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兼论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新型城镇化是影响农业特别是粮食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探究其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在运用SBM-GML指数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测算出各省份粮食GTFP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对粮食GTFP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技术创新在新型城镇化影响粮食GTFP的中介效应,以及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全国总体粮食GTFP年均值为1.0082,我国粮食GTFP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善,并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省域间差异不断缩小。2)新型城镇化对粮食GTFP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地区经营规模差异。3)新型城镇化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粮食GTFP,健康性人力资本、教育性人力资本以及迁移性人力资本均在新型城镇化促进粮食GTFP增长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建议逐步稳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充分发挥其技术创新效应,同时应注重农村人力资本培育,进而推动中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2—2021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利用SBM-GML指数法和熵值法测算了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水平,然后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06年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还不尽人意,但2007—2021年该经济带各省市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均显著提升,同时长江经济带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水平也呈稳步上升趋势;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新型工业化的影响更大。基于此,为了进一步挖掘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潜力,建议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稳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不断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的“活力”,为提升当地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助力,同时还要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造农村电网等方式进一步减少非合意产出。

供给侧要素投入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测算

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经济下行压力的不断扩大,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供给侧方面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重要方面。文章探讨供给侧要素投入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构建包括资本存量、自然资源、技术和劳动力在内的供给侧要素对新型城镇化的阻尼效应测度模型,利用2002 2016年的数据计算阻尼效应。通过测算各个供给侧要素投入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与新型城镇化

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1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以及新型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且存在地区异质性,即东部地区最明显、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不显著。第二,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的流动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三,与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相比,技术流动发挥着更显著的非线性中介作用,技术流动对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对江苏省创新要素集聚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协同评价指标,对2011—2019年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发现十年间各城市均已从失调状态演变为协调状态,苏南地区耦合程度领先于苏中、苏北地区。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显著促进江苏省创新要素集聚,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集聚影响效应高于新型城镇化。二者协同对创新要素集聚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于苏中、苏北地区并无影响。

土地政策松绑与县域新型城镇化——来自农村宅基地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外流,土地粗放利用、宅基地闲置甚至抛荒问题日益凸显。宅基地改革是促进土地要素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构造准自然实验,检验农村宅基地改革能否促进县域新型城镇化。研究发现:农村宅基地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政策路径识别发现,农村宅基地改革从非农就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激发市场潜能三方面提升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异质性研究表明,行政区划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于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能力呈现递增趋势;地区差异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地区县域得到有效发挥,对西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效果有限。通过土地政策改革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从经验上就如何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提供政策启示。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安徽省碳排放网络建构研究

在发展新型城镇化及推进区域碳减排的双重压力下,探索兼顾二者综合效应的空间关联网络具有重要意义。依据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结合地理空间数据和碳排数据,运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2011—2019年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安徽省碳排网络进行构建,并确定其中影响城市碳流动的关键关联要素。结果表明:①长期来看,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对于促进区域碳减排具有重要积极作用;②安徽省中东部城市的点入度保持在较高水平,南北部城市的点出度保持在较高水平,位于中部地区的凝聚子群对周边城市的联动影响更大;③城市间相似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显著影响碳排网络的构建,其中相似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对网络影响最大。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城镇化下的新型乡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可以看出,与传统城镇化聚焦于城市不同,新型城镇化聚焦于城乡融合发展,既关注城市的进一步现代化,也关注乡镇地区的发展,以及新型工业化带来的新质生产力对乡镇发展的作用,形成城乡要素双向积极对流的新格局。

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推进重点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重点是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同时,要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扩大县域就业容量。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要素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分析

在分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内涵基础上,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借助SPSS、Eviews等统计软件,实证分析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各要素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效应。结果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机械化水平、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提高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劳均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不足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因此,应提高土地资源价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业内部结构,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和数量;优化政府农业财政投入结构,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新型城镇化、消费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能够畅通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是实现供需匹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基于2009-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消费升级在两者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区域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消费升级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新型城镇化能促进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新型城镇化推动下,引导居民消费升级,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长三角区域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互动研究

基于长三角一市三省的城镇化发展数据测算出2009—2020年新型城镇化指数水平,借助非参数估计方法讨论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动情况,通过计算考察期内的全局莫兰指数分析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两系统的空间相关性,最后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两系统的协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长三角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不同省市间存在一定差异且逐渐收敛。2)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源于数字化技术进步的助推,并存在阶段性波动特征。3)相对而言,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比新型城镇化具有更高的空间相关性,集聚效应明显。4)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物流全要素生产率两系统的耦合协同状况较好,一市三省的耦合协同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倒锥形且逐年趋于扁平。因此,应充分发挥数字物流在大循环、大市场中的贯穿优势,带动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在竞合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走深走实研究

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畅通城乡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的前提,是高质量城镇化的关键。随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以综合改革试点推动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成为改革推进方式的重要探索。与此同时,地方也在加快规划部署,积极申报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调研显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还需要未雨绸缪,谨防试点地区可能存在的改革创新力度不足、试点路径把握不准、组织协调保障不力等倾向,从而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走深走实,为畅通城乡要素循环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探索新路径新模式。

农村电商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以贵州省为例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国家战略的融合发展对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融合发展的评价体系或空间异质性分析,对于具体的实施路径探讨相对较少。农村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可以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促进农产品销售,拉动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效融合的重要手段。以贵州省为例,近年来,该省大力推广农村电商,终于在2020年在脱贫攻坚中取得全面胜利,并在促进当地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因此,本文选取贵州省农村电商的具体案例,深入探讨其在推动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融合发展中的实施路径。通过这一案例分析,本研究旨在提供一种具体而微的视角,揭示农村电商作用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并通过具体案例阐述实践中的具体实施路径,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际操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新型城镇化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基于2013—2019年各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和企业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探讨新型城镇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整体上,新型城镇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但目前拐点未至,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东、中和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区域异质性不明显;新型城镇化对不同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差异性,新型城镇化显著提升了工业和商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各地区各行业应依照实际发展情况,稳步高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思考与建议

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融合发展,事关市民和农民、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以及相关产业,是一个新课题,是一篇大文章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融合发展,事关市民和农民两大主体、城市和农村两大空间、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及相关产业,是中国释放潜在增长力,立足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亟待深入研究和加力推进。

县域新型城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文章选取2015—2022年我国1789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县域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县域新型城镇化可显著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该结论经过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县域新型城镇化可有效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县域新型城镇化在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县域新型城镇化对西部地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最大。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教育供给研究:价值意蕴、制约因素和纾解策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教育供给在探索城乡社区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村改居”社区治理能力和促进“村改居”社区教育精准供给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受项目制供给偏差、供给主体角色定位、课程开发整合力度、供给绩效评估机制和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等因素制约,“村改居”社区教育供给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呈现明显张力。基于此,从提高政策供给效能、完善资源供给结构、增强供给内生动力及保障供需精准匹配四个方面提出纾解策略,以期为新时代农民市民化探寻更加有力的社区教育支撑。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机理研究——基于城乡要素流动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之间具有价值相通性、目标趋同性、主体一致性、政策共融性的特点,要素流动视角下,构建城乡互促共生的有机生命体必须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文章通过构建内在动因—价值范式—载体依托的分析框架,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机理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内在动因源自城乡要素渗流通道梗阻,价值范式为市场经济理性规则、政府有效政策供给与政策引导“双轮驱动”,载体依托为县域城镇化。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路径重构应秉承系统治理理念,在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中,实现城乡“人、地、钱、技”等要素双向等价流动。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研究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是化解即期经济下行压力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契合点。本文首先论证了城镇化的生成机制和水平测度标准;在此基础上,重点揭示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的低质、高量及不均衡问题。研究发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城镇化发展只有加强需求侧管理,稳定经济增长,释放新需求;依靠供给侧的深化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强化城镇化发展产业支撑,增强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城镇发展品质,创新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创造新供给,才是中国城镇化从超常规增长向正常增长收敛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