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的“报刊”:清末民初新式教科书中的报刊叙述(1902-1922)

教科书是一个独特的知识空间,也是一种典型性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新式教科书中的报刊叙述(1902-1922),为探讨近代中国新闻学学科酝酿时期的报刊知识生成方式、传播途径、内容水准、积累与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清末教科书以旧识比附报刊,在进步思维中编织报刊叙述话语;民初教科书凸显报刊言论价值,引入新闻学,并将报人报业纳入叙述框架,一定程度开创了近代报刊素养教育的雏形。教科书中的报刊知识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也助推了学生个体的社会化。

文化赋形与意义阐释——以王亨统编撰新式教科书为中心

教科书编撰是一项社会文化活动,教科书名称与类别、语言与文字、形式与体例等体现了编撰者的知识选择及文化赋形。王亨统从1893年开始编撰教会学校新式教科书,经学务处审定为新式学堂教学用书。王亨统以其对不同文化的体悟,在新式教科书中进行生命场域赋形、语言文字赋形、身份建构赋形,阐释了他对人的本体力量的关注以及对富强中国的汲汲以求。具体表现为新式教科书以"地理"为始业,从空间认知上消解中国传统天下观,确立世界万国观;以"直观"为辅助,从符号上强化感性的厚重与灵性的升华,以获得进步之阶梯。以"训蒙"为担当,从主体上以求中国富强立基,文明启达。教科书的文化赋形是"内在的外化",贯穿着教育启蒙诉求,引领人的智识水平"自在"与"兴现";受制约于教学心理制约,呈现教学过程"规范"与"层递";彰显主体性智慧,蕴含编撰者"惯习"与"场域"。

沈心工对中国新式教科书之贡献

沈心工是中国首届师范生,1897年参编南洋公学《蒙学课本》是中国人自编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为近现代教科书发展指明方向。1904年,他在南洋公学附小开设唱歌课,以歌作戈,陆续编辑《学校唱歌集》《民国唱歌集》《心工唱歌集》等音乐教科书,成为中国近现代中小学音乐教科书之父。沈心工以其师范教育背景和先锋使命感,编辑的教科书首次规范单位时间的教学内容,并设计课文辅助系统,有利于教学活动目标明确且集中;首次阐明国民素质与国家兴亡重要关系,明确国民教育之重要,目的直指社会改造;首次明确教育要合乎儿童心理发展,立足长期教学实践,探寻教科书编制规律。

清末新式教科书编译、审定及出版情况略论

清末,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研习西学,国人教育全面转向。京师大学堂、学部、教会和官书局、民营出版社,编译、审定规则及出版新式教科书,是这一转向的诸多时代特征。清末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革新和变迁,更为我们今天文化、教育的再度转型提供某些借鉴与启示。

张元济:近代新式教科书的编辑先驱

清末,我国教科书近代化正处于启动的关键时期。张元济作为我国近代新式教科书的编辑先驱,在教科书的编辑宗旨、编辑方法、编辑科目、编辑内容方面做出了尝试与努力,对我国教科书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狄考文与近代新式教科书编写

作为19世纪最有声望和影响的传教士教育家,狄考文在华的文化教育活动适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要求,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晚清新式教科书述评

晚清新式教科书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而兴起的。有外国传教士编 ,也有中国人参与或独立编的 ;有私编的 ,也有官编的。此时的教科书处于中国新式教科书中的初级阶段 ,有其进步性 ,也有不足之处。但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

二十世纪混合数学教科书的先河——《布利氏新式算学教科书》之考察

《布利氏新式算学教科书》是20世纪中国翻译的第一套混合算学教科书.该套教科书具有以下特点：内容丰富;注重代数与几何之间的融合,突出数形结合思想;注重多学科内容的整合.它的产生是对当时数学教育界分科教学观念的一次冲击,开中国初中数学进行混合教学改革的先河.

从“子民”到“国民”:观念转换与意义阐释——以陈子褒编撰新式妇孺教科书为中心

1895年之后,陈子褒开始编撰新式妇孺教科书,陆续出现"子民""国民""女国民""国家之母"等内容,建构以"国家"为核心的国民观。这些教科书从"天下国家"到"国民国家",强调"国民"与"国家"同构,"国权"与"人权"统一;从"半教立国"到"女子读书",倡导"造就平等之智识",明确"以学救愚""以教育兴国";从"仁者爱人"到"一样亲爱",呼吁"我国民,要相亲",排列"爱国""爱人""爱己"顺序。陈子褒以"妇孺之仆"的实在努力,开创性建构及多样表达国民观,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国家想象,彰显了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创生的过程,也诠释了新式教科书承载的时代精神,为中国教育启蒙现代"人"开辟了重要道路。

早期新式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世界书写

教科书承载着国家和社会对未来人才的培养理念。20世纪30年代的新式小学教科书不仅奠定了当代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形式,更汲取了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教育教学理念。教科书文本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大环境中,将学生的世界观、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培养寓于世界历史和全球发展的视野中。这些做法都值得当代教材编纂者借鉴。

中国首届师范生之教科书贡献

1897～1903年，南洋公学培养了中国首届师范生，他们编撰（译）新式教科书270余种。南洋公学师范生成为以专业知识建构并引领中国新式教科书的第一群体，他们一系列的致力于新式教科书的努力都是为了配合“我们”来启蒙而做出的努力，确立了中国人作为启蒙主体的地位。这些新式教科书为中国教育启蒙建构自我支撑的全新知识体系，字里行间彰显着时不我待的急迫以及舍我其谁的先锋使命。

教科书与近代教育

【正】 19世纪中,我国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鸦片战争爆发后,社会形态发生了广阔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从社会经济到社会政治,从人们的思想意识到社会文化。其中,西方教育形态的输入,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制度的形成,旧教材的丢弃,新式教科书的产生,正是这一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在我国近代新式教育制度和新式教科书产生之前,传统的教育制度使用的教材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识字性质的,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幼学》等;另一种是应科举考试的,加《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等。这些教材都是文言文写成,文字艰深,儿童读不懂,知识面窄,内容陈旧。再加上当时的教学方法简单,

教科书的滥觞、发展与竞争

中国教科书的出版,是与现代教育兴起相适应的。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可以分为滥觞、发展与竞争、国定本三个阶段。新式学校建立之前,私塾所用的教材是童蒙读本。最普通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此外还有《千家诗》、《神童诗》等诗歌,《龙文鞭影》以及《幼学琼林》、《幼学杂字》等;

王国维佚词《暑假歌》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迫于形势,准备废科举,改行新学制。于是,改旧礼部为学部,学部之下又设立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和编译图书局,后者主要负责编辑当时大、中、小学所急需的新式教科书。编译局局长是云南特科状元袁嘉谷。王国维、缪荃孙等学者也一度在局工作。据袁的学生张连懋:《袁屏山传记》(民国二十八年昭通刻本)引袁嘉谷回忆说:当时编译局有鉴过去中国学校只念书,不唱歌,参照国外学校经验,也开始为各级学校编一些音乐教材。袁氏深知王国维长于词学,特请他填写了一首《暑假歌》。其词云:

文明书局的笔记小说

文明书局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设在上海南京路,后迁至河南路,与商务印书馆邻近。创办人俞复(仲还),廉惠卿(即廉泉,号南湖居士)与丁宝书。书局以出版新式教科书而闻名学界,后制作铜版,印刷了许多精美的画册碑帖,十分行销,远及日本和南洋群岛等地。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北京王府大街36号,是商务印书馆所在地。这个昔日无足轻重的小印刷作坊,如今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出版社。提起商务印书馆,人们不会忘记一个人,他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整整56年,是他一手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界的崇高地位。他就是张元济。张元济,1867年生于海盐,25岁时金榜题名,成为海盐张氏最后一名进士。在维新运动中,血气方刚的张元济也深深地卷了进去。

中华书局传统文化出版重镇

时下,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预计2015年可完成,而中华书局早期位于上海市澳门路477号的"上海总厂",正变身为"中华1912创意园",用以打造"办公、商务、公寓三空间"。这也意味着,百年老店中华书局已无"家"可归。一时间,舆论颇为关注。在中华书局工作过的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比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还要早。

辛安亭与小学教科书

辛安亭(1904—1988),字适然,山西离石人,他31岁从北京大学毕业,在太原的师范学校和中学教了三年书,1938年毅然奔赴延安时已经34岁了。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教材编审科,很快成了行家里手,长期担任编审科科长。1942年,他组织编写出版了全部初小和高小的教科书,包括国语、算术、历史、自然、地理、卫生等门类,每个门类有一至三册,是普及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山东解放区等地方的影响广泛的新式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