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水平及动力因素

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协调发展机理,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综合评价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结果表明:从综合水平看,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度不断提升;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处于极度协调阶段,次中心城市处于高度协调阶段,边缘城市处于中度协调阶段;从相对发展度来看,中心城市上海及各省会城市为产业结构滞后状态,苏州、芜湖等城市为两系统同步发展状态,部分城市为新型城镇化滞后状态;从动力因素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是经济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地方财政分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省份间主要动力差异显著。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测度及时空演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优化相互影响,共同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份2014—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分别测算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综合指数,并测度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各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均呈现逐年递增态势,且存在“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2014—2019年,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从0.5630上升到0.6987,由“勉强协调”发展为“初级协调”水平。(3)时间上,两者间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具有非均衡性特征,2014—2017年提升较快,2017—2019年提升趋缓;空间上,呈现下游、中游、上游逐级递减且较为明显的区域块状集聚特征,区域间差距在缩小。

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为深入探究资源型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情况,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基于2005年—2020年的山西省及各地市的社会经济数据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运用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法、相对发展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山西省整体耦合协调等级由濒临失调发展为良好协调.而现阶段各地市仍以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为主,离良好协调有一定差距.从时间尺度来看,山西省各地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从空间特征来看,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向均衡方向发展,耦合协调等级空间分异现象明显,大体呈现“中间高,四周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新型城镇化与林业产业结构关系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为探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林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基于2002—2021年贵州省面板数据,通过测算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与林业产业结构相关系数,并构建VAR模型,采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解析。研究结果表明:贵州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林业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与Granger因果关系,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林业产业结构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而林业产业发展也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趋势,并且若仅强调二者之一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当前贵州省林业产业结构较好,而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足,可通过合理进行新型城镇化规划与建设,加强林业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实现二者协同发展。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00-2020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全国层面上,新型城镇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政府投入、居民消费等因素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我国东部、中部的城镇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出积极效果;我国在人才资源方面还没有形成足够优势,无法有力支持产业结构升级。为此,创新城镇化发展模式,加快构建城镇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各地区教育水平;促进区域合作、行业联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辽宁省县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联互动发展研究

辽宁省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县域产业集聚度不断增加,但是仍然缺乏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总结辽宁省县域产业集聚与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通过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使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人均生产总值作为核心变量,以辽宁县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2021年辽宁省县域统计数据,运用模型,对辽宁省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均生产总值做时序分析和空间演化分析,总结辽宁省县域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演进规律,最后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辽宁省县域产业集聚与县域经济发展可行性建议。

新型城镇化质量对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计量分析

十八大指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根据已有文献和理论,从经济、人口、公共服务、空间与生态环境五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的评价体系;利用2004—2016年全国283个地级市的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对新型城镇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新型城镇化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表现为负面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在区域间存在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东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则表现为阻碍作用。

产业结构跨期动态变迁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以成渝城市群为例

通过构建产业结构跨期动态变迁指数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运用广义矩估计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探讨了2006—2016年成渝城市群16地市产业结构变迁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各地市产业结构优化变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结构效应明显,发挥了根本动力作用;加快推进产城"协同效应"和第一产业规模化的步伐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因此,成渝城市群各地区要加强区域内不同层级城镇的功能定位,科学引导并优化产业结构变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区域布局,处理好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进而加大力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有机融合,方能推进新型城镇化持续平稳发展。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雾霾治理——基于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双重视角

本文将"产"、"城"纳入统一框架,以112个环保重点城市为例,从独立和联动调节的双重视角,考察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特征;(2)独立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会加剧雾霾污染,产业结构能够通过合理化和高级化两条路径缓解雾霾污染;(3)联动调节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影响对放大减霾效果有积极作用。因此,应注重产城融合,发挥治霾的联动优势。

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了吗

利用2005-2014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对我国各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指标法测算,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近十年来中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排名前三位的省份依次是上海、北京和天津。(2)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存在滞后推动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为正的促进作用。(3)科技创新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社会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口、社会与经济城镇化存在显著影响,但表现程度各异。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新型城镇化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制造业内部变化,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服务业内部变化存在抑制作用;(2)新型城镇化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增加人力资本水平和提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路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及制造业内部变化,但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有限;(3)新型城镇化只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间接影响服务业内部变化。

内蒙古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以内蒙古2002-2014年11个盟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引入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详细测算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内蒙古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协调度呈现出地域差异,以呼包鄂经济带为中心以及内蒙古东部包括通辽、赤峰等在内的两大区域协调程度高;而内蒙古中部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等盟市协调度水平低,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低,不能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和优化

文章利用2003-2017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中介效应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和优化。结果表明: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力更大;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至初级协调之间,地区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通过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外商投资、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作用于市场因素、人力资本、技术进步、金融支撑等因素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部分变量的中介传导作用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文章基于二者相互促进的内在循环机制,提出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区域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协调性研究

本文基于系统耦合视角,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协调性评价体系,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指标赋权,引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协调性评价模型,利用相关历史数据,对中国各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协调性水平进行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各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呈正态分布,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各省产业结构综合发展水平不稳定,存在较大差异;多数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略高于产业结构综合发展水平;各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协调性水平总体较好,但仍有待提升,离优质协调还有较大差距,并且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呈现从东至西递减现象。

专业镇、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关系

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联动发展是提高中国城镇化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基于广东省东莞和中山两市共56个专业镇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专业镇产业结构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专业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会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并且专业镇的生存期越长,其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对城镇化水平提高效果越大。

新型城镇化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

基于技术外溢、要素集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的理论机制模型,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对农村第一、二产业占比的影响路径是倒U型的,而其对农村第三产业占比和农村产业结构偏离的影响路径是U型的,且这些影响路径在不同经济区域呈现了一定的差异性。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呈现了阶段性,且经济发展城镇化、居民生活城镇化、公共服务城镇化、基础设施城镇化、资源环境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各有不同。

新型城镇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在所有分位点上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作用程度按东部、西部、中部依次增强,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异特征;随着分位数由低端到高端变化,新型城镇化的作用系数呈现出递增趋势,说明产业结构水平越高,新型城镇化对其促进作用越强;技术进步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显著,但对中部地区不明显,对西部地区要视分位点而定。

数字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城镇化——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经验数据

数字经济时代,面对我国向世界承诺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我国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依靠数字化技术提升来努力实现生态环境改善与城镇化建设协同发展,即坚持走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绿色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构建了绿色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城镇化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各城市数字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城镇化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数字化水平可通过直接效应及通过人力、技术、资金基础等方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影响绿色城镇化;数字化水平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绿色城镇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8.82%。此后,应把握数字产业发展契机,结合本地区数字经济和城镇化发展实际,找准产业功能区战略定位,合理制定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数字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机制,在区域经济绿色均衡发展中不断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分析--基于天津市统计数据的动态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主成分和层次系数法对天津市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指标。应用计量经济学动态分析模型对二者的互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引入基于高阶单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保证统计量渐进理论分布有效性的条件下,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长期均衡的发展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新型城镇化进程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显著的滞后作用,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滞后作用不明显。对此,本文在肯定均衡发展关系的同时,也对二者互动关系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互动关系良性发展的建议和措施。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将新型城镇化划分为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以及环境城镇化4个方面;然后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率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并引入控制变量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最后通过GMM估计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各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经济城镇化正向推动3个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城镇化正向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环境城镇化正向推动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此外,科学文化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效应;金融业发展积极推动东中部地区产业发展;前一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各地区产业发展都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对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作用却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