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的战略布局

从经济到文化,土耳其都正在成为一支新的地区力量。巴尔干、高加索、中东和北非历史上都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势力范围,土耳其欲凭借新奥斯曼主义政策建立以土耳其为核心的"一体化走廊",以推广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民主经验模式。首先,土耳其是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欧亚的中心、邻国的可靠伙伴。其次,新奥斯曼主义主张同美国、特别是同欧盟,进行平等的对话。第三,实行软势力外交,而非强硬外交。土耳其主张同邻国"零问题"战略。第四,不是要否定凯末尔主义和共和主义,而是要完善和补充上述原则。

新奥斯曼主义影响下的土耳其外交

兴起于冷战后的新奥斯曼主义思潮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它是土耳其经济实力增强、国内伊斯兰力量发展、冷战后国际政治变化、入盟之路坎坷等国内和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该思潮的影响下,土耳其外交的积极性、多样性和自主性有所增强。

“新奥斯曼主义”:历史嬗变与影响

"新奥斯曼主义"肇始于厄扎尔时期(1983~1993年),成型于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后(2002年至今)。两个阶段的"新奥斯曼主义"既有紧密联系,又有较大差异。土耳其国内外的学者对"新奥斯曼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从正发党的第三个任期开始,"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方面都出现异变,谨慎、理性的"新奥斯曼主义"逐渐演变为狂热、冒进的"新奥斯曼主义"。"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社会中存在深厚的土壤,它在土耳其政治和外交中的影响绝不会轻易消失。

从泛突厥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论冷战后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

冷战后,土耳其改变了冷战期间对美一边倒外交政策,走泛突厥主义路线的外交政策。"9·11"事件后,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调整了外交政策,推行被称之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阿拉伯之春"以后,土耳其推行更加自主和强硬的外交政策,实现了对零问题外交的升级。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是在自身实力提升的前提下,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服务于土耳其国家利益,同时也体现了土耳其追求大国地位和谋求地区霸权的实质。

《我的名字叫红》:“新奥斯曼主义”之文学表达

土耳其共和国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全盘西化和“去奥斯曼化”之后,在20世纪后期兴起“新奥斯曼主义”思潮,希望重新找回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可谓作者的身份认同宣言,紧扣“新奥斯曼主义”思潮在土耳其的兴盛。小说对“红色”追根溯源,讲述了大量有关绘画即“记忆”的故事,巧妙呈现出“红”与“黑”的辩证统一关系,意图唤起土耳其人对那璀璨壮丽的“红”的记忆、对曾经的“世界中心”奥斯曼帝国荣光的记忆。因此,尽管小说只有一章名“我的名字叫红”,但实际上“红”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题象征意象,表达了作家对土耳其民族渊源与荣光的追寻。

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

土耳其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具备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从历史上看,土耳其的对外战略定位有两条主线:一是向西方靠拢,与西方结盟;二是回归东方,重视区域利益。从1923年建国开始,作为国家统治精英的凯末尔党人就设定了土耳其的"西化"定位,即向欧洲学习,全面地拥抱欧洲文明,但整体上看建国后的二十年间,土耳其对外持守的是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二战后土耳其实行"一边倒",投入西方阵营。自1980年代厄扎尔执政以来,土耳其开始调整其对外战略定位,日益强调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土耳其在对外战略上日益向多元化与多维度的格局过渡。21世纪初,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土耳其走向多边主义、更加强调全方位平衡的对外战略已基本定型。

特朗普治下美土关系恶化及前景探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紧张态势进一步加剧,双方外交冲突接连不断,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安全关系严重恶化。从短期来看,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中东战略,用现实主义处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重视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作用,使土耳其在美国的中东联盟体系中被边缘化,是美土关系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就长期而言,在埃尔多安总统和正发党领导下,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去西方化"、外交独立性凸显及加速向俄罗斯靠拢,是美土关系疏远的深层因素。美国和土耳其内外政策的调整,使双方在库尔德人问题、巴以冲突、伊核问题等中东地缘政治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加速了双方关系的恶化进程。受制于双方国内政治,美土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但双方仍有广泛的合作基础,美土彻底决裂的可能性不大,土耳其将继续在美、俄之间寻求外交平衡。

伊斯兰教、民族国家及世俗主义——土耳其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

现代土耳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体现了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两股思潮的对立与互动。多民族共存的奥斯曼帝国转变为单一民族的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又通过历史协会和语言协会重新塑造土耳其民族的记忆和未来。苏丹和哈里发制度被废,宗教委员会、宗教基金会、神学院等新机构成立。共和人民党与军队成为了阿塔图克遗产的守护者。政治伊斯兰在20世纪后半期的兴起,得益于多党制的确立、厄扎尔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冷战背景下倡导的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既强调伊斯兰教的价值,又认同西方的民主制度。这引起了关于土耳其模式和新奥斯曼主义的讨论。然而,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背景下,土耳其却面临一个分裂的社会。

土耳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析论

土耳其系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枢轴国家”,长期发挥跨地域战略作用。埃尔多安自掌控正发党政权以来,陆续推出“2023战略愿景”和“2053战略愿景”,其目标是使土耳其最终跃升为一支世界性力量。为此,土耳其采用突出重点、带动全方位进取性地缘政治的外交策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综合施策,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取得诸多成效:在黑海和外高加索确立强势存在,掌握了土耳其在该地区天然气开发、输气通道、军事冲突调停等方面的主动权;依托北非、东非“桥头堡”,将影响力渗透至非洲全域;与卡塔尔、巴基斯坦“组团”介入阿富汗变局,延续了在阿富汗的长期影响力;提振了土耳其在突厥语国家的领袖地位;努力在伊斯兰世界发挥引领力;谋取北约内“特殊地位”,拓展了特立独行的外交空间。土耳其近年来的地缘政治进取虽收到明显成效,但也面临着来自美国、欧洲大国、阿拉伯国家的阻力,俄罗斯、伊朗亦对土耳其地缘政治进取怀有戒心,均需土耳其加以重视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