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税收协定与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基于协定条款异质性的因果证据

双边税收协定理论上能够减少跨国投资的不确定性,降低跨国公司的税收负担。然而协定对于绿地投资有无促进作用,协定中哪些条款能够发挥实质性作用,目前缺乏系统的因果证据。本文基于2003—2021年122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检验了双边税收协定对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影响,并讨论不同条款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双边税收协定显著提高了中国对缔约国家或地区的绿地投资,协定对高制度质量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促进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协定中的税率优惠条款和税收饶让条款是促进绿地投资的关键因素,包含两个条款的协定比单一条款发挥的促进作用更强。

遏制盲目投资 能效矿山升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水泥行业发展的启示

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对福建、河南、海南、甘肃、青海等5省反馈了督察意见。水泥企业要从中央环保督察警示案例中吸取教训,关注能效、矿山治理和环境综合治理,谨慎决策新建项目,避免盲目投资,从增资扩产的增量向优化存量的提质转变。

2023年对外直接投资回顾与2024年展望

2023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总体起色不大,其中绿地投资增速下滑,跨境并购交易依旧疲软。与之相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稳中向好,特别是绿地投资动力强劲。预计2024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将依然疲弱,但我国对外投资仍有较强动力。对此,建议相关政府部门以服务国内大循环为最终目的,引导跨境产业链合理有序布局,提升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同时,鼓励企业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强化企业风险防范应对能力。

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稳外资面临的主要挑战——基于绿地投资数据的分析

当前,加速重构的全球产业链呈现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绿色化和数字化特征,给我国稳外资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挑战。基于《全球绿地投资数据库》,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下来华绿地投资的影响效应进行全面评估,发现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来华绿地投资金额和项目数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转移压力;来华绿地投资减少的主要来源是发达国家、生产链条相对复杂的行业、旅游相关行业以及国内中部地区的绿地投资;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下,稳外资面临全球经济持续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和美国对华“脱钩”、全球引资格局竞争加剧等诸多挑战。应推进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为稳外资提供保障;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升级,打造稳外资新增长点;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进程,引导外资投向绿色清洁领域和环节,稳住外资基本盘。

ESG表现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绿地投资的影响研究

随着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的特定优势已经发生深刻转变,探讨Environment,Social,Governance(ESG)表现是否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极具现实意义。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ESG表现与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地投资保持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影响机制看,ESG表现可以通过声誉传播机制和生产率提升机制促进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地投资。研究结论对企业在国际化中强化ESG建设从而构建新型国际竞争优势、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化绩效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与跨国投资模式选择

企业数字化变革深刻影响了上市公司跨国投资的策略选择。选取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会以更大的概率选择绿地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绿地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非敏感行业中实施企业数字化更有可能促进企业以绿地投资方式开展对外投资。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分析

选取东南亚11个国家2008—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东南亚国家的贫困发生率,各国经济的增长、政府支出的增加、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有效缓解当地贫困;(2)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通过资本形成、贸易促进、技术溢出等机制来实现;(3)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投资数据的研究发现,绿地投资与交通投资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

公路工程施工阶段投资控制的研究与实践

公路工程属于系统性复杂工程,其投资控制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施工阶段因准备不足、管理水平低等原因而导致变更设计、索赔等投资损失。通过探讨与分析公路工程投资控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与建议,并在上海市S7公路(月罗公路—宝钱公路)新建工程主线工程开展投资控制实践,节约投资超2亿元。

母国工业智能化与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

本文基于2003—2019年全球71个国家的数据,系统考察母国工业智能化与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工业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因果识别检验后仍然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生产率、市场需求是工业智能化影响制造业绿地投资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的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促进效应还会传导至产业链的上下游行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来源行业生产成本较高、投资目的国市场规模较大以及母国与投资目的国地理距离较小时,母国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强。

双边投资协定与我国对外绿地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时点DID方法

本文基于2003-2021年我国对123个国家的绿地投资数据和双边投资协定签订情况建立模型,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验证了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绿地投资的促进作用,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我国对外绿地投资,且促进效应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最后,本文根据实验结果,为制定双边投资协定以促进我国对外绿地投资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如提高与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的协定质量,加大投资协定的宣传等。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转变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转移

中国“走出去”战略从出口加工贸易向更高水平开放的“双循环”模式转变,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种主要方式,具有区位选择广度和深度的时空差异。绿地投资区位选择覆盖国家多、较分散,呈现技术、市场和自然资源等多元动机,而跨国并购区位选择主要聚集于发达国家,呈现较强的技术寻求动机。区位选择深度方面,绿地投资的累积投资空间分布形态呈多中心和次中心集聚特征,主要偏好北美洲、欧盟、亚洲和大洋洲国家,而跨国并购的累积投资空间分布呈现以欧洲为核心的单中心集聚特征,偏好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和北欧国家。但近年来受到逆全球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区位向东南亚国家等区域一体化方向转移。

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经济增长

不同流向上的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对相应东道国和投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存在差别的。本文利用中国1991—2008年的数据,对海外并购、外商并购、海外新建投资及外商新建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认为,若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现阶段中国应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优先选择海外并购,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上优先选择外商新建投资。

跨境进入的模式选择:跨国并购、绿地投资还是合资公司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具备了进入境外市场经营的能力。对跨国并购、绿地投资以及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进行比较分析,以及对不同微观、中观和宏观情境下如何做出不同境外进入模式的选择决策的分析,有助于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判断交易成本的大小、掌握内部和外部的资源特点和比较优势,更加准确地采纳最适合的境外进入模式。相关政府部门应该营造更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法规等宏观制度环境,并适时地做出开放股票发行市场的决定。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绿地投资的比较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并购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形式,其投资总额已远远超过“绿地投资”。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均对受资国经济有所影响,在短期内,跨国公司以绿地投资或并购形式进入受资国对其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存在差别,但最终的影响由受资国特定的环境所决定。并购和绿地投资都将在一定程度上给受资国经济带来溢出效应和示范作用。当然,并购也会给受资国经济带来潜在的风险,因此,受资国完善外资立法,构建国内企业并购规制体系将成为必然选择。

并购与新建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并购和新建投资是企业外部扩张和内部扩张的两种典型战略发展方式。本文运用战略管理、产业组织和并购理论,从中提炼出并购与新建投资决策影响因素。认为影响并购和新建投资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市场的竞争程度、资源的限制、资源的可转移性、行业需求变化,影响并购和新建投资活动的内部因素主要有进入市场速度、企业战略类型、管理水平、主营业务多元化程度、企业文化、企业并购经验以及管理层偏好,并试图建立并购和新建投资战略选择框架。

并购与绿地投资适用边界的经验研究

文章将影响企业并购和绿地投资选择的因素归纳为10个指标。以欧洲和北美的发电企业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对影响发电企业投资方式的因素进行经验研究,并建立了企业并购和绿地投资边界的Logistic决策模型。结果表明:企业规模、战略资产、企业经营经验、文化差异、差异化能力等因素(指标)与并购存在正相关性;而市场增长率、市场竞争度、企业战略类型、管理水平等因素(指标)与并购投资方式选择存在负相关性。

并购与新建投资的选择策略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新建方式实现的,并购处于次要地位。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以及人们意识、政策的影响,并购投资在我国渐渐兴起,目前已经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种主要实现途径。

OFDI逆向技术溢出门槛与母国技术进步——基于绿地投资与企业海外并购的比较

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两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横纵两向比较与探讨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海外并购技术转移度低于绿地投资技术转移度,因而企业海外并购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包括研发资金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均高于绿地投资的溢出效应,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均有促进作用。同时,受到母国研发资金投入与人力资本存量约束,二者分别为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设立了最低与最高"门槛值",企业海外并购数量超过最低"门槛值"与绿地投资低于最高"门槛值"均会带动母国技术进步,反之两者都抑制母国技术进步。因此,中国应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中企业海外并购份额,以提高技术进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