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性与国家化:新乡土德治的理论来源、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探究

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史的主体,而乡土德治缔造了农耕文明的基因。新乡土德治是乡土性与国家化相结合产生的乡村德治新形态,其理论生成来源于“根脉”与“魂脉”的统一,是乡村德治重释文明与重塑认同的产物。新乡土德治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乡土性与国家化的关系,让传统道德赓续民族血脉,传承文明基因,体现乡村德治的民族特色、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让国家化成风化俗,正心明道,赋予传统道德以现代性力量。在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变迁中,新乡土德治面临德治价值之困,德治规范之散,德治权威之尴等系列现实困境,冲击着乡村德治的价值、结构与秩序。基于“以何治-如何治-谁来治”的逻辑,从基因传承、制度支撑和结构化权威方面探究了新乡土德治的实践路径,实质是“历史-文化-政治”维度的价值共生,是传统与现代德治元素的共契共治。只有如此,新乡土德治才能实现为乡村振兴培“根”铸“魂”的治理目标。

中国的希望在于重建信仰——评房宁《当代中国的新政治哲学——论以德治国方略》

此书最大的价值是点破了以德治国的历史方位和内在逻辑。 以德治国的历史方位在哪里?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将法治与德治相比较的话,应说是法治兴于前,而德治兴于后。战国至秦,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全盛期。在法家思想指导下,秦国开阡陌,封疆域,承认土地私有,奖励耕战,严刑峻法以绝犯罪。

路径依赖与形式非理性:现代国家建构视角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逻辑反思及重构

建构现代国家是亿万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及其官僚体制必须将其置于现代国家建构视角下。马克斯·韦伯从理性主义出发建构官僚制理论,论证官僚制与现代国家的相互关系。由于路径依赖、体制机制安排和结构化障碍等原因,中国官僚体制出现传统性因素与现代性因素、公共性与私人性彼此纠结的问题,导致政府体制生态出现位移和变异现象,究其内在逻辑和真正原因在于中国官僚体制的形式非理性和新德治传统的影响。因此,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政府体制改革,必须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官僚体制理性化规范化,改进和完善现代政党政治,推进意识形态的世俗化理性化。

中国式现代化德治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德治建设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但治理理念的创新和社会转型的张力使得传统德治遭遇现代挑战,这对新时代德治建设提出新要求。一方面,要求革新传统德治,依托法治、平等、自由的现代价值观,推动个体不仅要做一个好公民,还要成为有新时代治理能力的主体;另一方面,要求社会不同主体在平等参与的前提下广泛深度互动,打造上下一体联动的居民自治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此外,新时代德治在理论上同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契合,推动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充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深化新时代德治建设实践路径,在个体层面要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为抓手,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社区层面要以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为依托,促进党建引领与社区道德教育相结合;在社会层面要以城镇德育文明空间为载体,融合新时代德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系统发展。