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新藏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初探——以《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对新城新藏(1873-1938)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进路进行了考察。较为全面地研究了《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的天文历算工作。梳理出其所涉的三大领域:先秦天文历法问题、中国古代天文学起源问题、天文历史年代学问题。并分析了其主要结论:(1)中国上古天文之真实性不容置疑;(2)一味疑古之说不可尽信;(3)中国天文学西来说不可靠。

新城新藏由岁星纪事推证《左传》著作年代之研究法驳论

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穷尽式排比分析了《左传》等古籍中的岁星纪事材料,在发现岁星纪事实测位和记载位不相吻合的“岁星纪事之谜”之后,大胆假设,作出五级逻辑推理,得出《左传》等岁星纪事记载位系由未识岁星超辰之战国时人以前365年为标准的元始甲寅年推步嵌入,《左传》恐成书于前340至350年前后的结论。洪诚曾撰文揭示出新城的重大错误,可惜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在洪先生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新城错误产生的逻辑机理,对新城岁星周期误差的论证起点和三项逻辑预设均进行了驳斥;并对由岁星纪事推证《左传》等著作年代,乃至由天文星象论证古籍成书年代方法之可信度作出了初步评估。

从新城新藏到薮内清的中国上古天文研究变迁初探

新城新藏(1873—1938)与薮内清(1906—2000)是京都大学的两代天文学史家,均为日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两人的中国上古天文历法之研究,主要交集在以下两个方面:(1)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和形态;(2)中西上古天文学的交流。伴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展开,薮内清拥有了与新城新藏所在时代相比更多的认识途径。其从天文学角度与董作宾一脉学者在殷代与周初历法问题上进行了切磋,且对新城新藏的论断有所取舍、并进行了修正和发挥。通过对薮内与新城两人论述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更好地揭示和把握日本学界对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认识与研究之变迁。

中国历法三正论、殷历、周历、干支纪年起源考

一、引言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在历史上,这是中国“三正论”的最初由来。本世纪20年代末,日本著名汉学家新城新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否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间,官颁与民用间,在历法上的不统一性,因而认为司马迁以来的“三正论”,为“中国上古天文历法发展史”上“系累非浅”的“憾事”。而新城新藏此说,为张汝舟先生所接受,著有《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一书。他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一文的叁表解中,将“三正论”与“岁星纪年”、“四象”、“三统”等,并列为“四害”之一。我认为,新城新藏与张汝舟等对“三正论”的否定,

西周“257”年考辨

西周“２５７”年考辨吴薇薇，吴晋生山东大学“西周２５７年”，这是大多数史学家所持的观点，详加考辨，笔者认为大有问题，试加者索于下。首先查看范文澜、郭沫若两位史学大师是怎样说的。范文澜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１３１页里说：“公元前１０６６年（...

《周语》武王伐殷天象的特点——札记第四十三

关于《国语·周语下》伶州鸠答景王问钟律之语,今年初我已有《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小文论及,说明了伶州鸠转述伐殷天象的可能性。近读陈美东先生《岁星纪年法、太岁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文,颇多获益,愿就有关问题作一补充性的讨论。 陈文在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刘坦《论星岁纪年》等论著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左传》、《国语》中关于岁星行十二次的记述,结论说明这些“

今古本《竹书纪年》之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

今古本《竹书纪年》之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陈力十余年前，笔者曾撰“今本《竹书纪年》研究”一文①。从今本《纪年》的流传、体例、注文、讹脱及辑文等方面探索今本《纪年》的真伪，以为今本《纪年》渊源有自，体例亦与宋代以前人所见本相合，故今本《纪年》并非宋代以后人...

论《左传》预言

《左传》在我国先秦文献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成书年代早,材料来源可靠。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对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有所了解,主要就是依靠《左传》。《左传》里有很多预言,有的是预言当时的事,有的是预言几十年后的事,有的甚至预言几百年后的事。这些预言大多奇验,其总数在一部《左传》中当以百计。自古以来,凡治《左传》的学者。

《七月》的历法与“三正论”

《诗经·七月》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关于这首诗的历法问题历来争论很大,至今没有定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仅会把全诗的时序搞乱,而且直接影响着对全诗内容的理解。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三正论”是搞清《七月》历法的关键所在。历来对《七月》历法的不同解释有影响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三说:(1)夏、殷、周三种历法混用说:持这种说法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汉的毛亨。

《周语》“铸无射”章辨伪

两千年前,刘歆在《世经》中引用过一句话:“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来验证他拟定的武王伐纣之年—公元前1122年。这句话出自《国语·周语下》,他却说是“外传”。他定的这个年份和另一个伐桀之年,东汉时就被人评为“横断年数,损夏益周”。本世纪以来,尽管人们不同意他定的这个年份,而把“岁在鹑火”当做伐纣时天象实际的,还不乏人。有些学者用不同于刘歆的方法,推算“岁在鹑火”,得出了和刘氏不同的年份。如新城新藏的公元前1066年,赵光贤的公元前1057年,黄宝权、陈华新的公元前1029年等。

《显德二年历断简》考释

作者首次发现了已故著名天文史学家新城新藏捐赠给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显德二年历断简》,并对其进行了释文，申述了年代断定的理由，考订了残历的作者。

左氏“日南至”辩惑

《春秋》、《左传》都有些朔日的记载。《春秋》所记的只限于“日有食之”;《左传》则在日食之外,多了两则“日南至”(即冬至),一则是“僖公五年(公元前六五五年)正月辛亥朔”,另一则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二年)二月己丑朔”。用现代科学知识加以推算,凡是“日有食之”的干支日名,基本上都正确;而两个“日南至”的合朔和冬至的日名,都是错误的。这就有了问题。

再談屈原的生卒

我在光明日报一九五一年十月“学術”欄發表过一篇“談屈原的生卒”是針对林庚先生在同刊物發表的“屈原生卒考”提意見的。一九五四年二月“歷史研究”發表了浦江清先生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我看后是有意見的,早就想來一个“再談”,竟一直拖到現在。用“歲星紀年”法推算屈原的生年月日,是郭沫若先生开的端,好象信的人并不多。据我知道,对屈原有研究的象陸侃如,李長之……諸位先生一直是用旧說的。記得陸先生还和郭先生曾經打过一次筆墨官司(略見郭先生:今昔集)。

屈原生年考略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诗人和爱国主义者。他的生年曾有不少人考证过,但一直聚讼未决。本文也想作一点试探,主要内容是:一、考释屈原自叙的生年;二、推算屈原的生年为公元前三五三年;三、以屈原的生平事迹论证其生年应为前三五三年。

京都大学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脉研究

本文梳理了从新城新藏、能田忠亮到薮内清的京都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史学脉之思想渊源、机构演变与学术谱系。尽管新城新藏与能田忠亮为薮内清打造了团队基础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但学科定位与研究纲领尚未实现突破。通过对继承者薮内清工作的分析与检讨,可知薮内摆脱了"东洋天文学史"原有历史学辅助学科的不利地位,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天文学史学科加以科学化与范式化,将之缔造为独立学科、巩固了学科地位。薮内清的历法史与文本会读研究过程中,意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由此领导了大型科研调查并逐步完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全面研究计划。

二十八宿起源与华夏文明

二十八宿起源与华夏文明谢世俊二十八宿的星空区划，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世界古代天文学的辉煌成就，曾影响到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法国天文学家毕奥（Ｊ．Ｂ．Ｂｉｏｔ）在《学者杂志》提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①。从此，引起世人关注，...

西周铜器分期研究中的历象方法

西周铜器中有一部分带有月相纪年的铜器,其纪年铭文为铜器的分期提供了比较客观准确的标准。历象方法就是以长历来推断纪年铭文所纪的年、月和月相,由此断定铜器的分期。早在宋代,吕大临就以这种方法推定过散季簋的年代。不过,当时的历象方法与今天所说的历象方法不可同日而语,真正意义上的历象法西周铜器研究还是开始在清代以后。铜器上的纪年铭文一般包括四个要素:年、月、日(干支)、月相,如牧簋铭文“

屈原生年考

屈原是我国上古时代著名的爱国诗人。由于历史久远,文献资料记载简略,对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得很少。《史记》有屈原的简略传记,但是没有记载生卒年月。历史上,很多人出于对屈原的热爱和重视,曾经对他的生卒年月进行过讨论。

仓石武四郎(1897—1975)

日本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博士,1897年9月21日生于日本新泻县高田市。因幼承家学,他在中学时代便开始喜好古日语和古汉语研究。1918年,高中毕业即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支那文学部,专攻中国文学。1921年毕业时撰写的论文是《恒星管窥》。大学毕业后,仓石随即到我国江南各地旅行。回国后的次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研究院作研究生,受业于狩野直喜博士,并在新城新藏博士的指导下,

汤炳正同志关于《屈原生年考》一文的来信

编辑部负责同志: 寄来陈久金同志的《屈原生年考》嘱审阅。本人对天文历算是外行,但读了文章之后,感到很有创见。因为作者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结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至于作者之所以能提出新的结论,主要由于他在推算依据和推算方法上突破了三个传统观念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