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新子学”如何可能(下)——“新子学”的定位及其与文化运动的比较

从学理上讲,遵循中国传统哲学“更新再始”之思维逻辑所提出的“新子学”,应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呼应时代精神的思想目标,这构成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类似唐代古文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化运动的类本质,同时成为“新子学”何以可能的普遍必然性之所在。考察唐代古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所以兴起的直接原因都是“世之弊”,但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思想目标则都是对“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自觉和追寻,都是顺应其时代精神的呼唤而出现。故此,“新子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当定位在孔子所论“富之”“教之”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朝着构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論“新子學”的“新子”之學——兼論嚴復作爲近代新子的“開山”地位

方勇先生提出並闡發“新子學”概念,强調“新子學”即“新”的“諸子學”,同時包含“新諸子”之“學”。清末西學東漸,子學復興,是爲“近代子學”,可稱“新子學”,亦包括“新子”之學。現代也有“新子”之學。“新子”之學是“新子學”的“題中之義”,包括“新子”學術思想本身和對“新子”學術思想的研究。應特别重視在中國學術思想史“長時段”中認識“新子”之學的價值。嚴復思想中具體體現了“新子”與“舊子”的融合,他以獨具特色的話語體系和思想體系開創“嚴譯時代”,以西學理念重構傳統學術,開一代風氣,具有前瞻性,是“預流”的學術。嚴復不愧爲近代新子的“開山”,在許多學科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又會通衆學,超越具體學科,建構了中西合璧的新的思想體系,具有“範式”意義。

论“子学精神”及其对“新子学”的启示意义

“子学精神”除叛逆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担当精神、和谐精神、自省精神、自律精神、宽容精神等,还可进一步概括为独立精神、乐观精神、执着精神、理性精神、仁爱精神、平等精神、经世济民精神、弘道殉道精神、超越精神等。“子学精神”是中国创造,为传统学术灵魂,历久而弥新。“子学精神”对“新子学”极具启示意义,“新子学”的学术使命就是提炼、阐发、传承、弘扬“子学精神”,适应新时代需要,响应时代新问题,复兴传统文化,建设理想社会。自主创新,不断超越,建构新的学术范式,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成一家之言”,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作新的探索,返本开新,继往开来。

四论、五论“新子学”的再探讨——兼论“《子藏》学”对于《汉》《隋》二志的超越

方勇先生在四论、五论“新子学”中,均提出变革《汉志》“尊经卑子”思想的主张。沿着方勇先生的思路向上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刘歆、班固等人所阐发的“尊经卑子”理念,其理论支撑是《汉志》《七略》所构建的“诸子出于王官”之学的思想脉络,其后《隋志》进一步将各派诸子与《周礼》中的职官一一对应,试图将诸子之学纳入“六经”体系。但若将诸子思想与《周礼》中各职官、职文仔细进行比对,则能发现《周礼》产生于各家诸子思想成熟之后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不存在诸子借鉴《周礼》思想而成己派之说的可能,这显示出《汉》《隋》两志在处理“诸子”源流问题上单一、粗简的缺点。在此种情况下,方勇先生所提倡的“《子藏》学”则较好地填补了《汉》《隋》两志在诸子学领域内的缺失之处,其对诸子的分类、评析与等而视之的研究理念,超越以往疏解诸子思想的常规路径,并俨然成为当今子学研究系统中的显学。

“新子學”視域中的“老孔”“孔老”觀念及其學術意識辨析

春秋以後,中華思想學術文化一直在“經”“子”變革與競争中發展。老子、孔子都參與其中,且影響深遠。老子的學術實踐打破了“經學”生態與模式,可謂諸子之宗。他在學術生産方式與思想内容上,都開創了中華思想學術文化的新格局、新境界,也始終是後者進一步發展的中堅力量。老學也具有世界性與未來性,可有效參與今天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新世界的築造。孔子則受“經學”意識影響較深,子學自覺與實踐皆不徹底。這些也導致後世孔學對“經學”因襲有餘,常被其異化,在一些歷史時期對中華文化的多元發展産生了負面影響。且孔學受制於自身小農經濟文化基因影響,在許多方面難以與今天的新世界形成有效對話。兩相比較,“老孔”觀念皆優於“孔老”觀念。

從“諸子哲學”到“新子學”的學術傳承與拓進——論胡適、魏際昌、方勇的“諸子學”一脉承續與發展

“諸子學”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根本與源頭。而且有史以來,諸子之“學”,作爲我們中華民族對於傳統文化的傳承、研究與發展之學,又有着同諸子時代一樣繁榮的百家争鳴的成果和局面。胡適及其弟子魏際昌以及魏際昌弟子方勇等,可以説是非常獨特的一條支脉。這一支脉首先由胡適從其“整理國故”思想主導下的“諸子哲學”開啓,到其弟子魏際昌在中國當代語境系統下作了深入的諸子解讀和學理闡發,尤其是到21世紀,胡氏之第三代傳人魏際昌弟子方勇提出“新子學”,使得整個諸子學得到了里程碑式的升華。於此形成非常清晰的一條文脉,而且又呈現出三代賡升的發展走勢。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新子学”如何可能(上)

从学理上讲,遵循中国传统哲学“更新再始”之思维逻辑所提出的“新子学”,应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呼应时代精神的思想目标,这构成了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类似唐代古文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化运动的类本质,同时成为“新子学”何以可能的普遍必然性之所在。唐代古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兴起的直接原因都是“世之弊”,但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思想目标则都是对“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自觉和追寻,都是顺应其时代精神的呼唤而出现。故此,“新子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当定位在孔子所论“富之”“教之”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朝着构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六論“新子學”

自《四論“新子學”》開始,“新子學”的探討便着重於《漢書·藝文志》中經子關係等問題,以期恢復子學在先秦時的渾融整體之態,同時希望辨析儒家與經學的關係,重現先秦時期各家平等並存的原初面貌。爲達成這一目的,“新子學”將再從孔老關係問題延伸到儒道互補,希望通過整體地觀照諸子學發展史及中國文化發展史來表述自己的訴求,認爲唯有平置“孔老”而非先“孔”後“老”,諸子學才能展現出自身真正的内在脉絡.

新子學與新道家:章太炎哲學之典範意義及思想遺産

以《齊物論釋》爲代表的章太炎之學通過解釋經典的方式建構一個縝密而周延的哲學體系,解經只是形式,建構哲學體系才是鵠的,章太炎諸子學是治諸子學以觀照時代從而返本開新的典範。截斷衆流,涵蓋乾坤,以阿賴耶識爲基礎,以齊物哲學爲會歸,章太炎系統地構建起他的認識論、人生生存論、政治哲學、倫理學、文明論、價值論、道德哲學等哲學理論。無論從哲學的深刻性,還是從周延性和系統性來説,他都是一個世界性的哲學家。晚近以來,在古今中西交匯中,中國傳統學術面臨着貞下起元、一陽來復的思想使命,《齊物論釋》以莊學與佛學爲立論根基,與西方學術思想進行深度對話,回應一整套西方啓蒙叙事話語,章太炎可謂是近代新道家、新子學的集大成者。治學精神上,章太炎哲學滲透着自覺的理性精神和去魅意識;治學内容上,章太炎觀照着人類從本以來的究竟問題,如生死、自由、平等、正義;學術倫理上,章太炎哲學始終透顯着一種上學而下達的平民意識,“以百姓心爲心”多次出現在論著中絶非偶然。在當下這個所謂“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李澤厚語)的時代,百年前章太炎的哲學遺產尤爲可貴。

“新子學”視閾下的“孔老關係”——對孔老“典故”的叙事學還原:作爲“新子學”方法論的“典故學”實踐

2022年12月24日,方勇先生在《六論“新子學”》中提出“平置‘孔老’”之訴求。事實上,先秦文獻中的“孔學老”叙事,在儒道思想的交融過程中始終發揮着文明型構的典故性功能。然而,由於政治叙事的需要和儒家道統的確立,經學化的儒家人爲地顛倒了老子與孔子的先後秩序,以便實現儒家的獨尊和“道統”的權威,導致後世學者無意識地接受了孔子優先於老子的叙事,進而使得“孔老”之稱逐漸成爲儒者心中不容置疑的學術典故,而老子與道家也被儒家吸收爲“道統”的有機構成。因此,在“新子學”的視閾中,無論是强調“孔學老”還是“孔先老”,都是試圖以某種觀念上的叙事,取代思想史的真相,只有從根本上完成對孔子及儒家學説的“去聖”化,進而放下對老子及百家思想的成見,才能使各家學者以平等、開放的現代性姿態,重啓百家争鳴式的儒、道對話,進而促進中華文明的真正復興與現代轉型。

“新子學”的中國文化重構與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互鑒

“新子學”旨在對中國學術文化進行重構,其核心路徑是子學精神。子學精神的内核是人文、創造、多元,這與中國藝術史的發展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藝術精神相契合。從中國早期藝術史發展歷程看,子學精神與藝術史中的人文共鳴傳承,使得人文創造成爲那個時代的一種審美情懷,出現了藝術上人的主題的湧現,和造型設計上對人需求的回應,也奠定了早期中國藝術中審美的人本主義。同時“新子學”主張的多元創造也是中國藝術史發展的基石與源動力。雖然在幾千年文明傳承中子學精神因受經學思維遮蔽時隱時現,但在藝術史發展脉絡中它一直作爲一股很有生命力的力量傳承推動着整個藝術史的發展走向。“新子學”目前也呈現出多層次、多向度發展的趨勢,其中哲學化、政治探索、數字人文爲近年來的熱議點,相關動向值得注意與反思。

“新子學”視域下先秦諸子共同問題意識探賾——以慎到學派劃定問題爲考察對象

“新子學”倡導學派之間平等對話、相互争鳴、不尚一統而貴多元共生。認爲應該從先秦諸子自身出發挖掘其對“治”的探尋即共同問題意識之所在。在這種觀照下,“新子學”將諸子以一種平等和一視同仁的眼光看待,没有所謂“經尊子卑”的人爲主觀價值立場。以“新子學”觀照慎到學派屬性劃定問題,有利於打破《論六家要指》和《漢書·藝文志》所强化的人爲主觀界定對不同學派思想特徵之差異性的理解和認知。從國家治理的視角重新解讀慎到思想中所存在的對諸子共同問題意識的探尋,體現了“新子學”所提倡的整體性、開放性與包容性的學術理念和價值追求。

“新子学”与“新子学主义”:由学术体系到实践方向

"新子学"自提出开始,便以对中国文明"主体性"与"多元性"的坚持,作为自身最核心的价值诉求。一般来看,由于"主体性"与"多元性"在立场上的背反,二者很难同时兼容在同一理论框架之下。然而"新子学"所坚持的这两项原则在特定的情况下,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还对现实问题具备有效的回应能力。所谓特定情况下的合理性,源自于"新子学"在对先秦诸子思想与学术进行整体性研究时,对诸子时代与前诸子时代的中国文明基本形态作出的判定,以及对这一文明形态不间断传续至今的肯定,而强有力的回应效力更是来自于,前者在考古器物层面上确切可证性,以及对当下时代的根本特质具有的超越。因此,"新子学"不仅是一种通过论证而得出的学术理论系统,更形成了对当下各种社会思潮的超越,并由此确立了"新子学主义"的实践方向。

中国文化“根性”与“新子学”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原生态"文化。但百余年来,中国文化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批判甚至颠覆中国文化成为主流;给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贴上了"劣根性"的标签,原因包括西方学者批判甚至污蔑中国文化、西方传教士推波助澜、日本学者指鹿为马、新派学人信以为真等几个方面。其实,所谓中国"国民劣根性"全是子虚乌有。有关中国文化的"根性"、中国文化的特征,研究者也是众说纷纭;"新子学"应条分缕析,坚持整体性原则,坚持以正面评述为主的原则,坚持以中国逻辑思考中国问题,坚持开放的文化观,把中国文化"根性"说清楚,以更好地解释中国问题。中国文化崇尚人本主义,"新子学"在当下也应以人为本,经世致用,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子学"。

“新子学”之我见

"子学"之"子"既是"诸子百家"之"子",则"新子学"之"子"便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即是"新子学"。"新子学"乃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它并不完全与"西学"相对应。由于古代的"国学"属于"官学"的范围,因此"新子学"只能成为"新国学"的主体。

探索前期中国的精神和观念——“新子学”刍议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新子学”与跨学科、多学科学术研究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跨界会通——论“新子学”的创新途径

方勇先生于2012年起倡导"新子学",强调"诸子会通"。会通即融会贯通,又称融通、汇通等,通行的"专科之学"往往局限于学科内,就子学论子学,难免片面,跨界会通乃"新子学"一大创新途径。"新子学"研究应跨越学科疆界,交叉、融合,互动认知,注重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似性、相通性。跨越时代疆界,古今贯通,"通古今之变",应有当下关怀,存旧统,更开新域。跨越不同学术路径,会通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子部与经、史、集部贯通。跨界会通,要求学者会通众学,通大义,识大体,作"大判断",得其全,成其大,走返本开新之路,弥合学术分裂。跨界研究,目的不在于"跨界"本身,而是会通创新,追求整体之学、大体之学,"成一家之言"。

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

"新子学"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它在维护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前提下,整合贯通不同学科,消除各学科的相对局限性,并以此在忠实于"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新的整理和阐释。"新子学"的工作构架应该是由文本基础、学科协同、团队组建、人员分工、成果发布、质量判定等模块组成,是一个具有良性生命活力的动态系统。它的内容架构应该是以儒、道、佛三家的全部文献的汇总、整理为主要部分,同时整合其他子部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其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关于“新子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新子学"是发掘于"诸子学现象"又全面超越诸子学的全新事物。它是一种基于多元、开放、发展世界以面对他者而实现自我否定式发展为基本理念的新哲学。"新子学"也是重新梳理"子学"、"经学",以改造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基本结构、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学术文化工程;它是治疗当下学术文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错综合症"的良方,尚有广阔的开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