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合并感染病原菌的分布与耐药分析

目的回顾性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重症患者的临床分布特征及病原菌感染情况。方法纳入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2月2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就诊的COVID-19重症且合并病原菌感染的患者85例,收集其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根据转归结果分为治愈组和死亡组,进一步分析各组患者感染病原菌的分布特征与耐药情况。结果85例COVID-19重症患者的中位年龄为82(75,84)岁,住院时长为14(9,23)d,最常见的基础疾病为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治愈组63例,死亡组22例,病死率高达25.9%。死亡组患者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C反应蛋白均高于治愈组(P<0.05),但淋巴细胞百分数低于治愈组(P<0.05)。85例患者中共分离出128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21株(16.4%),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革兰阴性菌66株(51.6%),以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为主;真菌41株(32.0%),以白念珠菌为主。耐苯唑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比率高达56%,耐碳青霉烯类中的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比率分别为14%、50%和18%。结论高龄、患有基础疾病的COVID-19重症患者在合并耐碳青霉烯的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以及较高比例的MRSA时,临床应合理选择抗菌药物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多重耐药菌的传播,降低病亡风险。

基于“透热转气”理论辨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可出现炎症风暴、免疫风暴,影像学检查可见“白肺”病理征象,经尸体解剖可见肺部蓄积较多痰液、瘀血。据此可知,热毒、痰浊、瘀血等邪气互结、阻塞气道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的主要病理机制,故而清除肺内热、毒、痰、瘀等浊邪为治疗本病的关键。基于温病学“透热转气”理论,阐释运用透湿热、透毒热、透瘀热、透滞热等透热转气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的机制,为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透热转气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提供依据。

大剂量、常规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临床对比观察

目的对比观察大剂量、常规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的临床效果。方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48例,在接受标准治疗的同时,27例患者应用地塞米松5.0~7.5 mg(或同当量的其他激素)治疗,记为对照组;21例患者应用地塞米松10~15 mg(或同当量的其他激素)治疗,记为观察组。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应用地塞米松治疗前及治疗3天后的炎症指标(CRP、IL-6及铁蛋白)、体温恢复为正常所需要的总天数、住院总天数、28天全因死亡率、住院期间合并真菌感染率。结果与治疗前相比,观察组患者治疗3天后血清CRP、IL-6水平均降低,且观察组治疗3天后血清CRP、IL-6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均<0.05)。观察组患者体温恢复为正常所需要的总天数为(2.00±0.46)d,对照组为(4.48±1.04)d,两组相比,P<0.05。两组患者住院总天数、28天全因死亡率、住院期间合并真菌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与常规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相比,接受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炎症指标更低,体温恢复正常所需时间缩短,且不增加住院总天数、28天全因死亡率、住院期间合并真菌感染率。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合并其他病原菌感染的胸部CT表现

目的:探讨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合并其他病原菌感染的特征性胸部CT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重型及危重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合并其他病原菌感染的胸部CT资料及不同预后。结果:收集纳入研究对象27例,病原学检查显示:13例患者分离出细菌,2例患者为真菌,其余12例同时分离出细菌和真菌。27例患者的胸部CT表现均为双肺多发病变;除6例表现为单纯典型新冠病毒感染的胸部CT特点以外,其余21例患者表现为散在或弥漫性分布的磨玻璃影、混合密度影、以肺段或肺叶分布的片状及斑片状实变影,部分可见散在结节影或小叶中心结节,磨玻璃影内可见小叶间隔增厚呈“铺路石征”和“血管增粗征”,实变影内可见空气支气管气像,多伴有胸腔积液,少数病例可见肺气囊,散在病例可见淋巴结轻度肿大。根据不同预后分为存活6例,死亡21例,死亡患者的肺部磨玻璃影、磨玻璃影伴实变影比例高于生存患者,其余影像学征象无明显统计学差。结论:重症新冠肺炎继发感染主要包括细菌和真菌感染,多为混合感染,胸部CT主要表现为无特定部位分布的磨玻璃及混合密度影、实变影、结节影,多伴有胸腔积液,少部分可见肺气囊、胸部淋巴结轻度肿大,仍可见铺路石征及血管增粗征,呈现出新冠病毒、细菌及真菌感染的混合性、多样性影像学特点。

西安市2021—2022年跨年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病例的危险因素分析及预测指标研究

背景西安市2021—2022年跨年期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是发生在一个超大城市且病例数众多、规模较大的本土疫情,有必要对该次疫情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总结。目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疾病特征,探索重症病例的危险因素以及预测指标。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收治于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指标,计算总IgG与淋巴细胞百分比的比值(IgG∶L%)、总IgM与淋巴细胞百分比的比值(IgM∶L%)、总IgG与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IgG∶L#)、总IgM与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IgM∶L#),将患者分为轻型及普通型组、重型及危重型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探究发生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各指标对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预测价值,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各指标的AUC。结果 最终纳入699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患者,分为轻型及普通型组(n=678)和重型及危重型组(n=21),轻型及普通型组年龄、基础疾病、D-二聚体、IgM∶L%、IgM∶L#低于重型及危重型组,淋巴细胞百分比、淋巴细胞计数高于重型及危重型组(P<0.05)。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068,95%CI(1.031,1.105),P<0.001]、D-二聚体[OR=1.612,95%CI(1.026,2.533),P=0.038]以及IgM∶L#[OR=1.034,95%CI(1.006,1.063),P=0.018]是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淋巴细胞百分比[OR=0.918,95%CI(0.844,0.997),P=0.043]是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发生的保护因素。建立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联合预测模型,P=-5.031+0.065×年龄-0.086×淋巴细胞百分比+0.738×淋巴细胞计数+0.477×D-二聚体+0.034×IgM∶L#,联合检测预测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AUC为0.912[95%CI(0.858,0.965)],截断值为0.04,灵敏度为90.00%,特异度为83.18%,预测价值优于年龄(Z=5.314,P<0.001)、淋巴细胞百分比(Z=-1.987,P=0.047)、D-二聚体(Z=2.273,P=0.023)和IgM∶L#(Z=0.161,P<0.001)。结论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急性期,存在炎症反应与细胞免疫功能失衡,该失衡与年龄、D-二聚体均是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D-二聚体、淋巴细胞百分比、IgM∶L#在内的联合指标可有效预测重型和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基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救治下医院供氧能力分析与保障研究

目的 探讨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救治下各类氧源的应急供应能力与安全保障措施。方法 通过对5类呼吸支持方式在不同气源压力、氧浓度值下的耗氧量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同时对医疗机构5种主要供氧方式的产氧能力进行计算分析,分别以某三甲医院、二甲医院为例,通过统计2022年12月8日实行核酸自愿检测以来,全院用氧量与该医院总供氧能力进行对比,以期找到最佳保障方式。结果 通过数据采集分析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救治下,呼吸机等耗氧设备大量使用,使得氧气供应能力经受较大考验,各医疗机构现有供氧能力难以满足新冠重症救治下的用氧量需求。结论 因此,应重视科学提升供氧能力,加强管理,实行有效监控,做好应急预案,保障医疗重症与急救的正常工作。

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护理

目的总结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护理要点。方法对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护理措施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护理要点。结果本组4例重症患者均治愈出院,住院时间15~23(17.36±1.56)d。结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病情危急,做好病情监测、机械通气护理及营养支持以提高免疫力是成功救治患者的关键。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病例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最常累及呼吸系统,导致肺炎。重症病例的心脏、肾脏、肠道、神经系统等多个器官或系统也可受累。因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需要针对多器官进行综合性的预防和治疗。1适用人群1.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型和危重型病例,统称“重症病例”。1.2对于未达到重症病例诊断标准,但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且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亦可按重症病例管理:年龄>65岁、未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合并较为严重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肺部疾病、恶性肿瘤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家属真实心理体验的质性研究

目的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的家属在陪护期间的心理体验,为维持家属的心理健康、提高家属的危机应对能力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2年12月15日—2023年1月30日,选取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ICU住院的11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家属进行访谈,采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进行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结果共提炼出4个主题、9个亚主题:恐惧与担忧(突然感染传染病的恐惧、亲人突然入住ICU的担忧、网络获取相关信息的恐惧);无助感(“待机”生活的无助、对患者病情进展未知的无助);信心与希望(病情逐步好转带来希望、对疾病治疗产生信心);感恩(感恩国家、感恩医护工作者)。结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ICU患者家属的正面情绪与负面情绪同时存在,医护人员应及时评估患者家属的心理状态,积极满足其基本需求,以提高家属的应对能力。

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发纵隔气肿八例影像学及临床特点研究

背景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影像学与成人有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胸膜下磨玻璃影、斑片状高密度影、实变影等,合并纵隔气肿者并不多见。大量气肿形成可严重影响呼吸及循环功能,导致明显喘憋、低氧血症,需积极处理。目的分析并总结儿童COVID-19并发纵隔气肿的影像学及临床特征。方法回顾分析2022-12-01—2023-01-30在长江大学附属荆州医院儿科住院的8例COVID-19并发纵隔气肿的患儿年龄、性别、影像学、临床特点及诊疗情况。结果8例患儿年龄3岁7个月~12岁,男女比3∶5,高分辨率CT(HRCT)均显示双肺感染合并纵隔气肿。气肿多同时累及颈部及胸壁。肺部表现多种多样:胸膜下磨玻璃影、实变、树芽征、支气管血管束增粗、支气管壁增厚及网格征等,未见大片实变及“白肺”。1例患儿合并少量胸腔积液。临床表现除有发热、咳嗽外,均有明显气促,肺部听诊干湿啰音可不显著。4例合并肺炎支原体感染、1例合并卡他布兰汉菌感染。合并肺炎支原体感染者应用阿奇霉素,合并卡他布兰汉菌感染者给予头孢噻肟治疗。8例患儿均给予氧疗。1例患儿白细胞总数及超敏C反应蛋白明显升高,明显气急,低氧血症,常规治疗无好转,给予有创呼吸机治疗3d后好转撤机。5例应用静脉丙种球蛋白(IVIG),3例使用糖皮质激素。1周后复查胸部CT,纵隔气肿均完全吸收,肺部病灶明显好转。结论COVID-19并发纵隔气肿者多为学龄前期或学龄期儿童,婴幼儿少见。可同时合并颈部及胸壁积气。肺部病变可累及间质或实质、双肺均受累,表现形式多样。起病多有明显气急,积极氧疗。白细胞计数明显升高,同时超敏C反应蛋白明显升高者,要密切关注呼吸情况,积极使用IVIG,适时适量应用糖皮质激素,必要时采用呼吸机人工辅助通气。

某三甲中医院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中药处方分析

目的分析某三甲中医院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中药处方信息,为中医药治疗COVID-19和中药师的审方提供参考。方法收集并整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22年12月确诊为COVID-19后接受中药处方治疗病人的处方资料,通过Excel表录入整理处方相关信息数据,建立治疗COVID-19的中药处方数据库,统计治疗COVID-19的中药处方相关信息,探究用于COVID-19治疗的中药方剂信息,挖掘方剂中药物配伍的关联模式,并应用聚类方法揭示用药规律。结果共纳入99张治疗COVID-19的中药处方,经分析,处方病人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数最多,占40.40%;在中药治疗COVID-19的方案中,处方包含11~15种药材的频率最高,占比达48.49%;用药剂量在10~15 g的处方频率最高,占比达到66.67%;中药处方用药天数多在3 d以内;中药处方所花金额小于100元的处方占66%;对中药使用频率进行统计发现补益药使用最多,占22%,其次是清热药18.5%;在分析用于COVID-19的中药处方中,甘草、白术、苦杏仁、茯苓、陈皮、柴胡和黄芩等药材的使用频率较高。其中,黄芩与甘草、柴胡以及半夏的组合在处方中尤为常见。这些药材的配伍显示出较高的关联性,表明它们在治疗中往往被一起使用。结论黄芩、甘草、柴胡和半夏在COVID-19的中药治疗中存在协同应用模式;在治疗中药处方中补益药、清热药、解表药使用频率最高,相关药物与类方组合为诊治COVID-19提供依据和参考。

孔立化湿护阴解毒法论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属于中医“疫”病范畴,中医药治疗相关感染具有一定优势,尤其是针对感染重症患者。文章通过分析孔立教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的典型案例,系统总结其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辨证论治,提出针对不同患者要“三因制宜、分期论治”,并创新性使用化湿护阴解毒法论治重症患者。同时针对重症患者提出“肺肠同治”法,强调患者腑气通畅的重要性,老年患者临床治疗过程中要重视“固护阴液”。

ICS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影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大约一半的慢阻肺急性加重由呼吸道病毒感染引起。慢阻肺患者具有高龄、免疫力低且合并其他慢性基础疾病等特点,是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然而,有研究显示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冠感染)大流行期间,慢阻肺急性加重入院显著减少,这可能与慢阻肺患者长期使用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CS)相关,本文就慢阻肺患者长期使用ICS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易感性及临床结局做一综述。

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致重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致重症的危险因素,为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的防控提供依据。方法检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选取发病日期为2023年1月1日-6月30日,现住址为福州市的新冠病毒感染确诊患者4081例,调查并分析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临床表现、既往病史等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重症患者的危险因素。结果本组4081例新冠病毒感染确诊患者中,重症组671例,非重症组3410例。重症组的男性比例、年龄、现住址为社区的比例均高于非重症组,接种疫苗比例低于非重症组(59.02%vs.80.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发病与就诊间隔时间方面,重症组为(7.27±4.85)d,长于非重症组的(4.37±2.54)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707,P=0.001)。重症组首发症状为发热及呼吸困难/气促的比例高于非重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症组的慢性肺部疾病史及心脑血管疾病史比例高于非重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大、现住址归属为社区、未接种疫苗、发病与就诊间隔时间长、首发症状为发热、呼吸困难/气促、慢性肺部疾病史、心脑血管疾病史是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危险因素。重症组的治愈时间长于非重症组(P<0.001)。结论性别、年龄、现住址归属、接种疫苗、发病与就诊间隔时间、发热、呼吸困难/气促、慢性肺部疾病史、心脑血管疾病史是导致重症的危险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免疫功能与胸部CT表现之间的关系

目的 通过研究不同疾病严重程度新冠患者TBNK淋巴细胞亚群与肺部定量CT参数之间的关系,为评估疾病发展提供更多可能的指标,为临床早期评估及治疗提供更多证据。方法 回顾性收集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165例患者的外周血TBNK淋巴细胞亚群(CD3^(+)T细胞、CD4^(+)T细胞、CD8^(+)T细胞、B细胞、NK细胞)中各细胞的计数及占比,并采用数字肺软件工作系统计算肺部病变体积、占比、密度、质量及磨玻璃体积百分比(PGV)、实性体积百分比(PCV)、半实性体积百分比(PSV)的值,并分析不同严重程度患者免疫功能与肺部病变各参数间的相关性。结果 患者疾病越严重年龄越大(P<0.001),合并的基础疾病越多(P<0.05),其中脑梗死和高血压的占比更高(P<0.05);危重型患者的CD3^(+)T细胞、CD4^(+)T细胞、CD8^(+)T细胞、B细胞计数与其他组相比明显减低(P<0.001);危重型患者的肺部病变体积、肺部病变体积占比、病变密度、病变质量较其他组明显增加(P<0.001);除了NK细胞外,其余淋巴细胞亚群与疾病严重程度呈现负相关(P<0.001);淋巴细胞、CD3^(+)T细胞、CD4^(+)T细胞、CD8^(+)T细胞、B细胞、NK细胞计数与全肺病变体积百分比呈负相关(P<0.05),淋巴细胞、CD3^(+)T细胞、CD4^(+)T细胞、CD8^(+)T细胞、B细胞、NK细胞计数与PGV呈正相关,与PSV、PCV呈负相关。结论 与非危重型新冠患者相比,危重型患者淋巴细胞计数更低、肺部病变占比更大,免疫功能与肺部病变明显相关,早期评估TBNK淋巴细胞亚群、肺部病变占比对临床指导治疗和改善不良预后有重要意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重症肺炎31例临床疗效与结局分析

目的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进一步优化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XDRAB)肺部感染诊疗策略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医院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XDRAB重症肺炎患者的病例资料、抗菌治疗方案、临床疗效、30 d死亡情况等信息。结果共纳入患者31例,按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多黏菌素组(15例)、非多黏菌素组(12例)和未治疗组(4例),多黏菌素组治疗方案以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或注射用硫酸黏菌素为主,同时联合其他药物治疗;非多黏菌素组治疗方案包括注射用替加环素、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注射用舒巴坦钠、注射用美罗培南、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及注射用甲苯磺酸奥马环素任一药物或联合用药;疗程均不短于2 d。未治疗组治疗方案为不包括以上两组任一药物的其他药物。多黏菌素组有效率为26.67%,30 d死亡率为73.33%;非多黏菌素组分别为16.67%,83.33%;未治疗组分别为0,100.00%。临床药师参与多黏菌素组中6例患者的救治,其中2例(33.33%)有效。结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XDRAB重症肺炎临床治愈率低,死亡率高,需要更准确地把握抗菌治疗时机和更规范地开展药物治疗,且临床药师参与治疗可能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呼吸亚重症病房建设及运行模式探讨

随着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和调整,临床医疗工作重心逐步向“保健康、防重症”转移。为了提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能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改造了21个亚重症病房,打破科室、专业壁垒,进行统筹协调。文章介绍了呼吸亚重症病房的实施路径和制度建设,总结了相关经验和成效,对平战结合联合病房管理模式进行了思考。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的相关危险因素

目的 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重症的危险因素,为患者的早期风险识别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2年3月至4月吉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73例确诊COVID-19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临床分型分为MC组(轻型及普通型,61例)与SC组(重型及危重型,12例),收集患者基线资料[年龄、性别、COVID-19疫苗接种情况、年龄校正Charlson合并症指数(aCCI)、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恶性肿瘤、透析时间]、首发临床症状(发热、干咳、乏力、咽痛、腹泻、呼吸困难)、入院24 h内实验室检查指标(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总数、淋巴细胞总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D-二聚体、白蛋白),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COVID-19重症的危险因素。结果 两组年龄、aCCI、淋巴细胞总数、C反应蛋白及D-二聚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大及C反应蛋白水平高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COVID-19重症的独立危险因素(OR=1.256, 95%CI:1.016~1.553,P=0.035;OR=1.021,95%CI:1.001~1.041,P=0.041)。结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COVID-19疫苗接种率低,整体年龄偏大。年龄大及C反应蛋白水平高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COVID-19重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可利霉素治疗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一例报告

目的 评价可利霉素治疗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疗效,为临床治疗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探索新手段。方法 通过分析一例好转出院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治疗药物方案,评价可利霉素治疗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疗效。结果 该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经可利霉素联合抗病毒药物治疗后,呼吸衰竭及其他临床症状明显缓解,临床治愈出院。结论 可利霉素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病情控制和症状改善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危险因素及影像变化分析

目的分析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的危险因素及胸部CT影像变化特点。方法选取2021年12月21日至2022年1月31日在西安市定点医院ICU治疗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40例,分为普通组22例和重症组18例,回顾两组病人一般资料、血常规、并发症和胸部CT影像特点及演变情况,并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与普通组相比,重症组病人年龄更高[67.50(64.0,80.0)岁比60.5(43.0,66.0)岁],疫苗接种剂量更少,发病至入院时间更长[3(2,5)d比2(1,3)d]、入院至肺部病灶明显进展时间更短[(4.44±2.28)d比(6.59±1.97)d],入院1周时淋巴细胞比率(LY%)更低[(12.26±7.33)%比(18.49±5.72)%],并发症更多(尤其肝功能损害、低蛋白血症、D-二聚体升高及电解质紊乱),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症组胸部CT更易出现病变分布为始发灶累及更多肺叶,尤其波及左肺上叶、右肺上叶和右肺中叶,及存在非胸膜下病灶;病变特点为肺实变和支气管充气征,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院至肺部病灶明显进展时间、始发灶累及肺叶数和并发症个数与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明显相关(P<0.05)。结论始发灶累及肺叶数和并发症个数与COVID-19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入院至肺部病灶明显进展时间与COVID-19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