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摊贩监管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基于“新多源流模型”的机制性解释

中国(内地)城市摊贩监管行动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在理论层面,这个研究问题关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选择的机会、内容与新的选择机会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依据"新多源流模型",政策行动选择受到"议题流"、"行动流"和"规则流"等三种政策溪流(即"变量集装箱")的"流向"、"流量"和"水质"等变数的塑造和制约。政策溪流之间的离散或汇聚乃是一连串因果机制相互作用(即"机制串联")的结果。当政策溪流汇流之时,政策行动选择(或变迁)的机会之窗开启。特定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的选定及其稳定,需从政策语境、政策溪流、政策行动的属性(譬如模糊性治理的功能或政策效应)、决策者的意向性以及相关机制串联过程的交互作用中进行解释。换言之,为了深刻解释这种独特的政策选择现象与政策稳定现象,有必要综合运用机制性解释与功能性解释。前者着力于变量和因果机制的角度;后者则着力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即"模糊性治理")所具功能的角度。考虑到行文,本项研究重点进行机制性解释。

完全还是有限:政策议程建立的型构条件与耦合机理——基于“关键个人”变量的新多源流模型解释

不同的国家面临着特定的治理情境,政策议程是否完全建立关系到特定的治理问题能否被解决。基于“要素嵌入+变量作用”的新多源流模型解释机制认为:源流、窗口和变量之间存在“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关系,基于要素嵌入生成主导性源流是政策议程建立的初始条件,关键个人变量作用是完全建立政策议程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个完整解释链通过医药整治双案例比较得到了揭示。同时,机会之窗型构政策议程的作用条件以及关键个人与窗口开启的耦合机理,也通过路径组合方式检验已有多源流模型案例研究得到了证实。

猪瘟疫情后中国生猪生产政策变迁分析——基于“加速模式”的新多源流分析模型解释

猪瘟暴发后中国生猪产业政策的新一轮变迁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政策治理之道,其特点为更具效率、更为民主、更为系统。为提高对此次变迁的解释力,在多源流的基本分析框架下,加入“加速因子”(挖掘各源流加速形成的原因)、“加速场”(探寻新媒体如何促进各源流的形成)、“加速合力”(分析相关政策如何推动政策之窗的开启)要素,从而提出“加速模式”的新多源流分析模型。该模型认为:问题源流中危机事件的严重危害加速决策者重视,政治源流中中国的发展战略加速政策出台,政策源流中建议者的“双重身份”加速整合进程,三者共构“加速因子”。而新媒体让事件数据更直观、政策建议更自由、政策议程更透明,形成“加速场”促进各源流的形成。同时相关政策的强推力与弱阻力形成“加速合力”助力政策之窗开启,生猪产业政策得以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变迁。

模糊性条件下政策过程决策模型如何更好解释中国经验?——基于“源流要素+中介变量”检验的多源流模型优化研究

作为一项比较公共政策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国经验优化多源流模型有助于更好解释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制定活动。通过文献梳理确立“要素嵌入”新思路作为优化路径，采用基于多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和基于深度调研的个案分析方法，分别验证要素嵌入源流的适配性以及由此建立的新多源流模型中中介变量的科学性。按照布尔代数运行的最简化原则，以源流成熟度作为标准进行二分编码，政策理念、政策形象和政策精英三个要素作为解释变量，问题、政策和政治三个源流作为结果变量．研究表明要素嵌入源流的适配性完全成立。通过详细调研G大学N校区饮用水污染事件发现，在G大学水改议程建立过程中，焦点事件、政策活动家和关键个人三个中介变量推动具有要素属性和生命信仰的主导性源流生成，牵引其它源流交汇，从而开启政策之窗，建立政策议程，实现政策变迁。经过“源流要素＋中介变量”检验后的新多源流模型，为破解决策模糊性提供了满意的方案，对中国政策过程更有解释力。未来需要提高案例选择的精准性，把议程开启能力作为新多源流模型应用的主要标准；从中介变量出发增强新多源流模型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力，要高度重视“关键个人”作用，同时网络民粹主义的影响也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