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新女性”婚姻家庭观念的重塑——以袁静《刘巧儿告状》为考察中心

延安时期婚姻家庭的变革是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刘巧儿告状》是袁静于1944年根据陇东传统婚姻纠纷案创作的秦腔剧本,不仅借此宣传了当时实施的婚姻家庭变革制度,而且还在文本中表达了“新女性”对婚姻家庭观念制度的某些思考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回应。这种历史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在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验证了个人与家庭、国家之间建构的关系。

晚清男女小说家“新女性”书写的不同面相

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体现了晚清进步知识分子对理想的女性国民的期待。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往往都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为争取女性权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反映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的叙述中,由于性别立场、切身经验、文化心理的不同,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表现出男女作家各自的创作偏好,在“新女性”的社会身份、推广女权的内容以及“新女性”的情欲与婚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晚清男女小说家“新女性”书写之所以呈现不同面相,除了男女性别立场上的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男女作家对于推广女权秉持着不同的心态和目标。晚清男女小说家“新女性”书写的不同面相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晚清时期复杂的社会语境。晚清小说的“新女性”题材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书写具有启发意义。

从《自由魂》发现“革命新女性”--秋瑾“本来面目”探源

在历史剧《自由魂》中,夏衍打破了“失事”与“求似”之间的均衡,造成秋瑾形象的“失真”。专业批评意见不断质疑秋瑾造像的真实性,挑战夏衍的“真实”标准。夏衍接受并践行了菊池宽的“实在性格”理论,通过鲜明的无产阶级观念、国族意识与牺牲意志来凸显秋瑾的雄性气概,使秋瑾戴上了“革命新女性”的面具,同时也消泯了她作为女性的真实生命体验。夏衍从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一书获取了“新女性”的模板,将斯巴达女性与左联烈士冯铿作为秋瑾“本来面目”的现实参照,但经过“律法”的剪裁与重塑后,斯巴达女性、冯铿与秋瑾都丧失了“另一副面孔”。“失事”与“求似”之间的失衡,造成了历史人物叙事的内在困境。

阮玲玉自杀事件的诉讼视角、媒体钩沉及“新女性”形象建构

阮玲玉自杀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坛的大事件,关于其死因的探讨及引发的社会舆论长期存于中国影人的批评研究中,并呈现出多元融合的趋势。阮玲玉与张达民、唐季珊的情感纠葛及其所引起的报刊舆论风波,反映了女性个体名誉遭遇污名化的尴尬,揭示出女明星这一群体的命运浮沉与社会思潮、大众文化、市井心理等之间的深层关联。社会各界通过阮玲玉自杀事件而引发的对于女性意识、女性形象、女性职业等“新女性”建构问题的讨论,揭示出女性、媒介及各方权力之间的多重话语博弈,也是20世纪3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体现。

浅论当代“新女性”视角下的生活陶瓷

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女性的地位在不断地提高,特别是独立女性的崛起。面对当下女性话题的不断探讨,女性开始对于自身有了更多元化的审视。在对于“本我”的不断寻找与突破中也让我们在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家庭等各种环境因素下开始重新审视新时代下“新女性”的视角变化。生活陶瓷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它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回顾近几年的陶瓷市场我们不难发现生活类陶瓷的销量相对较好,而其中的“消费主力军”恰恰却是女性。女性在父权制度的影响下长期依附于男性生存。但如今的女性身份转换、职业选择以及经济独立等方面的改变都对当下的生活陶瓷有了新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新时代“新女性”的意识形态的突破则变的尤为重要。

初试啼声的“新女性”——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广播人研究

20世纪20年代广播媒介登陆中国后,在报刊领域难以施展拳脚的中国女性群体“后来者居上”,积极参与到广播事业之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受到了听众的喜爱和认可。本文分析了女性群体参与广播事业的早期历程、重要条件以及主要方式,指出时代变革为女性媒体人提供了登场机会,并重点关注了“新女性”群体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旨在为中国女性媒体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视觉修辞与《良友》画报“新女性”的形象构建

《良友》画报中的女性图像不仅从视觉上为读者塑造了关于“女性之美”的文本典范,还潜在传递着彼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新期待和新标准,呈现出对于女性教育、工作、健康和审美等多方面内容的关注与思考。具体而言,《良友》画报“新女性”图像的时代书写离不开符号互文与辞格装置的策略性使用。一方面,“语图互文”与“图图互文”两种互文实践构成了画报“新女性”修辞表征的第一层级;另一方面,视觉隐喻和视觉转喻等辞格装置的使用则搭建起了“新女性”表征的深层结构。

现代出版与“新女性”的诞生——基于“回忆性文本”的考察(1921—1949)

“新女性”是现代中国进程中的重要议题。新女性的媒介构建与现代出版紧密相连,形成围绕观念、政治、商业及文化的复杂话语空间,成为现代转型中国的一个镜像。本文基于回忆性文本对这一过程进行考察,认为对于新女性的想象、塑造及话语引导,呈现出从他者想象到自我建构的鲜明特征。新女性形象的主题从“新贤妻良母”、有“自立之心”的新女性,朝着“女国民”与“女同志”不断演进。现代知识群体在基于现代出版进行新女性形象的构建过程中,以内容译介形成女性形象的“东西对照”,基于对公共议题的主动介入,以及对相关议题的论战及出版过程中对编读交流的强化,有效推动了公众对新女性的深度思考,增强了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同。

“新女性”:从《妇女生活》看中国近代妇女解放

20世纪前叶,中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碰撞、新思想与旧思想更替的重要时代,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妇女生活》积极鼓励女性接受教育,反对“新贤妻良母”;倡导解放妇女“天职”,宣扬男女平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妇女生活》将抗日救亡和妇女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动员妇女参与抗日救亡,通过多种举措,有力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

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

新女性的先锋性在晚清小说中以一种被扭曲的状态呈现,清末小说中指称的新女性,多数含有贬义,内含的评价是一种道德批判,并有着明显的男性视角特征。但这些"新女性"是近代最早争取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女性。虽然她们的行动未必适当合度,但却用肉身冲击着陈腐的礼教,为女性走向个人解放做了最初的尝试。此后鸳蝴小说是以对"新女性"的否定,重拾旧女德,开始新一轮的言情。而五四文学又通过对鸳蝴小说的清算,去除了清末"新女性"的狭邪和颓废气息,重塑进步的知识女性的理想形象,重新为新女性正名,从而树立起更为成熟的现代女性形象。

早期现代主义思想的演示:论华顿小说中多元“新女性”形象的建构

伊迪丝·华顿是美国文学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折时期一位重要女性作家,同时也是早期现代主义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她因生动塑造了一群与"老纽约"社会格格不入的女性人物而享誉美国文坛。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华顿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及其多元性特征,并借此揭示她早期现代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变化。

“新女性”的背后——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嘉莉妹妹》

在美国文学史上,嘉莉妹妹一直是颇具争议的人物形象。作者对嘉莉的“堕落”采取了“暧昧”甚至是矛盾的立场,当代评论界也从最初的极端扼杀转变成后来的毁誉参半的态度,随后则有人认为嘉莉妹妹代表了美国社会中的“新女性”。文章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并结合西蒙·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尝试重新解读嘉莉妹妹的“新女性”形象,指出该小说没有超越文化的社会根源,嘉莉始终是以“第二性”的身份存在于文本中的。同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德莱塞女性观的内在矛盾性做出了解释。

张扬自我的“新女性”——从文化视角看《浮生六记》中的陈芸形象

《浮生六记》中的陈芸以其内蕴的丰富性和特异性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女性”形象。陈芸形象的出现是以江南才女辈出的人文环境、乾嘉时期兴旺的女学和性灵文化作为文化背景的。陈芸形象透视出的文化内蕴是中国封建社会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和张扬,在潜意识中试图超越现实关系的束缚,追求舒展人性的自由空间的意向。

试析中国“新女性”作家对杜拉斯的接受

中国"新女性"作家从各个方面模仿和接受了杜拉斯。文章主要从中国"新女性"作家身体叙事与自传性写作上分析她们与杜拉斯的一致性,认为这种类似的创作方式既有对杜拉斯的接受,也是女性创作的一种特有方式。

乔·马奇:妥协于传统的另一种“新女性”——《小妇人》的女性主义新解

《小妇人》记录了美国内战期间,一个普通家庭里四个女孩在母亲教导下长大成人的故事。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马奇家四个女儿的成长经历,说明最初想成为独立女作家的二女儿乔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理想,而只能成长为妥协于传统和独立两种角色之间的另一种"新女性"。

西方近代剧输入与日本“新女性”的成长

演剧是重要的文学表现形式,是一种融视觉与听觉为一体的艺术。它以文学作品为蓝本,运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在舞台上针砭时弊、诠释人生,往往给人以启迪。西方近代剧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艺术化运动,它从一开始就格外关注女性、女性问题、女性命运,推动了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20世纪初,西方近代剧走进日本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进一步促进了"新女性"的成长。

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形象论析

在张爱玲的笔下,生活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生活在大都市,受过一些教育,有一些见识与智慧,不少人还有独立的职业,因此,被称为"新女性"。但她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与时代同步,追求物质享受,成为"女结婚员"依旧是她们追求的目标。然而她们的结局却是或死或伤,或沦为情妇,或变成高级妓女,或成为"活寡妇",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桎梏,从而陷入生命的荒原。

觉醒:民国“新女性”婚姻家庭观之嬗变——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城市女性的调查展开

伴随着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女子逐渐觉醒,到民国时期已取得一定成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女性”即是这一成果的受益者。她们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局限。

解放的革命性想象:“工农新女性”宣传画的发生学考察——以《红色中华》与《妇女杂志》的比较为中心

作为一类崭新的女性形象,出现于苏区瑞金的"工农女性图"与都市上海的"现代仕女图"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出现了男性美审美趋向,体现走出男性中心主义的努力;而后者的文化性别仍具传统女性美学趣味。总体而言,"工农女性图"图式体系的修辞特征、叙事效用以及新女性原型具有重要的类型价值,但这种原型对人的"图像化"规训,同时也会造成概念化图像与具体化生活的矛盾,使女性重又陷入革命中心主义的怪圈。

从“新女性”到“封面女郎”——由女性期刊封面看现代性话语之嬗变

女性期刊封面作为一种有效传播媒介,选择并塑造了不同女性形象作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理想女性"。具体而言,分别是启蒙叙事阶段的"新女性"形象、革命叙事阶段的"女劳模"形象和消费叙事阶段的"封面女郎"形象。各个时期"理想女性"之间迥然异趣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既表征着社会职业和民众心理演进的规律,也清晰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