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党政府时期英国对华的自身形象塑造

新工党政府时期是中英关系快速发展的时期,双方的深入认知与接触必然伴随着不同于以往的国家形象的产生。从英国对华的形象塑造来说,新工党政府时期的英国面临着近代以来的殖民历史包袱,但香港回归一定程度上吹散了历史阴霾,为新的英国形象提供了机会。而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英经济的互补性使得英国积极拥抱“中国机遇论”,为英国对华形象的塑造提供动力。“第三条道路的践行者”“道德外交的信奉者”“文化外交强国”是英国有意识对外塑造的形象,但标榜的理念和实际行动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英国的实际形象或许可以概括为“合作不断深入的伙伴”“广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美国的忠实追随者”“一些不和谐音符的弹奏者”等。就中英战略利益的相关度而言,英国对中国的考量与中国对英国的考量并不相互对应。英国自身的多重国际身份定位决定了英国对华形象的多面性。

从国际角色定位的调整看英国新工党政府对欧盟安全与防务建设的态度变化

欧盟在冷战后致力于共同安全与防务的建设,而在新工党上台执政之前,英国一直对此保持消极态度。但是,自布莱尔新工党上台之后,英国一改前态,积极加入到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英国的传统思想和政治理念发生了改变,而是新工党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对英国的国际角色定位进行某种调整的结果。本文以二战后英国政府的欧洲防务政策与其自身角色定位之间关系的分析为佐证,论述英国新工党政府对于欧洲防务建设的政策变化与其国际角色定位调整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这种调整的有限性。

英国新工党政府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1997年5月,新工党首相布莱尔上台后顺应文化产业的发展浪潮,适时推出了创意文化产业政策。新工党政府执政的13年间,英国创意文化产业的市场规模、经济效益、从业人员及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与扩大。据统计,1997年英国创意文化产业的总增加值(GVA)为297亿英镑;2007年,英国创意文化产业的总增加值(GVA)达到了599亿英镑,这11年的平均增长率接近6%,远高于同期2.97%的GDP增长速度。本文将利用SWOT分析方法对英国新工党政府发展创意文化产业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以及威胁(Threats)作一个审视。

重新建构的“西斯敏斯特模型”——论新工党时期英国的国家治理模式

文章主要用"治理"这一概念来分析新工党下的英国国家的治理模式,并提出1997年后执政的新工党政府并没有放弃英国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西斯敏斯特模型",而是在1979-1997年期间保守党变革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这一以"唐宁街10号"为中心的权力运作方式。本文首先通过强调"国家"在治理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试图建立一种"以国家研究为中心"的方法来分析自二战以后的英国国家性质的变化。其次,在分析"西斯敏斯特模型"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在二战后到1979年的工党与保守党达的"战后协议"中,英国国家的治理模式所反映的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官僚式"的治理方式。1979-1997年,保守党在"新公共管理"、"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新右派思想"的指导下,对"大政府、大国家"进行大刀阔斧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自1997年到现在的布朗政府",新工党"在面对保守党改革所遗留的一系列问题,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构建了英国的传统国家治理模式"西斯敏斯特模型"。

试析英国工党新政府的“安全经济学”

“安全经济学”作为2024年7月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经济治理方法的统称,是其应对广泛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的旗舰政策,涵盖加大政府干预、增加就业权利、促进增长与公平发展等诸多内容。英国政府首次正式以“安全”冠名经济政策,显示了其政策安全化的最新动向。“安全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多重背景,经济危机时期政策“左倾”的历史惯性、工党在国内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欧美左翼政党的影响是主要因素。“安全经济学”内涵宽泛,政策有待细化,效果尚待观察。未来工党政府需要平衡增长与稳定、繁荣与安全、政治与经济等多组关系。在欧美政治新一轮“右转”浪潮中,英国工党将成为左翼政党的“希望之星”还是“微弱之光”仍需拭目以待;而工党新政府能否为英国量身打造适配的发展蓝图,将是“安全经济学”成功的关键。

试析英国工党政府对欧洲一体化政策调整的背景

一国的外交政策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密切相关。英国自布莱尔1997年上台执政后,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对欧政策。工党政府之所以调整对欧政策,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包括国际环境的变化、英国工党自身对欧态度的转变以及前任保守党政府对欧政策陷入困境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