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由奠基、开创到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断孕育、生成和发展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即“新中国学”。“新中国学”特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学,由此也推动中国学从“他塑”转向“自塑”,重心从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转向探讨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中国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学科,是关于新中国的“百科全书”;作为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向世界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快构建“新中国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引领世界中国学发展,是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要求,也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为此,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本组专题讨论,重点以《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为题作多方面探讨,以期引领和推动“新中国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明末至晚清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对西学的认知及差异

明末至晚清,受时代变迁和学术变化的影响,出现了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两种书目对西书均有著录,并通过提要等方式评判西书,尤其重视对科技类、宗教类和史地类西书的讨论,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对科技类西书都较为赞赏,但传统书目多注重其实用性,新学书目更注重其科学性;对宗教类西书的评述都有否定之词,但传统书目多措辞激烈,新学书目则更为理性。和传统书目相比,新学书目更加重视史地、政法类西书的著录,其评语多涉及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一种世界眼光。传统书目作为专制文化与学术体系下的产物,多在实用价值层面上肯定西书,新学书目则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贯穿于西书评述之中,有着不同于传统书目的时代价值。

从经世到新学:近代学术转型中的晚清掌故学

晚清时期,随着经世学风的盛行和分科治学的兴起,掌故学由以杂史为主的史学旁支,演化为记录制度、人事兼及行政、社会经济知识的独立学科,受到龚自珍、曾国藩、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视。作为新学的一部分,晚清的掌故学逐渐从史学之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成为了承载经世实学的一个特殊的学术门类,并进而为维新派所用,以对接古今学术,培养会通古今中西的行政人才。实用掌故学在维新变法时期到清末新政初期一度跻身正式的教学分科,出现在全国书院斋课和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的课程中,但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而很快消失。实用掌故学是晚清学人继承道咸经世学术的一种重要形式,沟通了不同代际和群体的“新学”,促进了新知识、新学科的形成。

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的建立与完善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它将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新时代是千年制度头一百年全面定型的最终完备阶段。在此论断下,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面创制”与“典章制度自觉”的文明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稳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拉锯、反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拉锯、反复与稳固。中华文明及其大一统的连续性,根本上依靠治统、道统、学统这三统之间的稳固一体“。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新时代是千年制度头一百年全面定型的最终完备阶段”,新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同样根本在于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能否成功有效的建立。进而讨论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的建立:党的全面领导的“新治统”的建立与完善,党的政治文化的“新道统”的建立与完善,大国治理背后的文明大国知识体系的“新学统”的建立与完善。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的新制度是对中国文明“可大可久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

史料是构建新中国史研究“三大体系”的基础。然而,新中国史史料学建设的严重滞后已然成为制约相关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科体系建设也明显滞后于研究实践的发展。迄今,有关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研究仍较多聚焦于相关史料的整理、分类、解读以及对个别史料的辨别考证等,更多的还是属于史料研究而非史料学研究。近几年,有学者已开始具体探讨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

新亚洲学论纲:文明型亚洲研究的构建

长期以来,以美欧为代表的亚洲研究范式,存在“西方中心主义”视野偏狭与“方法论民族主义”路径偏执,欠缺文明层面的动态分析与宏观比较,由此,笔者提出了新亚洲学的研究范式,即文明型亚洲研究。文明型亚洲研究突破并有机糅合现有的亚洲研究路径,以文明互动互鉴为整体性视角,结合关系主义理论思维,将文明共生作为核心价值关切,聚焦描摹亚洲多样文明的历史及现实关联与互动过程、提炼总结亚洲区域文明交流互鉴的经验教训。文明型亚洲研究对于亚洲地缘政治和我国及全球的亚洲研究具有战略价值,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发展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在当前,中国的亚洲研究处于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中的边缘地位,存在对美西方研究路径和范式的依赖,中国支持文明型亚洲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机制与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善。中国的新亚洲学建构,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亚洲区域价值认同与身份认同,以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亚洲作为方法”的研究范式议程设计,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全媒体”逻辑为参照,打造融通古今中外、突破学科壁垒、贯通学界与业界、联动战略咨政与社会科普的四维学科体系。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新子学”如何可能(下)——“新子学”的定位及其与文化运动的比较

从学理上讲,遵循中国传统哲学“更新再始”之思维逻辑所提出的“新子学”,应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呼应时代精神的思想目标,这构成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类似唐代古文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化运动的类本质,同时成为“新子学”何以可能的普遍必然性之所在。考察唐代古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所以兴起的直接原因都是“世之弊”,但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思想目标则都是对“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自觉和追寻,都是顺应其时代精神的呼唤而出现。故此,“新子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当定位在孔子所论“富之”“教之”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朝着构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从“新病证结合”讨论中西医结合之路

从经典病证结合诊疗中发展起来的“新病证结合”诊疗思路和实践,是中西结合的研究方向之一。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观、矛盾观及否定观看,“新病证结合”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新病证结合”及中西医结合都需要认识到结合的条件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临床研究和实践的实际出发,践行扬弃,既保留又克服,运用创新方法论指导实践,推动中西医临床及科研工作的进步。

清末科举改制中的州县校士馆与新学课艺

甲午战后,朝野议变科举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省及州县层面,清廷诏命酌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地为了安抚和安置因变书院而生计受困的老生员,留出部分书院暂改为“校士馆”。这类过渡性机构以“新学”课艺为考课形式,继续发放膏火养士。新学课艺这种知识表述形式在清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固定下来,影响及于民国初年及以后。随着科举改制的推进,清末书院、地方校士馆这类传统的国家知识统制空间也相应发生了近代转型,而转型后的书院、校士馆,又在新学课艺的推广和近代知识的普及与引渡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陈寅恪与近代“新宋学”之建立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20世纪30年代前后,各派学人群趋编纂宋史,陈寅恪对宋代学术推崇备至,倡导建立“新宋学”复兴民族文化。在历史语境中梳理陈寅恪的学术渊源与问题意识,结合“新发现”陈寅恪关于“李翱思想起源”的课程笔记,既可展现民国“宋学”与宋史研究的复杂旨趣,更能获悉陈寅恪贯通“史事”与“义理”的尝试,深入认识陈寅恪宋学与宋史观念的演化及其实践。以此为基础,揭示陈寅恪提倡建立“新宋学”的旨趣与机制,为时下超越分科与专题的学术研究方式提供有效参考。

论“子学精神”及其对“新子学”的启示意义

“子学精神”除叛逆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担当精神、和谐精神、自省精神、自律精神、宽容精神等,还可进一步概括为独立精神、乐观精神、执着精神、理性精神、仁爱精神、平等精神、经世济民精神、弘道殉道精神、超越精神等。“子学精神”是中国创造,为传统学术灵魂,历久而弥新。“子学精神”对“新子学”极具启示意义,“新子学”的学术使命就是提炼、阐发、传承、弘扬“子学精神”,适应新时代需要,响应时代新问题,复兴传统文化,建设理想社会。自主创新,不断超越,建构新的学术范式,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成一家之言”,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作新的探索,返本开新,继往开来。

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英语“旧教材”变“新学材”的路径探究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颁布后,新教材需要四年多的时间才能逐步替代现有教材,在这一过渡阶段,教师如何在新课标理念指导下用好现有教材亟需研究者关注。本文提出了将“旧教材”变“新学材”的基本路径:首先,要明确素养导向,树立单元整体教学观;其次,要深入研读语篇,重视主题意义探究,从多维视角读出语篇的“新意涵”;最后,要通过编制学历案,让学生有可用的学材,促进“教—学—评”一体化。

课堂变革:“新学导”课堂教学实施方略——以物理学科为例

“讲得多、问得碎、控得紧”是当前课堂变革的重要阻碍。“新学导”课堂力图通过“精讲适导、主问激思、少控多放”,实现教得越少、导得越精、学得越多。“新学导”课堂包含整体化规划、主问题设计、微项目推进、进阶式测评四个环节,真正实现了基于学生立场的“为学而导、在学中导、学导互促”的课堂教学变革。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侯官新学的精神内涵与特质初探

广义的侯官新学既指晚清新学在侯官这一特定区域中表现出的具体形态,更指侯官文化自身在19世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时代开启的新阶段。在林则徐、林觉民和严复等人身上,体现了侯官士人忧国救世、勇于牺牲和力倡革新的爱国兴邦之精神。从林则徐到严复,展现了侯官士人在继承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基础上的经世与科学之实用精神。此外,以林则徐、陈季同和严复等为代表的侯官翻译群体的翻译实践与马尾船政学堂的办学模式,都彰显出侯官士人的开放、创新的开拓精神。侯官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社会环境使侯官新学呈现出稳健、调适的中和特质,这一特质对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

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的赣东新族学(1934—1936)

20世纪30年代中叶,面对地方财政困顿而重振教育刻不容缓的局面,江西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张笃伦在赣东掀起族产兴学运动。与相对自主的旧族学相比,新族学深受国家意志的制约,面向社会办学和贯彻国民教育,借此为国民政府在原苏区的文化宣教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新族学沿袭传统宗族设教体制,看似简便易行且经济实用,实则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多数族校在具体实施中流于形式。在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检讨赣东新族学,可以发现族产兴学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度有限,现代国家力量冀望植入传统社会组织进而形塑地方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内聖外王:論宋代新學的幾個基本問題

關於宋代新學學派的研究,成果豐碩,但若干基本問題仍存争議。“新學”之名,既可指稱王安石的整體學術思想,也不妨作為以他為首的整個學術流派的代稱。新學在宋代的盛衰歷程,可劃分为五期。新學的學派屬性既非法家,也非道家,而是以儒为主,整合道、法、釋諸家學說。王安石是一位積極有为的功利主義儒者,新學則是一種以制度建構为主體的儒家事功之學。“内聖外王”是對新學特色的準確界定,但若用此詞來敘述宋代儒學的演變,將理學視為“内聖外王”的最高典範,則會遮蔽儒學内部的多樣性,得不償失。

“新子學”視域中的“老孔”“孔老”觀念及其學術意識辨析

春秋以後,中華思想學術文化一直在“經”“子”變革與競争中發展。老子、孔子都參與其中,且影響深遠。老子的學術實踐打破了“經學”生態與模式,可謂諸子之宗。他在學術生産方式與思想内容上,都開創了中華思想學術文化的新格局、新境界,也始終是後者進一步發展的中堅力量。老學也具有世界性與未來性,可有效參與今天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新世界的築造。孔子則受“經學”意識影響較深,子學自覺與實踐皆不徹底。這些也導致後世孔學對“經學”因襲有餘,常被其異化,在一些歷史時期對中華文化的多元發展産生了負面影響。且孔學受制於自身小農經濟文化基因影響,在許多方面難以與今天的新世界形成有效對話。兩相比較,“老孔”觀念皆優於“孔老”觀念。

六論“新子學”

自《四論“新子學”》開始,“新子學”的探討便着重於《漢書·藝文志》中經子關係等問題,以期恢復子學在先秦時的渾融整體之態,同時希望辨析儒家與經學的關係,重現先秦時期各家平等並存的原初面貌。爲達成這一目的,“新子學”將再從孔老關係問題延伸到儒道互補,希望通過整體地觀照諸子學發展史及中國文化發展史來表述自己的訴求,認爲唯有平置“孔老”而非先“孔”後“老”,諸子學才能展現出自身真正的内在脉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