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政界、金融界和学界曾掀起一波农村金融的浪潮,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若干商业银行展开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民组织及农民个体的贷款,并形成了一套理论思路和操作规程。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当时上海等少数大都市游资汇集而广大农村却严重缺乏资金的资源畸形配置状况,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需要解决受体的设计。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种信用受体,它本身并不是金融机构,它以加入者的信用来降低贷款风险,并以此来促进中国农村社会信用共同体的发育。农村新式金融的品种设计是从实际出发的,风险防范是有效的。农村新式金融可以做到低成本和薄利润,农村新式金融专业机构除了在开创期需要政府投入外,其日常经营能够做到自负盈亏。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参与其间,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农村新式金融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和货币条件才能稳步推进,需要政府的自律清廉才能约束其成本和贷款方向,这些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的局限性,并注定这次农村金融新的尝试不能取得成功。

民国时期新式金融在西北的农贷活动绩效评价

民国时期,新式金融在西北各地的建立,相比较于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起步较晚,机构数量也较少。其所进行的农贷活动虽涉及农村经济、农业生产与农户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缓解该地区农村资金市场的压力、减轻农户所受传统高利贷的剥削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参与农贷各方目的的不一致性,新式农贷机构分布很不均匀,一些农贷机构被地主、富农操纵,农贷活动借贷手续烦琐、时效性差,贷款平均分散等原因,活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总体上说,农贷活动并未对该地区传统借贷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冲击,西北农村金融现代化的目标并未实现。

官商资本与近代北方新式金融研究(1912-1927)

民国初期,北方地区新式民族金融业出现发展高潮,短短十余年间,便已初步构建起包括国家与地方银行、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新式金融体系。但与江浙地区不同,北方地区民族金融资本主要源于官商资本,这种现象的出现,为北方普通民族商业资本薄弱,市场发育不足背景下金融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经研究认为,官商资本为北方民族金融业的起步、金融体系的构建起到必要的资本积累作用,但其过度依恃特权与注重政府业务,偏离服务工商实业的经营模式,不仅不利于金融体系稳定发展,亦使其自身过于脆弱,易受政局变动影响。

抗战前新式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与资金深入农村

抗战前新式农村金融从无到有,并得到了初步发展。农村金融的核心问题是资金如何顺利深入农村并得到合理使用,而这又必然要以有效的金融组织体系为基础。本文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展现新式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以及资金深入农村的渠道和方式,并探讨当时这种组织结构对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积极作用和不足之处。

近代苏州货币金融变迁

苏州被增辟为新的通商口岸之后,其货币金融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苏州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货币,先后出现银钱并行时代;银元、银角、铜元、银元票、纸币多元化时期;以及法币、金圆券、伪银行券、人民币整合统一时期。而近代苏州金融机构也门类繁多,有传统的典当、钱庄、票号等;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在华设立银行,民国逐渐形成“四行、两局、一库”的金融体系,苏州在此体系下出现了众多的近代银行,呈现出复杂混乱的景象。旧式的封建金融机构由于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逐渐被以银行为代表的新式金融机构取代。货币与金融的变迁见证着近百年来苏州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也见证着苏州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钱庄、典当、票号等旧银钱业与新式金融机构银行出现了相互竞争、相互交织的局面,共同推动着近代苏州金融车轮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