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愿与《新安志》——兼评《〈新安志〉整理与研究》

《新安志》是徽州区域真正意义的第一部地方志书。《新安志》的编纂宗旨及内容与主纂罗愿丰富的政治主张和识见密不可分。全书具有博观约取、因事设例,详于名物、考证精洽等特点。《〈新安志〉整理与研究》一书的出版,具有承前其后的重要意义。

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与历史人物形象重塑——以罗愿《新安志》汪华记载为中心的考察

隋末唐初,徽州豪民汪华聚众起兵,带甲十万,保捍乡里,据有歙、宣、杭、睦等六州之地,归唐后封越国公。然而对于此人,不仅唐史无传,即便南宋以前官方史书也多以"贼"称之。南宋淳熙二年(1175),罗愿编修《新安志》对其形象加以重新塑造,并获成功,汪华的"英雄"形象逐渐被后世接受。进入宋代以后,徽州汪氏取得了科举考试上的巨大成功,他们或任职于中央,或掌权于地方,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他们利用中央的敕封政策不断提高汪华神的称号与地位,借以抬高自身。罗愿利用编修《新安志》之机,从各个方面为汪华正名并取得成功,与以汪氏为核心的徽州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密不可分。

《新安志》的史源考察

在现存的宋代方志中,徽州人罗愿编纂的《新安志》因其"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被认为是宋代方志的典范之作。《新安志》的史料来源主要包括诗文、计簿、正史国典、旧图经、地理书、杂家稗说、故老所传与金石之文等,其中计簿、正史国典与旧图经、地理书是基础史料,而诗文、故老所传、金石之文等则是辅助史料。罗愿在编纂过程中能够合理区分并善于使用各种文本,从而实现了"上下千载间,博采详摭,论正得失,皆有据依"。《新安志》继承了前代图经的传统,并确立了后世志书编纂的基本原则,是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新安志》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新安志》在区域文化史研究上有很高价值:一是勾画出明晰的新安地方行政沿革和地理形势,为认识宋代以前该域政情、地理的重要资料,具有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之价值;二是反映新安物产资源的多样、丰富性,或适应性,是了解宋代以前新安郡情以及农业、植物、动物、税收、财政和科技史的基本材料,具有地方物产资源史研究之价值;三是记录新安历史上的先达、士民、官长、楷模、名人,尤重当代人物,展现出新安宋兴则名臣辈出"的人文盛况,具有地方人物史研究之价值;四是叙述新安历史上的文化艺术、文化现象以及社会习俗等,体现浓郁的地域人文风情,具有重要的地方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之价值。

方志史上的细节关注与史实还原——《新安志》编纂历程考辨及其意义

在南宋孝宗时期,《新安志》的编纂历经罗愿复得《祥符图经》之前、之后及赵不悔知徽州三个阶段。而罗愿的修志准备,最迟从乾道五年(1169)作《附汪王庙考实》已经开始,至乾道九年赵不悔知徽州后,全面展开,并于淳熙二年(1175)修成。因此,《新安志》的编纂历时数年,甚至更长一些,淳熙二年只是个修成的年代,而不是开撰的时间,更不是在这一年内完成的。这有助于反映《新安志》编纂的完整历史,并且透露出罗愿修志的观念和目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新安志》志源考述

罗愿的《新安志》是在南北朝以后地记、图经,尤其北宋大中祥符《新图经》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它继承地记、图经的地理记载的传统,又逐渐超越地记、图经的局限,特别是增扩历史文化的内容,使地方志不断完善,走向成熟。

论《新安志》刻本的系统和价值

《新安志》自宋代罗愿修纂后即有刻本问世,元明清皆有翻刻,而现传的古代刻本基本上是清代的。在清代的4个刻本中,康熙、嘉庆、光绪皆为民间刻本,乾隆本是官本。康熙翻刻明万历本,光绪本又翻刻康熙本,流传甚广,形成版本流传系统的重要一支。嘉庆本也为民间坊刻,以宋本为底本,并参校康熙本,具有较高的价值。乾隆本为四库采进本,馆臣抄写,相对独立,虽有四库全书的通病,但总体质量不会太差,且还有优于它本之处。

论《新安志补》的价值

明代方信撰修的《新安志补》,是一部特殊形态的方志,在方志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它收集保存了大量有用资料,并在资料剪裁、体例安排、建构类目等方面比较严谨,还有史料史实的钩沉考辨以及浓厚鲜明的修志观念,都决定了这部志补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反映出明代方志观念和体例上的新变化。

《新安志》续修钩沉

自南宋罗愿《新安志》纂成之后,宋元明时期不断续修和补充,有史记载的就有近十次,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在我国方志的纂修历史上有典型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除《徽州府志》、《新安志补》等传世外,其它续修之作佚失,续修情况不明,相关记载屡有舛误,也就有了钩沉补阙的必要。这对深入研究《新安志》、徽州文化及方志史都有重要意义。

《永乐大典》本《新安志》佚文订误七条

以淳熙《新安志》、弘治《徽州府志》、道光《徽州府志》为主要参考,广征其他文献资料,对《永乐大典》所收《新安志》的七条记载中的错误作了订正。

《新安志》编纂年代考

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地方志《新安志》，是罗愿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撰成的。罗愿的自序及当时知州赵不悔的序都表明这一点，故《四库全书总目·新安志》日：“淳熙二年，赵不悔为州守，乃俾愿续成之。”并且，宋人“见罗氏《新安志》，刊于淳熙二年”。然而，历史上《直斋书录解题》卷8和《文献通考》卷205的表述则有一定差别，“郡人罗愿撰，时淳熙二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也说“宋淳熙二年（1175）纂”。

宋代徽州的民间宗教信仰——以《新安志》为中心

宋代徽州人信奉的神灵名目繁多,既囊括了传统佛、道诸神,亦包括名目众多、带有很强地域色彩的英雄人物崇拜和自然神信仰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徽州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祈求神灵保护、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态和愿望。而神灵种类的繁多,又体现了宋代徽州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

新安之神 靖民之神——罗愿《新安志》关于汪华的研究

汪华,人称汪公大帝,一直受到徽州百姓的敬爱崇拜。但是在《新安志》问世前,正史记载语焉不详,存有矛盾,并骂其为"贼"。罗愿深受徽州百姓敬爱崇拜汪华的感染,在《新安志》中全面深入研究汪华,为新安之神汪华立传,为主动降唐的"王之大节"辩护,并深刻揭示新安之神汪华即靖民之神、安定和谐之神。

康熙《徽州府志》对淳熙《新安志》内容的继承与发展

淳熙二年(1175)纂修成书的《新安志》是方志学和徽学等研究的重要资料。康熙《徽州府志》与淳熙《新安志》属同一性质的徽州地方志书。康熙《徽州府志》在内容上对淳熙《新安志》的继承主要体现在非常重视人物、人口、土地、赋税、物产等内容的记载。但是,由于两部方志的纂修年代整整相距500多年,康熙《徽州府志》在纂修内容上也适应了时代发展,资料含量明显扩大,内容更为翔实。

《(淳熙)新安志》“嘉庆十七年刻本”质疑

《新安志》乃方志史上的著名地方志之一,现存最早刻本为康熙四十七年黄以祚本,而学界一般认为后出的"嘉庆十七年刻本"出自影宋抄本,是更好的刊本。中华书局编印《宋元方志丛刊》时,亦是以"嘉庆十七年刻本"作为影印底本。本文通过考察台湾所藏《新安志》丁杰刊本与"嘉庆十七年刻本"存在的矛盾,发现所谓的"嘉庆十七年刻本"并不存在,其实是乾隆丁杰刻本的重印本,而其底本来源为康熙黄以祚本。之前认为其出自影宋抄本,是因为对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相关著录有所误解。最后,本文对台湾所藏郑德修校跋本《新安志》的价值作了相关介绍。

休宁齐云山有无“石门寺”--由《新安志》一处标点而起

罗愿《新安志》"岐山"条涉及唐元和四年歙州刺史韦绶感梦而在休宁石桥岩置精舍之事。明弘治《休宁县志》之后的几乎所有徽州府志、休宁县志、齐云山志,直到现代新修相关志书,均认为韦绶感梦所置之精舍叫"石门寺",以至此说广为流布。经对休宁"石门寺"说法来源的细致考查和对罗愿《新安志》、《弘治.休宁县志》相关文字的分析,认为休宁没有"石门寺",所谓休宁的"石门寺"应为"石桥院"。

试论《新安志》中注释的方法、特点及史料价值

《新安志》是宋代徽州学者罗愿编纂的一部方志。是志注释内容丰富,有重要史料价值。注释的方法有补缺漏、备异同、正讹误,注释的特点是旁征博引、引文审慎、内容驳杂。通过对志书中的注释作研究,可窥探罗愿的修志思想,加深对志书的了解,对方志的编纂有指导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