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

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的征文反映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他们认为:首先,国民党政府应变对日妥协为积极抵抗;其次,国民党应废除其一党专制,实行宪政,给人民以人身自由和其他种种自由权力,以便动员和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第三,应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知识界反对对日妥协,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更加高涨。“七七事变”后,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践行着知识分子个体和整个民族“新年的梦想”。

新年的梦想

我的新年计划，就像有一部电影里说的，只要开始，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下一个问题，解决下下个问题——等解决了足够的问题，应该就离梦想很近了。

想象国家: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剖析

1933年《东方杂志》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向社会征文,144位参与者的梦想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他们关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思考。从参与者的人脉网络、学术主张、政治取向来看,这一活动反映了左翼知识人的国家想象。主权在民的现代民族国家原则之下,他们强调民众在未来国家中的地位与意义;在建构未来国家经济体制方面,他们似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共同追求,但在建设目标、达及路径方面又有明显分歧;他们基于"反帝"的共同经历定位未来中国与世界,希望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实现"大同世界"成为共识。

世界、国家与个人三重面向的“中国梦”——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专栏解读

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组织了轰动一时的“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参与应征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国家与个人的三重面向构筑了立体的“中国梦”。在世界面向,他们梦想未来中国能民族独立,承担世界责任,实现世界大同;在国家面向,他们直面亡国灭种的危机,号召停止内争,一致抗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个人面向,他们追求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统一。他们建构“中国梦”的立体思维和思想资源为今日的中国梦提供了历史借鉴与经验。

《东方杂志》与抗战前知识分子的思想调查——以“新年的梦想”专栏为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在面临亡国的危急形势下,胡愈之主持的《东方杂志》于1933年来临之际策划了“新年的梦想”活动,展开了对广大民众的抽样调查。此次调查,《东方杂志》设置“梦想的未来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等议题,将国家命运与个人生活结合一起,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可以说,这次梦想调查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也从各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们对团结一致、救亡图存的内心期待。

1930年代“新年的梦想”之剖析

1930年代的中国曾经有过一场关于“新年的梦想”的社会调查,收回的两百多个“梦想”基本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也基本体现了这一时期时代思潮的走向,是1930年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认识水平的一次集体展现。但是,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这一残酷背景下,“梦想”中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更多的是对黑暗现实失望后的情绪渲泄,大多缺乏对未来的强悍自信,反而充满无力践行梦想的失望和悲愤。

新年，我们为梦想加油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想。每一个新年，梦想都从我们心里出发。历经了多少春夏秋冬，梦想依然是我们灵魂的不朽载体：历经了多少风疏雨骤，梦想依然是我们生命航船的不灭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