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

19世纪90年代初期,朱一新和康有为这两位日后对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之间有过交往和争论。朱一新对康有为“伪经”、“改制”诸说的批驳,是“翼教派”对康梁维新派发难的起点。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朱一新与康有为之间围绕《新学伪经考》往来论驳的信件为基础,结合《无邪堂答问》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

朱一新与康有为关于《新学伪经考》的辩论一直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直接关系此次论学始末详情的若干史实,如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仍有必要再作细致考察。朱、康有关《新学伪经考》的辩论起自1890年秋末冬初,迄于1891年夏末秋初,《新学伪经考》始终是这场学术辩论的中心话题。康有为两通佚札的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察,不仅能够纠补已有研究的诸多讹失,更有助于重建朱、康辩论《新学伪经考》的基本经过。

以董生正宋儒：朱一新品析《新学伪经考》旨趣

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树立今文排弃古文,引起较长时段内的连续反响。其中,朱一新之品评,始于该书刊刻之前,是考察相关问题之起点。今人多从今古、汉宋、中西、新旧等两分立场研判朱一新,不仅不得其意,也同时将康、朱二氏学问看小。朱一新之品析,立足于康有为立说之逻辑,抉发康氏"以己意治经"之运思:通过组织刘歆遍伪群经之证据,锻炼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同条共贯之说,以此构筑以《公羊》义统辖群经之论,便于将汉儒《公羊》学极具当时苦心之素王改制义(只可还于汉儒)发挥为群经之"微言大义"。不仅显现康氏驾越宋儒《四书》义之野心,"以董生正宋儒",更有创新义理之隐微,甚至略有突破君臣之分的嫌疑。此为此番"争议"之本事及立意,亦可借此参观康有为立说之旨趣。

《新学伪经考》古籍辨伪平议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讨论古文经真伪的辨伪学的专著。但《新学伪经考》中的辨伪并非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是思想家手中论证自己先验思想正确性的工具和打击论敌的武器。这样的辨伪事实上背离了辨伪学应然性要求,步入了歧途。其文与学术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有损于学术品德之客观与诚信。既有伤于学术,无益于思想建设,政治亦不享其利。康有为在历史上自有其地位,然不在其《新学伪经考》。

《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的比较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本廖平《辟刘篇》而成。但《辟刘篇》原本无存,其内容存于《古学考》。《古学考》存在行文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只要合于《辟刘篇》的基本思想都可用于二者的比较。通过比较可以肯定,康有为否定古文经学的主要观点都源于廖平,但二者也存在诸多不同。就经学素养而论,廖书高于康书,但就思想本质、时代意义说,康书是廖书无法比拟的。

评康有为考辨新学伪经的“采西汉之说”

《新学伪经考》的所谓考辨"伪经",是以"西汉之说"为判定标准的。但是,从史学的立场分析,康有为的以纬书出于西汉之前,归为西汉之学,并将《史记》中与其结论不合的史料说成是刘歆的作伪,都是难以成立的,而且康有为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所以,康有为并没有真正的做到以西汉之说为标准。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及其学术价值

山东大学图书馆藏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此本保存了顾颉刚的大量圈点和两段题记,另外还有顾颉刚过录崔适对《新学伪经考》的评点7处,以及容肇祖关于《新学伪经考》校记两条。此书自顾颉刚1915年购入,直至抗战期间散出,伴随着顾颉刚走过了疑古辨伪的黄金时期。因此,对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作全面细致的考查,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康有为对顾颉刚古史辨伪的影响,凸显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的重要文献价值和学术史价值。

求真与致用：《新学伪经考》的重新审视

康有为继承今文学家的微言大义,为维新变法张目,乃成《新学伪经考》。该著于清代今文经学勃发之际,迎合了西潮激荡之下的学术潮流,是康氏政、学活动的成果。康氏并未在求真与致用之间做到完美的融合,其夸大其词,以文胜质,引发后世的诟病,甚至背负剽窃的污名。但吊诡的是,其致用的效果导致了新史学的兴起,求真的方法触动了古史辨的萌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得失告诉我们:求真与致用是学术研究之两端,求真的目的是为了致用,否则学术会沦为迂腐;而致用的原则是坚守历史的真相,反之会丧失科学的真谛。

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新学伪经考》

在清一代，学术风气以考证学最为兴盛，目录学也属于显著地位。她们作为姐妹学科，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康有为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和经今文学的集大成者，其所著《新学伪经考》一书，从目录学角度来看这是运用考证学的方法所完成的辨伪目录专著，其主要贡献便是它能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当代最大的政治课题服务。

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

本文通过对有关重要文献的重新解读和部分散见材料的辑订排比，力图从文本语境、时代学风、朝局政争、人事纠纷等的结合、关联中，更加全面如实地重新估量《新学伪经考》在戊戌时期的影响；并通过对与之有关的几个典型案例的补充说明，就戊戌时期的所谓“学术之争”的复杂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安维峻首请毁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补正

安维峻，字晓峰、小峰，晚号粲阿道人，甘肃秦安人，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十七日，卒于民国14年（1925年）阴历十月初十日。初以拔贡朝考，用为七品京官。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福建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在安维峻的一生中有两篇奏折影响极大：其一，

《新学伪经考》的论说逻辑与多歧反响

戊戌前士林与官场人士对《新学伪经考》的认识与反应,大体经历了梁启超所谓从学术而入政治的过程。此由《新学伪经考》具备的双层特质所决定。时人对《新学伪经考》的反应,显现学术与政治一而二、二而一交织成一体的历史。大体来说,单纯读《新学伪经考》文本者,多从学问的角度判其"考据"之得失,或称其可成一家言,或讥其纯任主观、武断。与康氏接触较深者,则多从其口说、书信中,透知《新学伪经考》深意,根据其学说背后屡经"口说"推阐的政治寓意与现实指向,对康氏政学理念取同情或反对的态度。内中牵动当时官场与士林对君权与民权关系的思考。

《新学伪经考》1894年遭禁原因探析

细看2015年高考新课标全国卷Ⅱ第29题，笔者认为导致《新学伪经考》很陕遭到禁毁的原因值得商榷。试题呈现如下：

首请毁禁《新学伪经考》者非安维峻

最近出版的汤志钧同志的《戊戌变法史》中提到“最初提出毁禁《新学伪经考》的是安维峻”。书中引用奏片的大部,说明安维峻以纲常名教为己任,视“六经如日月经天”,称清王朝“重道尊经”,斥康有为“力翻成案”,是“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例如: “1891年在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影响之下,(康有为)著成《新学伪经考》一书”。(赵靖:《康有为的经济思想》,1962年《北京经济研究》第5期)

《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新探

《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事件,但学界迄未明悉其始末详情。通过钩稽原始史料,特别是发掘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中的信息,可以探知此案一些真相。安维峻自称甲午“具折严参”康有为,实属事后有意夸饰。广东当局奉旨办理此案,在李滋然提议“免予销毁”后,又紧急组织第二次查案,几乎办成文字狱。两广总督李瀚章最终以“谕令自行销毁”覆奏结案,实受多种因素影响,不能将此案化解归功于一人。

“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析

“(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引自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具体典章与改制精神——论康有为“今古学”说之立意

康有为对“今古学”理论的理解与应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其思想关怀的转变而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内涵。写作《教学通义》时期的康有为并未转向今文学派,他虽说接受了廖平“一变”时期的“今古学”观念,但因其将“今古学”视作两种礼制体系,故仅将“今古学”作为可以参考的历史材料。至“二变”时期,廖平宣扬今文学的改制大义,方才令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将“今古学”提升为至关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廖平旨在存真,康有为旨在去伪;廖平意求孔子所改具体制度,康有为意求经典背后的改制精神,实截然对立。至于后期,康有为更将“今古学”理解为极为泛化的思想正统性问题,虽借“今文学”之名,实已不切实关注任何具体的今文经文本。

梁启超与今文经学

梁启超与今文经学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众所周知，康有为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正是在公羊“三世说”的名义下，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作为康有为的高足与得力助手，梁启超在戊戌时期及其后，对今文经学持何态度，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