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庭主义与当代青年婚育行为研究

当代青年在婚育行为上越来越多元化、理性化,并且群体内部存在分化。从新家庭主义的分析框架入手,可将青年婚育行为分为四种类型:保守型婚育、自我型婚育、焦虑型婚育和逃避型婚育。现代家庭面对压缩现代性的挑战,形成新家庭主义应对策略。新家庭主义包括经济、伦理、情感、自我四个维度。家庭在发挥其韧性以支撑家庭高强度的发展目标时,出现高度失衡的代际关系、密集型养育方式的不堪重负,家长多重身份焦虑等困境。家庭内部风险不断积聚,逐渐显示其脆弱性,家庭越来越难以承载心灵的自由和幸福。青年由此对家庭价值和意义进行反思,对家文化进行解构,并建构一套新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体系,造成新家庭主义悖论。

绿洲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新家庭生产方式——基于甘肃省古浪县东台村的研究

家庭是人类重要的生产组织单位之一,也是我国农业振兴中数量占绝对多数的主体。在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中,我国家庭生产仍有其活力和优势。河西走廊新绿洲农业生产形成和农业商品化种植过程中,东台村小农户农业经营在生产目标、灌溉方式、性别协作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形态。与此同时,国家和市场越来越嵌入家庭生产过程之中。东台村新绿洲农业生产使得生态、家庭、村落、国家和市场紧密交织在一起,体现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家庭生产的韧性和新家庭生产方式面貌。新家庭生产方式既说明家庭保持传统生产的特征,也体现出了家庭生产在新环境中的动态调整。新家庭生产方式不仅深化了对经济人类学家庭生产方式乃至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理解,也有助于思考完善小农户和现代农业衔接的具体路径。

新家庭主义: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形态分析

在农村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不仅是被现代性力量改造的对象,而且是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能动主体。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功能调适的产物,体现为“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发展目标的嵌入、村庄竞争的激活和家庭风险的内化定义了现代性压力对家庭转型的路径和机制的影响,激发了功能导向的家庭伦理实践原则。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本位,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具有鲜明的功能本位色彩。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政策既要引导和调动农民家庭的能动性,也应适当疏解家庭压力和维系家庭的伦理韧性。

新家庭教育论纲:从问题反思到概念迁变

新家庭教育概念是基于对中国家庭教育现实问题的反思、顺应家庭教育的时代变迁而提出的,它是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一次自我变革,也与历史新时期的"大波段"和"东方文化复兴"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获得了独立地位和自我意识的新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将深刻影响学校教育及人类未来的教育模式。

发展主义、全球化、新家庭主义与老人随迁

流动性社会背景下,为照顾孙辈和子女生活而迁移的随迁老人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大多数的研究探讨随迁老人迁移动力机制时,或使用个人主义视角的推拉理论和年龄模式,或单一使用城市化、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因素,致使其解释力不足。随迁老人现象需要以"家庭思维"的视角来解读,他们的迁移也与中国社会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威权国家的发展主义政策、全球化资本市场及新家庭主义文化共同作用促成了老人的随迁,而老人随迁也成为其家庭应对风险的一种策略。

和谐家庭建设与新家庭价值理念的构建

随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和谐家庭建设。社会的多元化对传统的家庭理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从而导致家庭的稳定性下降,夫妻亲密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老年人处于弱势的趋向愈益明显等。因此,构建和谐家庭,必须树立新的价值理念,如:将夫妻关系由"柴米油盐"经济型关系转变为弹性大、易互动的精神依赖型夫妻关系;正确对待离婚问题,要对话不要武力,倡导冷静型结束婚姻关系的方式;改善婆媳关系,关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浙江省新家庭计划与社区生育文化建设探析

浙江省全面开展新家庭计划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社区生育文化的 建设与发展。这一宏观层面上的政府行为，将新生育文化直接渗 透到微观的家庭机制中；通过家庭（社会细胞）的内在变化，推动 微观个体的进步与发展，并借助各邻近个体（家庭）之间存在着的 互助性、攀比性与趋同性等特质，引发中观层面（社区）中众多家 庭的类化发展，最终推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一种从宏观 上着眼、布局，微观上实施、突破，在中观上取得区域性、集群性成 效，最终又依托各个中观层面的横链式类化发展，实现宏观整体 （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的运作方式。

新农村新家庭计划评估指标体系建设研究

目的:建立新农村新家庭评价指标体系。方法:采用Delphi法进行两轮专家意见咨询,构建新农村新家庭评价指标体系。结果:所选专家从事专业年限平均24.36年,两轮咨询专家的积极系数分别为100.00和97.33,权威程度平均值为0.846,其协调系数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筛选出53个评价指标。结论:专家的代表性较强,积极性高,权威性、协调性较好,用Delphi法建立新农村新家庭评价指标体系成功、有效。

以社区为依托深入开展城市新家庭计划活动——社区建设与城市开展新家庭计划活动研究

新家庭计划活动由浙江首创并率先在浙江农村展开 ,且卓有成效。随着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城市也有必要开展这一活动。城市社区的形成和发展 ,为这一活动提供了载体和依托。在计划生育管理上 ,也要坚持社区居民自治的原则。

以社区为依托深入开展城市新家庭计划活动——社区建设与城市开展新家庭计划活动研究

浙江省开展新家庭计划活动近四年后的今天，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农村开展新家庭计划活动的同时有无必要向城市延伸和发展?城市社区形成和发展以后怎样凭借这一有效载体推进新家庭计划活动?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解决城市开展新家庭计划活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关于深化新家庭计划活动几个问题的思考

新家庭计划活动首先由浙江省提出,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深化这一活动,使之真正成为新时期综合治理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的新路子,就深化新家庭计划活动的理论认识、指导思想、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运行机制四个方面阐发了意见。

“新家庭·智慧爱”的五个教育特征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可是,许多父母包括家庭教育工作者还在对信息技术妖魔化,对孩子使用网络千方百计地给予限制。当然,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防止孩子网瘾完全必要,但如果把孩子与网络隔绝,绝对会造成孩子健康成长与适应时代变化的重大障碍。这说明今天的家庭教育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现农村人口工作转型提升——江苏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新农村新家庭计划的实践与思考

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思路，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人口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方面，事关江苏“两个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大局。

新家庭计划活动与稳定低生育水平

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巩固来之不易的人口转变成果，是摆在广大人口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拟从微观人口控制的角度、并联系浙江近年来开展的“新家庭计划活动”对这一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与大家讨论。

新家庭农业的形成机制与现实影响

以安徽明村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发现虽然农村年轻人常年在外务工,农村的农业生产活动主要由留守在家的老人或妇女承担,但实际上,出于家庭和农业生产的双重需要,年轻农民工到了夏秋农忙季节大多会返乡接替家里的老人或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新的家庭农业生产和组织形式。这种新家庭农业通过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的有序分配,合理利用家庭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实现了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从而提升了小农经济的效率,为农村经济、家庭和国家粮食安全都带来了有益的影响。

社区新生育文化的催化剂——关于浙江省新家庭计划活动的文化思考

浙江省自1993年开始试点，1996年全面推广实施新家庭计划活动。多年来，这一活动对促进浙江省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显著的推进作用。对计划生育工作来说，这一活动的深入开展，对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两个转变”、建立富有浙江省区域特色的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模式等产生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并且在建设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社区生育文化中，以其独特的时代活力，发挥了显著的、积极的催化作用。。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内蒙古科学育儿试点发展路径探析——基于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

本文以内蒙古地区"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科学育儿试点为研究对象,阐明、分析了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及其原因,探讨了发展路径,以期促进亲子关系,为家长交流提供平台,促进婴幼儿健康发展。

个体化与新家庭主义视角下的孝道观念演变

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个体化兴起,给传统孝道带来了冲击。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收集资料。研究发现,在个体化与新家庭主义共同的影响下,孝道观念发生了变化:孝道的认同程度仍然很高,但已经不是首要的道德规范,限制个人自由的、权威性趋向的孝道观念逐渐式微,"亲权子责"变为亲子间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如何尽孝很难有统一的规定,而是在具体语境下通过沟通达成。青年群体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走","职孝"将趋向于"情孝",而后进一步向"诚孝"的方向发展,实现一种角色责任和内心情感统一的新孝道。

精准养老背景下养老照护的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内蒙古“新家庭计划”项目的分析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日益增多,养老需求不断扩大并逐渐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养老照护的完善已成为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重要命题。精准养老是在准确区分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基础上,为不同状况的老年人提供区别化服务供给的服务模式。本文根据内蒙古"新家庭计划"试点地区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养老照护项目引入精准养老的可行性,以期对我国的养老制度提出有益建议,促进养老照护项目的精细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