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不规律随访对肾移植术后BK病毒再激活时的病毒载量及受者预后影响

目的探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不规律随访对肾移植受者术后BK病毒(BKV)再激活情况及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363例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按随访时间分为疫情前随访组与疫情期间随访组,随访期限为1年。比较疫情前随访组和疫情期间随访组的随访时间间隔,分析两组BKV感染情况,分析BKV感染进程与移植肾功能的相关性。结果疫情前随访共计1790例次,疫情期间随访共计2680例次。与疫情期间随访组比较,疫情前随访组术后3个月内、3~6个月、7~12个月的随访时间间隔较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在肾移植术后1年内,疫情前随访组35例(32%)检出BKV尿症、3例(3%)检出BKV血症、1例(1%)检出BKV相关肾病(BKVAN),疫情期间随访组53例(25%)检出BKV尿症、3例(1%)检出BKV血症、1例(1%)检出BKV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疫情前随访组术后首次检出BKV尿症时间长于疫情期间随访组,首次再激活尿BKV载量小于疫情期间随访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首次再激活尿BKV载量与尿BKV载量峰值,BKV再激活后第1、3个月血清肌酐与基线血清肌酐差值呈正相关(均为P<0.05)。结论肾移植术后不规律随访可导致BKV再激活时间提前、首次尿BKV载量检出值更高,以及延迟诊断和干预,并造成不良预后。亟待建立远程随访体系以满足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肾移植受者的随访需求。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非定点医院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情况及病原菌分布变化

目的 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前和疫情期间非定点医院住院患者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CLABSI)发生情况,并分析病原菌分布特征。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选择2019年1—12月和2020年1月—2021年12月接受中心静脉导管(CVC)置管的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作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比较2组患者情况、CLABSI发生情况和CLABSI病原菌分布。结果 观察组CVC置管天数为(24.58±16.43)d,比对照组(16.66±9.79)d置管时间长(t=3.284,P=0.001);CVC使用率高于对照组(3.33%vs 5.95%;χ^(2)=13 908.367,P<0.001);2组间CLABSI发生率和发生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病原菌分布无明显差异,构成比均以革兰阳性菌的屎肠球菌最高,分别为21.74%和25.00%。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非定点医院CVC置管患者CLBASI发生率较疫情前无明显变化,但CVC使用率和留置时间均有增大或延长,CLBASI病原菌以屎肠球菌为主,应制订和落实干预措施以有效降低CLABSI发生风险。

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蛋白对合并COVID-19的终末期肾病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蛋白(sST2)对合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的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合并COVID-19的ESRD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探讨ESRD患者合并重型和危重型COVID-19及死亡的危险因素。分析细胞因子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共纳入100例合并COVID-19的ESRD患者,其中COVID-19普通型患者60例,重型患者22例,危重型患者18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入院脉搏氧饱和度、白蛋白、冠心病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是合并重型和危重型COVID-19的独立危险因素。冠心病、白蛋白、乳酸脱氢酶和机械通气是合并COVID-19的ESRD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入院时的sST2预测ESRD患者合并重型和危重型COVID-19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06(95%CI:0.563~0.848,P=0.009),预测死亡的AUC为0.837(95%CI:0.729~0.944,P=0.007),白细胞介素-6(IL-6)和sST2联合预测死亡的AUC为0.923(95%CI:0.850~0.996,P=0.001)。结论sST2可作为预测合并COVID-19的ESRD患者预后的生物学标记物。

2022年浙江省春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本土聚集性疫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自2022年3月以来浙江省本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冠)聚集性疫情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收集2022年3月3日至5月8日浙江省本土新冠聚集性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262起疫情波及11个市的71个县(市、区),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68例,无症状感染者866例。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嘉善县、平湖市、海宁市、临平区、余杭区、拱墅区、上城区和婺城区存在热点聚集性。本次疫情由上海市输入并导致关联疫情占72.90%;50例以上规模疫情持续时间为7~15 d,10 d左右控制动态基本再生数(R_(t))<1。结论 本轮疫情主要发生在嘉兴市和杭州市,大部分是外省输入病例引起的关联疫情;疫情R_(t)控制在1以下的时间越早,规模越小,疫情持续时间越短。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移植受者选择中国专家建议

2019年12月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大流行对人类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肺移植受者是COVID-19的高危人群,易发展为重症,甚至死亡。肺移植受者COVID-19的管理是临床工作的重大考验。因此,中国肺移植质控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制订本建议,旨在为当前疫情下肺移植受者的管理提供建议,供临床工作参考。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事件的启发

2019年12月以来,中国武汉陆续发现了多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其影像学表现与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相关肺炎相似,因此推测它们可能有相似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在此予以综述,供抗疫前线专家组参考,以利于降低病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