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立新宗”:王富仁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视野

伴随强烈的文化危机感,王富仁从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自己的拓荒之路。他的问题意识在于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危机,现代中国文化何以生长与突围。文化与文学构成了他问题意识的研究双面,从此二者的交叉探求中,他力抗中国文化危机,形塑中国现代文化：这就是以中国社会为枢纽,以精神、个体为标尺的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王富仁体验”,并以此筑建起认知文化与现代人国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化新宗。这不但勾连当下学术处境及生存处境,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生长,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化“别立新宗”有着极大的启迪和规划意义。

威县出土《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新探

《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1913年出土于河北省威县,1933年的《河北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其拓片,并刊载了时任威县县长崔国卿的短文《威县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考略》,封面更集刻石中的"河北"二字为刊名。本文在崔考基础上,对刻石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其所记载的黄河水患、县城迁址等内容,可补威县地方的变迁史,而其集王羲之字,自由洒脱,一气呵成,颇具王体神韵,可与唐怀仁和尚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称集王书法刻石的双璧。

《祝福》:文明的等级、偏至与新宗

相对于日本时期鲁迅关于文明论的集中论述,《祝福》在其文明论探索中具有“后史”的意义,它展示了回国后的鲁迅开始直面中国现实,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念,逆转了早期中体西用的文明复古论,呈现了一个兼容文学与启蒙路径的文明等级论。但是,鲁迅在创造新的代言发声系统时,也把底层解放转换成了底层叙事,陷入了知识分子主体、思想革命、城市面向和向上超越的文明偏至困境,被迫开启了新的文明探索之路。所以,文明之路不能止于代言发声,而应该通过历史的辩证法诉求全面解放,实现物质和精神、精英和民众、传统与现代、世界与中国的有机结合,进而达至“会通”的文明新宗论。

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新左派“政治改宗者”探论

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由传统保守主义者、保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脱离新左派组织并转向保守主义阵营的新左派"政治改宗者"组成。本文将从"语境主义"史学的视角考察新左派"政治改宗者"对其"改宗"动因的记忆与认知,探究历史语境对其"政治改宗"和记忆与认知的影响。

留學生魯迅關於中國道路的思考

魯迅留學日本期間確立了此後的發展方向,也對中國未來的道路作出了深刻的思考。他認爲,中國應通過革命推翻帝制而驟列於共和,從此發展科學和工業,走向繁榮富强,同時要改造國民性,建設好精神文明。中國是一文明古國,又是深受列强侵略的弱國,因此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而應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鬥争,也不去照搬西方式的議會民主,以便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高度文明的'人國'。魯迅的設想中有著某種難以説明白的理想主義,他當時寄希望於超人式的'精神界之戰士',則明顯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一些影響。他在成長的過程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情爱悲剧,“主义”哀歌——鲁迅小说《伤逝》主题蕴含再解读

《伤逝》在主题蕴含层面,不仅涉及其情节层面上所呈现的"涓生"和"子君"这类"五四"一代青年的爱情问题,而且与五四运动过后的特定时代氛围中"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文化和社会实验运动所促成的特殊生活观念情境,以及鲁迅置身这一情境中的个人化的思想感受,有复杂关联。基于此,《伤逝》的主题和情节,形成了提出而不是解决问题、展示而不是弥合冲突的开放式和碎裂型的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