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与企业实质性创新

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是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以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2007—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探究了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有利于企业实质性创新,这一核心结论在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缓解与行业竞争加剧是试验区设立提高企业创新质量的两条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规模较小、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及生产率较高企业,与上述作用渠道在逻辑上保持了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以金融创新与支持产业升级为导向的试验区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表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布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有效途径,这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将沈阳经济区建设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阳经济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小普答记者问

记者：2008年4月，省发改委组织沈阳经济区各市和有关科研单位经过一年的努力，编制完成了《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发展总体规划纲要》并得到省政府的批准。近期正式启动了沈阳经济区申报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并起草了《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请问张主任，该意见稿起草的背景和意义。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运行及前瞻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区域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集聚辐射作用、结构转换作用、经济拉动作用和体制示范作用。为更好地发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应建立创新型的管理体系；构建自发制度创新和企业创新的发展环境；建立试验区内产业和企业的集群战略；构建试验区创新系统，创建“学习型区域”。

试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战略启动点,正在为国内外所关注。它的提出顺应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体现。本文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现实背景分析入手,阐述其具体的内涵、本质及其特征,并结合区域发展实践,提出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具体目标。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改革模式的异同点分析

在界定和解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涵义的基础上,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改革模式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基本结论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种制度变迁内生化的变革模式,具有制度变迁累积创新传导机制。

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基于演化阶段及实现机制的视角

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的动态演化实现机制分析,其创新过程呈现从制度输入、制度发展、制度成熟到制度输出等四个阶段,每阶段其动力主体及实现机制各有特点。基于试验区制度创新的不同阶段,对策建议是:清晰界定"先行先试权",创新地方立法机制,保证制度创新动力输入;理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协调机制,促进制度输入有效推进;制定试验区工作的导则和评估方案,确保制度创新过程有效合理;创新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制度创新动力由"外"而"内";发展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职能,形成全社会创新创造氛围。

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厦门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可行性研究

厦门市是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厦门特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同时也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先行的探索。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原有特区政策的普适化,特区发展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体制创新任重道远,迫切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形成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争取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无疑是厦门乃至整个海峡西岸经济区未来发展的一次难得机会。因此,厦门必须把握自身优势,发挥特区发展的先行优势和特色,把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一项重大的发展战略来看待。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风险评价与预警机制研究

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战略启动点,是推动地区协调平衡发展的支点之一[1]。国家综合配套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先行先试"权。试验区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先行先试"可能会引发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与冲突,造成试验区的"不稳定",妨碍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的顺利进行。文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风险评价与预警机制进行研究,并就试验区的风险应对与风险防范提出合理的建议。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解释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涵义深刻,设立背景与以往改革模式明显不同。其作为制度内生的增长极发挥相应作用的基本前提是足够货币资本的投入。构建的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辐射效应及极化效应表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要构建制度长效累积创新机制,更要建立畅通的环境以实现制度的有效扩散,要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发展新模式。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模式选择

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经济特区的比较．（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经济特区的相同点（1）改革目的相同。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经济特区，还是在现阶段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改革的突破口，通过局部的试验和总结，把成功的经验逐步推广到全国，均体现了共同发展的目标。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机理分析

制度创新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本质,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初衷所在。在系统回顾国内外创新空间扩散研究和详细分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效应、表现形态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初步探索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的内在机理。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研究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不但需要不断的努力实践,同样更需要理念上的创新和理论上的指导,主要包括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机理以及政策建议等问题。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的系统设计

本文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客观定位我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实现目标,设计了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思路,并对我国如何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提出了建议。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的评价指标与选择策略

随着各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夺热情的高涨,研究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评价指标和选择策略,为国家在各地选取试验区时提供客观的、可以量化的判别标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提出,应根据候选城市的自身发展能力指标、制度创新能力指标和区域联系能力指标进行评价和筛选,选择那些区域主导优势明显、有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为依托的城市;进行选择时,还要遵循国家经济重心空间转移的动态规律。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与分维差异

通过布局定位、增长极形态、城市群空间分布、战略主题四个方面厘清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特征,利用因子分析方法确定了空间差异分析的维度和因子分值,并据此进行了极点城市分维聚类差异分析。认为:牵引能力、投入效率和产业结构是评价不同极点城市发展差异的三个主要方面,并得出结论:第一,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两个试验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发展效率高、国际化程度高、服务业发达,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加快发展速度。第二,天津滨海新区发展速度快、制造业发达、利用外资多,发展方向重点在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第三,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中武汉是发展能力最强的城市,成为中部地区的主要增长极;成渝都市圈中成都的发展能力高于重庆。武汉和成都要加强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重庆、长沙、株洲和湘潭要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最后,提出了未来发展方向。

浅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府管理职能定位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府管理的角色定位应随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需求而适时全面创新,转变权力的思维模式,正确进行自身的角色定位,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市(群)知识产权与综合建设的相关性分析

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在对城市(群)1998-2007年知识产权与综合建设进行全面评分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与综合建设各因素进行相关分析,探讨知识产权在投入、成果、运用、管理和保护等方面,与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在内的城市(群)综合建设水平的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与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建设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对知识产权与城市综合建设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群通过把握知识产权发展方向、范围等提升综合建设水平的相应对策。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绩效评价研究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新时期国家改革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探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进程中,改革的绩效评价是任何一个试验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目标出发,根据综合配套改革涉及的主要内容,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设计了衡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绩效的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为科学评价改革的绩效提供了依据。

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立法保障

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在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它在内涵、特征和目标等各方面不同于经济特区。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有力保障。目前我国的法制现状无法完全适应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发展,需要国家通过“授权立法”赋予地方特殊立法权,以推动和保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各项举措顺利进行。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与政策法制冲突问题研究

制度因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政策法律制度是正式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是在政策法律逐步完善基础上的改革,和早期区域经济发展缺少政策法律保障不同,更多的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在行政管理体制领域、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和社会体制改革领域都有明显表现。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不仅需要国家层面进行解决,也需要试点区域进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