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融合:从媒介帝国主义到“新媒介帝国主义”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新冠疫情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文化环境、社会结构和世界格局都在悄然发生改变,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圈层之间的交流越发频繁和激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去认识不同文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同时在顺应时代趋势、争取话语领导权的基础上共建"世界文化",成为当前学界的重要研究话题。媒介帝国主义作为国际传播中一种重要的批判性解释范式,对认识全球传播实践、分析西方霸权主义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研究范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研究导向,有很多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展开深入分析,大体经历了从媒体强大效果论到有限效果论的转向、从文明冲突论到文化交融论的转向和从文化殖民论到媒介民主化的转向。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多次被学界重提和反复讨论,本质在于它是促进我们认识复杂的全球文化大流动活动的一种有力手段。基于对媒介帝国主义历史研究的溯源,对其研究范式的演变历程进行归纳总结,总体看来经过了帝国主义范式、全球化范式和多元化范式的演变。通过对媒介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研究转向进行梳理,同时结合时下全球媒介发展实践,发现媒介帝国主义在向"新媒介帝国主义"演化,所倡导的"核心-边缘"模式已经转变成为分散、多元和浮动的"全球联动-区域主导"的多级市场模式。新媒介帝国主义这种范式摒弃了"核心-边缘"的主导范式和帝国范式,本质上强调参与式范式,尤其关注不同主体在技术、资本和市场作用下产生的共建活动。新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范式可以被用来研究由跨国公司和技术巨头而非主权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文化扩张活动。这一视角可以帮助分析数字化时代的全球媒介资本和技术巨头在文化交流、媒介扩张等活动中的行动逻辑,以更好地去理解其时代特征和影响作用。相比于媒介帝国主义,可以发现新媒介帝国主义活动中的行为主体、行动方式和行为目标都发生了改变。新媒介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以市场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为导向、以跨国集团而非国家机器为主体的常态化存在。研究发现其主要有以下三点新特征:媒介所有权高度集中化,平台型媒介快速发展;信息殖民主义活动隐形化,新技术加速帝国主义形态转换;媒介环境市场化,资本利益最大化原则助推全球扩张。要应对新媒介帝国主义的发展态势,发展中国家在未来需要不断提升在新媒介技术研发、通信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等活动中的参与感和话语权,以对抗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台寡头的技术垄断、政治控制、文化入侵和资本剥削。

国家形象传播博弈的多维透析及应对

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本身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内容的综合课题,而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则更需要置于多重视域下进行分析,以深刻理解其复杂性和挑战性。从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作用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在凝聚国民力量、展示民族文化、捍卫国家利益三个层面阐释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意义所在。在此前提下,客观分析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多重挑战,在传播技术层面上,媒介技术的迅速变革制造出管理真空,要防止“资本+技术”的力量脱缰。在传播层次上,我国对深层次文明的传播突破面临瓶颈,封锁和压制以更隐蔽的手段出现。在传播范式上,国际传播霸权以新的范式呈现,新媒介帝国主义为后殖民统治提供了更隐秘的形式。面对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博弈新动态,必须走媒介创新之路,制定适配新兴媒介的配套措施,同时构筑多主体、立体式的大传播格局,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改善我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